柏杨

他得不到公孙鞅所得到的坚强支持，皇帝赵顼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他只能把旧党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首长，不能把旧党全部贬为平民。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于是呈现出一种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异场面，即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 
  一○七六年，王安石终于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他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然而不久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八五年，赵顼去世，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临朝执政。她立即召回被贬到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担任宰相。刹那间，变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销，一切恢复原状，即韩琦所欢呼的原状。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四○三年到纪元后九五九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六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九 旧党的分裂
  司马光于当宰相的明年（一○八六）逝世，他的继任人选继续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图屠杀新党。－○八九年，已被贬为邓州（河南邓州）州长的新党前任宰相蔡确，在游安州（湖北安陆）风景区车盖亭时，作了一首诗。旧党立刻挑拨说，它是讽刺正在当权的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受了刺激，立刻像一头母老虎般地大怒起来。幸好有人恐惧大规模流血的镇压可能招来大规模流血的报复，才改为从轻处置，仅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三十余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蔡确则贬窜到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新州（广东新兴），死在贬所。 
  这是旧党猛扑的高潮。 
  然而旧党内部却适时的分裂，使他们的力量不能集中。导火线与司马光之死有关。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来时，政府官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只有皇家教师（崇政殿说书）程颐反对，他说：“孔丘说，哭的那一天不欢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在旁幽了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程颐不能忍受这种奚落，决心报复，命他的学生贾易、朱光庭弹劾苏武在主持国立图书馆官员（馆职）考试时，所出的题目，故意诽谤政府。这弹劾引起反应，苏轼的朋友孔文仲也弹劾程颐污秽阴险。是五鬼之魁。于是旧党遂分裂为下列三党：  
  党的名称，以领袖的籍贯而定。程颐，洛阳（河南洛阳）人。苏武，眉山（四川眉山）人，属于古蜀地。刘挚，东光（河北东光）人，属于河朔地区。他们之间的斗争全是意气斗争，但十分激烈，而且很自然地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而把对方驱入小人系统，互相恨入骨髓。宋政府在对新党人士大批放逐外，又忙着大批放逐内斗中失败了的旧党。 
  一○九三年，旧党护法神高大皇太后逝世，已经十八岁的皇帝赵煦对这位干涉国政的老祖母，早忍受够了。他跟老祖母当年迫不及待召回旧党领袖司马光一样，也迫不及待地召回新党领袖章惇，恢复新法，贬窜旧党——只一位例外，就是司马光最得力的党羽之一蔡京。当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销“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短促，不容易办到。原属新党的蔡京正担任首都开封市长（知开封府），竟如期完成，以致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现在他看见旧党失势，叛离旧党，再投入新党。 
  我们可把两党交互当权情形，作一排列：  
  本世纪（十一）在新党重执政权中闭幕，转眼就到下世纪（十二），旧党彻底溃败，新党从内部变质。 
  十 儒家学派的主流——理学诞生
  最后，我们要叙述洛党领袖程颐，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就在本世纪（十一）末期，儒家学派中兴起一个新的支派（这支派后来发展成为主流）——理学，即由程颐开创。他的哥哥程颢则是他的同志，当时人称之为“二程”。他的老师周敦颐，是一位唯心论的哲学家，对“无极”、“太极”、“阴阳”、“动静”以及它们的交互影响，有特殊的研究和见解。程颐从他老师那里得到唯心哲学，再吸收佛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神秘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学。理学家认为人生应该严肃，而且要非常非常的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不许可有其他意念。游戏和幽默，都被视为罪恶，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这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第七任皇帝赵煦登极那年（一○八五），只有十岁，正是贪玩的孩子，有一天上课时，偶尔折了一枝柳条来玩，程颐立刻正色阻止说：“春天时节，万物生长，不应该随便攀摘，那会伤害天地和气。”赵煦把那枝柳条悻悻扔掉，气得发抖。对一个十岁顽童，就作如此压制，无怪引起苏轼一派的反感，认为他囗丧人性。连最顽固的司马光都叹息说：“使皇帝不愿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颐这种人。” 
  我们再叙述三件事，以增强对理学的认识 
  第一 前面曾提及儒家学派主要的思想根据——《五经》。另外还有若干辅助性的书籍，如孔丘言论集《论语》，即占仅次于五经的地位。但到了下世纪（十二），朱熹又把《论语》跟孟轲言论集《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并肩，称为“《五经四书》”，后来渐渐代替《五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经典。 
  第二 程颐坚决主张压制感情和灵性，认为没有感情和灵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对任何和感情灵性有关的事物，包括艺术与文学。曾有人对他吟诗句：“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谢娘桥。”程颐变色说：“鬼语，鬼语。”他要求的是，人类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圣人，凡不能帮助这项目的的行为，都是邪恶。 
  第三 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 
  理学在本世纪（十一）没有发生大的作用，反而一开始即行碰壁，即苏东坡的攻击和程颐被逐出政府。但到了下世纪（十二）末，他的门徒的门徒朱熹，在政府取得权力后，才正式结出果实。 
  十一 东西方世界
  一○三一年（西夏帝国建国前一年），西阿拉伯帝国（白衣大食）无子嗣，奥米亚王朝绝，哈里发改为选举。 
  一○四○年（好水川战役前一年），突厥回教徒塞尔柱部落酋长托格兹，称苏丹（皇帝），于中亚（今阿富汗北部）建立塞尔柱土耳其帝国。 
  一○七三年（名将王韶收复河湟地区前一年），天主教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改革教会，禁止教士经商娶妻，并不得向君主行臣服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否认禁令，打算把教皇罢黜。格列高里七世下令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 
  一○七七年（王安石辞职的次年），亨利四世自从被逐出教会，国内纷叛。不得已，大雪中赴罗马，身披悔罪麻布衣，赤足立于坎诺萨堡（教廷）三昼夜，格列高里七世始予赦免。 
  一○八四年（高大皇太后引用！日党领袖司马光，尽废新法的前一年），亨利四世进攻罗马，以报复被罚之仇。格列高里七世向两西西里王国求援，亨利四世败走。两西西里兵围入罗马城后，大掠二 
  一○九四年（新党章停出任宰相，尽复新法），塞尔柱土耳其帝国禁止基督徒赴耶路撒冷朝圣，并且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皇帝亚历苏斯一世大惧，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救。 
  一○九五年（章停出任宰相的次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门召集宗教会议，呼吁组织十字军，对伊斯兰教徒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