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

一个道德上没有暇疵的人，才有资格去治理国家；一个道德上有暇疵的人，即令再有才干，也不会把国家治理完善。至于道德的内容和标准，则由道家学订定。 
  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又称为“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学说为中国法定思想，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受到拘束，经过一千余年的累积，到了本世纪（十二），更加严厉的拘束，在理学家道学家手中完成。 
  问题就恰恰发生在这里，因为道学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难有人能够达到际准，连道学领袖，圣人系统中最重要人物朱熹都不能。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为了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这跟程颐对付苏武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一、道学家在礼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胄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 
  这种偏差的行为，当然引起反感。道学与反道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道学的一派在宰相韩侘胄领导下，获得胜利。一一九六年（已是本世纪尾声），第十五任皇帝赵扩下令，禁止道学传播，担任国立图书馆官员（秘阁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职。但只禁止了六年，到下世纪（十三）一二○二年，即行解禁。但道学家却掌握着两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洞书院当校长，学生遂成为道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道学家之手。它只录取赞扬道学的人，知识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道路上。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灌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这就是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对此有简明的印象。 
  十 东西方世界
  一一四七年（岳飞冤狱后第六年），第二次十字军兴起。 
  一一四九年（金帝完颜亮即位），第二次十字军结束，历时三年，他们在叙利亚境，即被击退。 
  一一六六年（采石战役后第五年），英王亨利二世颁布《克拉林敦条例》，设司法陪审员制度（这是英国人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使人权获得法律的具体保障，本年应是文化史划时代的一年）。 
  一一八五年（宋帝赵构逝世前二年），日本（平安时期）终。 
  一一八六年（宋帝赵构逝世前一年），日本征夷大将军源赖朝，在镰仓创设司令部，号令全国，世称“镰仓幕府”。日本幕府政治自此开始，“前期武家时代’也自此开始。 
  一一八七年（宋帝赵构逝世），伊斯兰教徒兴起反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王国亡，欧洲基督徒大为震恐。 
  一一八九年（金帝完颜雍逝世，孙儿完颜憬继位），第三次十字军兴起，统帅都是名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王腓力、英王狮心李查。 
  一一九二年（宋帝赵伯琮病逝前二年），第三次十字军结束，历时四年。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在小亚细亚渡河时溺死，军队星散。腓力于中途折回。李查挺进到耶路撒冷近郊，跟回教领袖萨拉丁订约缔和，规定基督徒可以自由朝圣。 
  一一九五年（宋政府下令禁止道学前一年），东罗马帝国皇帝艾沙克二世，荒淫无道，贵族把他废掉，立他的弟弟亚力苏斯三世继位。艾沙克二世的儿子逃亡到意大利，广结外援，企图使他父亲复位（种下了下世纪第四次十字军戏剧性结局）。 
  
  第二十六章 第十三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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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纪，英国在它的不列颠小岛上，颁布《大宪章》，创立国会，为人类立下万世光芒的楷模。但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却一片血腥。 
  原因是蒙古帝国像巨怪一样，在荒凉穷恶的瀚海沙漠群上崛起，它的强大攻击力量，超过女真百倍。开国可汗铁木真，在攻陷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花刺子模王国的重镇不花刺城（乌孜别克布哈拉市），准备屠杀之前，曾把居民召集到祈祷场，向他们宣布说：“你们必须知道，你们都犯了滔天大罪，所以必须加以惩罚。你们一定会问，我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犯罪。我告诉你们，我就是上天的灾祸，如果你们没有犯罪，上天为什么派我来屠杀你们？” 
  在这种逻辑下，中国版图上的四个帝国：辽、西夏、金、宋，全被消灭。 
  本世纪最后二十年，汉民族第一次全部沦入异民族的统治之下。 
  一 韩侘胄北伐与失败
  上世纪（十二）六十年代，宋帝国大将张浚大举北伐，结果在符离（安徽宿州）被击败。从此再没有人敢想这件事，大家沉湎在首都临安（浙江杭州）歌舞升平之中，把反攻当作一件不祥的妄动。一直到韩侘胄当宰相，这个反苟且偷安传统、雄心勃勃的人物，决心再度北伐。他遭受最大的阻力在意料中的来自道学家，道学家抨击他开罪邻邦。韩侘胄用严厉的手段对付他们，他请皇帝下令禁止道学，并把道学领袖朱熹逐出政府。但到了本世纪（十三）开始后的第三年（一二○二），有人劝告韩侘胄应该适可，而止，如果压迫太甚，可能招来的报复更大。韩侘胄也厌倦于内斗，才把道学解禁。 
  韩侘胄选择本世纪（十三）初北伐，时机上十分明智。金帝国正被北方新兴的蒙古诸部落连连击败，而韩侘胄在把道学家整肃了之后，已完全控制政府，兵源粮秣，都获得充分的支持。可是，他没有适当的统帅人才，连张浚那种庸碌之辈都没有，他所依靠的全是一些用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将领，这些将领在太平日子里表演韬略有余，却没有能力实际行动。北伐是一件严重的大事，韩侘胄却犯了五世纪南宋帝国皇帝刘义隆的错误，把如此严重的大事，看得过于简单。他只检查了敌人的弱点，没有检查自己的弱点。 
  一二○六年，韩侘胄任命的北伐军总司令（京洛招抚使）郭倪出奇兵突击，攻陷金帝国边境重镇泗州（江苏盱眙北）。韩侘胃大喜，就由皇帝赵扩昭告全国，宣布金帝国的罪状，下令北伐。金帝国着实大吃一惊，不是吃惊宋帝国又叛盟（宋帝国叛盟的次数，在历史上恐怕占第一位），而是吃惊宋帝国可怜的国防军，怎么一再如此不自量力的盲动。宋军四道并进，总司令郭倪攻宿州（安徽宿州）；大将李爽攻寿州（安徽凤台）；皇甫斌攻唐州（河南唐河）；另一位大将王大节攻蔡州（河南汝南）。四道相继失败，而且失败得很惨。金军分九路渡过淮河追击，一连攻陷十余州，再度抵达长江北岸的真州（江苏仪征），扬言造舰渡江，宋帝国上下震恐。 
  郭倪一向以诸葛亮自居，认为可以在轻松谈笑之间，建立震动天地的奇功。大军出发时，他告诉后勤司令官说：“木牛流马，靠你支持。”（木牛流马，诸葛亮所使用的运输工具。）等到全军崩溃，他对残兵败将不能控制，狼狈逃命，发现闯下的是一件不能挽救的大祸时，不禁泫然流泪。人们遂称他是“带汁诸葛亮”。 
  韩侘胄的美梦破灭，急向金帝国求和。金帝国答复说：必须先交出祸首。于是赵扩的妻子杨皇后布下罗网，乘韩侘胃入朝时，将他杀掉，把人头送到一千一百公里外的金帝国首都中都（北京），悬挂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