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世界历史

就此，他在法兰克国历史上首次使政治、宗教和教会联结了起来，所采用的方法直到二十世纪仍为欧洲的国王和皇帝学习的榜样。丕平之后的国王都要求从上帝手中得到王位，并根据上帝的法旨行事。
  公元771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成了法兰克国的惟一统治者。他从一开始就树立了目标，要把所有日尔曼部族全部纳入自己的版图。征服了巴伐利亚和上意大利的伦巴德之后，还只剩下异教地区萨克森了。萨克森采取一切手段抵制了达32年之久，但最终还是被战胜，不得不接受基督教信仰。查理的目标达到了。当他于公元800年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时，经过百年之后又有了一个“西罗马”帝国。查理把自己看成是最伟大的罗马皇帝的接班人，同时又是基督教的西方领袖。很快，他就获得了“大帝”的称号，这对他是受之无愧的，因为他不仅是个战绩辉煌的战争统帅，而且是一个科学、艺术和文学的伟大的促进者。在他的被称为“法尔茨”的皇宫里，经常有著名的学者、神学家、诗人和建筑师进出。
  除了法尔茨外，修道院也成了精神和思想生活的中心。最早的修道院出现在西方世界，是在公元六世纪初的圣本尼狄克时期，首先是为全身贡献给信仰的男子建立的团体。查理大帝极力促进修道院的发展。他建立了修道院和教堂学校，让自由农民和手艺人的孩子在其中学习宗教、写字、和算术。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推行一种先进的教育政策。他比其他国王更关注这个时期生活在贫穷中的普通百姓的忧虑和困苦。
  当查理大帝于公元814年在他最喜爱的亚琛的法尔茨去世，他为欧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完全可以和东罗马以及拜占庭帝国相媲美，不需要惧怕任何其他的强国。查理的儿子虔诚者路德维希，无法和他的父亲的伟大相提并论，也不能控制整个帝国的统一。还在路德维希在位时，他的三个儿子就开始争权夺利。大儿子洛塔尔甚至宣布他的父亲已经退位，由他继承皇位。这当然不符合两个弟弟的愿望，于是联合起来反对哥哥。路德维希死后，每个儿子获得了三分之一国土。开始时三人还维持国家的统一，但实际上，这种分割已经是加洛林王朝没落的开始。洛塔尔家族消亡之后，他那三分之一的土地落入了东西法兰克之手。两个法兰克国的界限，把欧洲核心地带分为两半。当东法兰克部族的贵族们于公元936年选举萨克森人奥托为他们的国王时，德意志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而西法兰克，后来则成了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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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层和下层和底层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很多强大的国家兴起又没落。因为，用征服手段建立一个大国容易，但要把它保住并治理好却很难。如果一个统治者想长期统治一个国家，那他就必须有一些新的思路。我们看到，从法老到罗马皇帝，他们都进行过各式各样的尝试。
  查理大帝在这方面走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在日尔曼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统治和社会模式，对整个中世纪具有指导意义。
  为了把帝国保全和治理好，皇帝是需要帮助的。他找到一批忠诚的追随者，称他们为“封臣”，并对他们的效忠进行奖励。这种奖励并不是钱财，而是土地及那里生活的农民。但这并不是送给他们的赏赐，而只是借给他们的物品。这样一些土地就叫做“采邑”；封臣就是皇帝的采邑受封人。中世纪早期，在人们的观念中，所有的土地均属于皇帝，所以皇帝也可以慷慨地分封采邑。很多采邑地域辽阔，得到这样采邑的封臣又可以把它划成小块，分封给他的所谓二等封臣。而二等封臣也可以继续分封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采邑制度，它详细规定，谁可以成为谁的封臣，封主和封臣都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双方相互承诺忠诚：“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在你需要时，我愿永远效忠和随时效劳。”
  最初，采邑只同封臣本人相联，他死后，采邑将重新归还给封主。但后来，在东法兰克帝国慢慢形成一种习惯，把采邑继续传给封臣的子女；不知到了什么时候，这个习惯得到了认可，变成了现行的法律。从此采邑可以继承，消除了皇帝的处置权利。长此下去，皇帝的权势逐渐被削弱，而帝国中世俗和宗教界上层人物的权势却不断增强。这也是德意志帝国诸侯日益强大，而中央集权难以形成的原因之一。人们正确地把德意志称为“迟到的民族”。
  中世纪的欧洲秩序主要建筑在采邑制度之上。由于拉丁文的采邑是“feudum”，因此我们称其为封建制度（德文：Feudalismus；英文：feudalism）。这个制度形如一座金字塔，每一层都有它的等级。最高处就是皇帝。下一层是由皇帝直接分封的世俗和宗教诸侯。他们和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长老，组成第一等级。他们的下面是骑士、官吏、富有的市民和手艺人。处于最下层是所谓的隶属农民。他们被束缚在他们进行耕作的土地上，不许随意离开，但封主也不能把他们赶走或者卖掉，因为这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但“农奴”就不同了，他们不被当作人，而是当作物件，所以对待他们就和对待牲口没有什么两样。“农奴和他的耕牛，就是两只野蛮的畜生”，或者“农奴和公牛差不多，只是没有犄角”，上等人就是这样藐视他们的。实际上，所有人都依赖农民的劳动而生存 — 而且大多数都生活得不错。农民必须定期向他们的主人交纳生产出的部分粮食及肉类、奶酪、牛奶、禽蛋和蔬菜。此外，他们还必须服“劳役”，即无偿为主人在草场、田地或森林中劳动。他们必须协助修路、盖城堡和宫殿。农民自己只生活在简陋的房子里或用木头、树枝和土搭成的窝棚中。居室和畜圈虽然分开，但大多是在同一座房子里面。他们的饭食主要是菜汤、稀粥、奶酪和面包。
  孩子的生活和成人没有什么两样。今天意义上的童年是不存在的。从小时起，孩子就得在家里和庄园里劳动。他们很早就结婚。13岁的女孩和18-20岁的男孩结为夫妇，常常就已经是六到八个孩子的父母，但很少有两个以上的孩子能够成活。妇女往往在生产时就已死去，即使能够活下来，也不会长命，因为生育频繁和劳动繁重，使她们身体十分虚弱，经常是疾病缠身。
  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和没有安全的环境中。这种状况在一百年中几乎没有变化。1620年，德国作家格里美尔豪生在他的小说《辛普利基西穆斯历险记》中，让13岁的主人公说，他既不知道上天有个上帝，也不知道农庄外面有个另外的世界。他相信，他和他的父母及其他帮工“是这个地球上惟一的人，因为我没有见过其他的人和其他的房屋，我只知道我每日进出的房子 …… 我只长了一个人的模样，有一个基督孩子的名字，除此之外，我仅仅是一头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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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应是至尊者？  
   查理大帝促进了修道院的发展，并把它变成了 — 用一句时髦的话 — 教育中心。到了十一世纪，修道院发展得过于“世俗”，因而就产生了对立的运动。其发源地是勃艮第的克卢尼的本尼狄克修道院。这里的修士们要求重返圣本尼狄克理想，仍然要求修会的兄弟“ora et labora”（祈祷和劳动）。克卢尼的修士认为，应该改变的不仅是修道院的生活；他们批评整个教会已经过于接近世俗。实际上，这正是查理大帝以来宗教的和世俗的统治日益密切结合的结果。从此开始了一场关于如何规范宗教和世俗统治关系的旷日持久的大辩论。
  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里，加洛林王朝之后，由奥托家族和撒利安家族当政。他们虽是世俗的统治者，却又理所当然地有权任命修道院长和主教。1039至1056年执政的亨利三世，走得更远，甚至解除了他不满意的教皇的职位。这使很多宗教领袖感到愤慨。亨利三世39岁夭亡，由他少龄的儿子亨利四世继承皇位，这时，宗教界看到了他们的机会已经到来。从而实现了他们的要求，教皇将由七名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皇帝不得干涉。1075年，教皇格利哥里七世甚至要求的更多：只有教皇有权任命主教。但年轻的国王不想放弃任命主教的权利，否则他的地位就将削弱。他和一些亲信商量之后，干脆宣布教皇已被免职。而教皇立即对国王宣布“绝罚”，也就是说，把国王开除出教会，并解除其臣民对国王效忠的宣誓。人们惊异不已，国王竟然像罪犯一样被驱逐，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没有过多久时间，“绝罚”的效果就显现了出来。越来越多的诸侯都站到了教皇一边，因为他们也担心遭到被“绝罚”的命运。此外，他们也希望削弱国王的权势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对亨利四世的压力日益强大，使他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寻求与教皇的和解。他赤足披毡在教皇的官邸卡诺莎城堡请求教皇的宽恕 — 作为慈悲的基督徒，教皇格利哥里没有其他选择：他只能重新接受悔过的罪人回到教会中来。亨利的艰苦之旅实际也是一着高明的棋步，从此以“卡诺莎之旅”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