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大约是不如此作为，心里就实在过意不去的意思。并立即将燕云十六州交割给了辽国（14）。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让人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一桩交易。而且，还给儿皇帝这个词，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与出处。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大约是独此一份。
  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十二万平方公里。它们是：幽州，即今日之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之天津的蓟县；灜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妫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15）。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四百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必须先统一中国本土，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当时，宋朝的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以步兵为主；所辖人口九十七万户，大约在四百万人上下；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辽国人口大约也在四百万左右，军队总数为三十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
  为此，皇帝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桩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不准挪做别用，全部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皇帝本人亲自掌握。赵匡胤的设想有两套：一是积蓄足够多的数量后，与辽国交涉，将这一地区赎买回来；如果不行，就散尽这笔钱，招募勇士，以武力夺回来。这段话，要是用文言讲出来的话，相当铿锵：“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皇帝还打了这么一个算盘：“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格收购一名辽兵的脑袋，辽国精兵大约十万人。费我二百万匹绢，就可以把他们灭干净了”。（16）
  到公元975年前后，宋朝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本土，所辖人口达三百零九万户，一千多万人口；军队总数将近四十万人。赵匡胤底气十足，跃跃欲试。可惜，英雄暮年。上天没有给他留出足够长的时间，使他四十九岁正值英年就死掉了。否则，以他的才略，收复燕云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他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是为大宋帝国的第二任太宗皇帝。赵光义对辽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其中有一次，太宗皇帝御驾亲征，在今天北京西直门外面的高梁河一带，与辽军展开大会战。结果，大败。激战中，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了性命。史书上说，皇帝“仅以身免”。就是说，几万大军打没了，皇帝是一个人逃回来的。
  就这样，赵匡胤终于在念念不忘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只酣睡的怪兽。一个半世纪以后，他的一个轻佻子孙，漫不经心地捅醒了这只怪兽。结果，在它的咆哮声中，整个大宋帝国轰然倒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此时，变换一个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上面的讨论实际上仅仅说明了事情的一个侧面。如果回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上去，我们就会看到：大宋帝国开国之初，整个被笼罩在这个情结的阴影之下。直接的证据是，在帝国最为重要的几项基本国策上，全部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个心结不停地释放能量，最终，终于演变成了帝国上述的矛盾状态，并使燕云恢复变成了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朝代夙愿。
  事实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身上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举凡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举凡每一次皇家内部的骨肉相残，举凡每一次围绕权位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从它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来看，它可能是构成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元素或者遗传基因。因为，事实上，这个情结存在于每一个具有广义“政治”抱负的中国人心中。要证明这一点，事例极多。比如，在官场、职场、商场甚至任何地方，每当面对利益冲突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对竞争对手甚至对合作伙伴便会表现得特别无情，必欲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为此经常不留余地，不计后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周围和各种媒体上，此种情形大约称得上触目皆是。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仍然基本上遵循着“自己活，不让别人活”的原则行事。“双赢”或“多赢”哲学并非中国人的思想成果与信条。作为近些年打开国门后的舶来品，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人可能至今尚未学会在这种状态中生存。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异己“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之类的理论与实践中，生活得实在太久了，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按照这样的信条在生活了。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已经很难将产生这种信条的土壤与这种信条本身区别开来了。因此，赵匡胤具有这样的情结一点都不奇怪。相反，假如他没有这种情结的话，那反倒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了。
  问题在于，赵匡胤的这个情结似乎特别强烈。其强度足以促使他为新生的帝国制定出一整套相当特别的政策，并为其作出了周密的制度安排。从而，造就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宋帝国。
  从赵匡胤的一生经历考察，这种情形应该是由下列三个原因造成的：一、大唐帝国从辉煌到崩溃的惨痛教训；二、他自己亲身参与其中的五代十国凶猛搏杀；三、他本人取得这个“卧榻”的特殊方式。
  应该说，这三方面的经验，已经足够令赵匡胤对任何染指“卧榻”的可能，保持高度的敏感与警觉了。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这种敏感与警觉曾经导演出来过无数的人间惨剧。这些数不胜数的惨剧，让人拥有足够多的理由，怀疑中国人本性善良的说法。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对于这些惨剧，中国人整体上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国家为了一两个人的缘故，而付出巨大代价有什么不对，他们不知道也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一切发生。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赵匡胤以他特殊的思维方式，使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人间惨剧，变成了一出人间喜剧。这就是特别有名的、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一连串故事。
  当上皇帝以后，有一天赵匡胤与赵普聊天。谈到大唐晚期，从黄巢之乱到眼下，不过七十年的功夫，就出现了五代十国、八姓十四君的局面，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君臣二人不胜感慨系之。
  赵普认为，领兵将领和地方各镇守节度使们权力过重是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当然如此；从眼下来说，赵匡胤不以为然。他认为：“我待这些人恩重如山，绝对不会有问题。”
  赵普不客气地反问：“后周皇帝柴荣待你也同样恩重如山，怎么就出了问题？万一他们的部下也把黄袍披到他们身上，怎么办？那时，他们想不反也不可能了。”
  这番话，有如当头棒喝，令赵匡胤大惊之后大彻大悟。
  事实上，晚唐以来的历史，的确就是一部有奶便是娘、“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17）的历史；当时流传甚广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句著名格言是：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18）？这种情形很像我们熟知的、在此之前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在此之后胡传魁胡司令的“有枪便是草头王”。
  于是，赵匡胤询问赵普应该怎么办？赵普的回答是：对于军队将领和地方藩镇节度使，要“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听到这里，赵匡胤立即打断赵普的话，说道：“你不必再说下去，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了。”（19）
  当时，他很有可能不愿意听到赵普说出让他杀功臣的话来，才截住了赵普的话头。不久，赵匡胤想出了杯酒释兵权的主意：公元961年的阴历七月初九，晚朝后，赵匡胤设宴请那些手握重兵、拥立自己登上皇位的功臣们喝酒。等到酒喝得差不多时，赵匡胤命令所有侍从、仆役们一律回避，然后，感叹着对大家说：“没有你们，我不会有今天。不过，我经常在心里想，人生在世，求的是快活适意，何必非得争这个皇帝作？皇帝这玩意儿实在难当，还不如以前做节度使时来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