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这也是南宋时期后备兵员补充始终相当困难的原因。
  北宋晚期，物价一般维持在米每石四、五百钱的水平，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一元钱人民币；到南宋初年，米价最高时达到过每石三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六百元人民币；绍兴十年南宋政权相对稳定之后，米价仍然高达每石二千钱。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四元多人民币。根据并不精确的推算，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可能还不到。人民生活之困窘可以想见。
  当时，南宋的国家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四十万人。发生战事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四千五百万贯钱左右。供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和平时期大约在两千四百万贯，赵构一家皇室的开支大约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万贯左右，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这使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始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糟糕的是，从赵构开始，终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统治，这个政权几乎没有为缓解这个压力采取过什么像样的建设性措施。我们所能找到的记录，仅仅是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将压力转嫁给民间。于是我们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只能看到，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达到北宋时期的至少一倍左右。这是南宋时期民间动荡不安反抗较多的主要原因。（42）
  据说，当时曾经有人算过一笔账，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支持对金求和。他们认为，每年支付金国五十万两、匹银、绢，远远比开战后军费开支的浩大成本与风险更划算。这种犬儒主义的算计很有可能恰好对了赵构的心思。
  由此，可能会导出一个为赵构开脱的理由，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很不情愿。那就是，作为一个并不糊涂的国家元首，他应该最了解此中情形。在南宋后来的一百多年里，至少主动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均以惨败告终。由此，证明了一个老生常谈：任何战争，都不仅仅是武力的对抗，而是交战双方综合素质的较量。这可能是赵构不想也不敢对金开战、只希望屈辱求和的重要原因。
  在赤裸裸弱肉强食的时代，此类以小事大、以弱事强的事例并不罕见。形势比人强。在强人面前，弱小者并不是任何时候想灭掉这个强人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当他已经被这个强人打怕了的时候更是如此。
  从实力对比等等综合因素中寻找战与和的历史动机，应该不比完全归咎于个人品质更远离可能的实际情况。
  注释：（1）曹勋：《松隐文集》卷29《圣瑞图赞并序》，嘉业堂丛书本。
  （2）《宋史》卷194《兵志》，第4827—4828页。
  （3）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1《天祚皇帝中》。转引自《宋帝列传》之《宋徽宗宋钦宗》第182页。
  （4）《三朝北盟会编》卷下，政宣上帙7.（5）《宋史纪事本末》卷53《复燕云》。
  （6）《宋史》卷22《徽宗本纪四》。
  （7）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628页。
  （8）《三朝北盟会编》卷11，政宣上帙11.见《宋帝列传》之《宋徽宗宋钦宗》第184—185页。
  （9）同上书，第187—188页。
  （10）同上书，第188页。
  （11）《大金国志》卷2《太祖武元皇帝下》。
  （12）同上《太祖武元皇帝上》。
  （13）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630页。《宋史》《赵良嗣传》。
  （14）同上。
  （15）《三朝北盟会编》卷18，政宣上帙18.（16）见《宋帝列传》之《宋徽宗宋钦宗》第196—197页。
  （17）同上第198页。
  （18）《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4《金寇》。
  （19）同上。
  （20）《宋史纪事本末》卷56《金人入寇》。
  （21）同上。
  （22）《宋史》卷468《童贯传》。
  （23）《宋史》卷23《钦宗本纪》。
  （24）《三朝北盟会编》卷30，第220页。
  （25）同上书卷36，第267页。
  （26）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632页。
  （27）《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5，第4405页。
  （28）《靖康要录》卷13.（29）《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30）《靖康要略》卷3.（31）《挥塵后录》卷7《高俅本东坡小吏》。
  （32）《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33）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631页。
  （34）《三朝北盟会编》卷67，靖康元年11月。《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4《金寇》。《宋史纪事本末》卷56《金人入寇》。
  （35）同上。
  （36）《三朝北盟会编》卷125至128，第913—932页。《宋史》《韩世忠传》。
  （3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0建炎三年。
  （38）同上书，参看此后之若干章节。
  （39）《宋史》卷475《杜充传》。
  （4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绍兴十年。
  （41）同上书，卷142绍兴十一年。
  （42）见《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两宋部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百卷本《中国全史》。
  
  
  
  
  第六章岳飞必须死
  
  公元1127年，岳飞二十四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用现代语言描述，大约相当于帝国首都留守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部队的团职军官。十五年后，公元1142年初，岳飞被杀死在帝国临时首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时年三十九岁。死前，他刚刚被解除帝国最大一只部队的统帅职务不久，时任枢密副使。
  说岳飞必须死，并不意味着赵构与秦桧合谋冤杀岳飞是可以原谅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只要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罪恶，就值得这个民族永远反省自己所拥有过的那份政治遗产。
  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他的故事，成为后代中国人许多民间传奇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唯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如果说在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上二人不相上下的话，在文化素养上，岳飞可能就要高出一筹了。今天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那一幅“还我河山”，据说就是出自岳飞的手笔。那四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功底和代表的意思，让人觉得只有岳飞才配得上写它。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词，人们也普遍愿意相信是岳飞所填。八百年后，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岁月里，许多中国青年就是吟唱着这首词，走上抗击倭寇的战场的。直到今天，它仍然会在许多场合，让那些具有正直信念的人们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据说，有一本以岳飞的名义撰写的军事著作，名叫《武穆遗书》；是一本可以让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圣经。在中国的传奇文学中，为了得到这本书，江湖上的各种人物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斗，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最后，终于由代表正义的一方得到了它，并通过学习它，将邪恶势力一网打尽。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这种美好的想像，常常会在现实面前被击打得粉碎。
  我们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看到一个景象：年长的人们，时常用他们阅尽沧桑所悟出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满怀忧虑地告诫那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一代人。代表这些智慧的古老格言在中国特别多，雅致一些的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等等之类。市井气息浓厚一些的比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比如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假如不怕武断的话，大约没有哪个中国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劝告。
  可以肯定，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许多来自其他民族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这种智慧。在他们看来，这种所谓人生智慧恰恰刚好是反人生的；在这种智慧指导下的生活，不太可能是明朗的健康的有活力的；结出的果实，必定压抑而郁闷，阴冷柔滑，带有浓厚的阴谋气息。事实上，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人许多阴郁的挫折感和烦闷不安，都与此干系甚深。奇怪的是，这个优秀的民族很少有人去探究，事情何以竟会如此？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岳飞和秦桧的命运，典型地表现了上述文化与社会机制，是如何实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十七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十四岁。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护卫亲军叛乱时，韩世忠与张俊已经官拜节度使，成为相当于今天大军区司令一级的人物；岳飞则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