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这个称号表明，岳飞一家从此进入了帝国的贵族行列。事实上，到此时，已经开始有人称呼岳飞为“岳侯”或“侯爷”了，这可能是当时一种略带恭维性质的叫法，和今天我们称呼副首长时常常略去那个“副”字的作用一样公元1137年，即绍兴七年二月，岳飞奉命进京述职。在此之前，曾经发生了一件对赵构影响不小的事情：稍早一点，正月里，皇帝两年前派到金国去的一位使者返回，带来了发自金国最高决策层的信件通知，赵构被掠到金国的父亲宋徽宗，已经在两年前即1135年去世；宁德皇后则是在九年前即1128年，就已经去世。得此凶问，赵构“号恸擗踊”，捶胸顿足号啕痛哭，连续几天不吃不喝。表现得相当悲痛。平心而论。金国的做法的确挺野蛮，即便是敌对双方，也不必在亲生父子的骨肉之情上如此不通人性。这常常可能激起人们的同仇敌忾。事实上，先皇帝惨死异乡，怎么说也是这个国家的奇耻大辱。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给赵构的刺激很深。于是，他召岳飞进京，除多次讨论北伐中原恢复故土的各种可能外，还为岳飞加官晋爵，在职权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
  就在这一次，赵构对岳飞褒奖有加，授予了岳飞太尉的头衔。太尉是个很古老的官衔，大约自秦汉时期开始设置，为全国的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地位尊崇，权力很大。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时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从此以后历朝历代大多都曾设置。但渐渐虚化，变成荣誉性的加官，没有实际权力。从宋徽宗的时代起，太尉并不是实职官衔，却是军人官职级别中的最高一级，“同二府之列”，“崇以辅臣之礼”。就是说，官拜太尉，就已经可以享受与宰相同样崇高的待遇了。同时，赵构将岳飞的实职晋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成为仅次于宰相，与执政同级，与韩世忠、张俊平行的大将。这一年，岳飞还不满三十五岁。
  随后，赵构前往建康府，命岳飞扈从。三月初到达丹阳县，韩世忠率亲兵朝见。四日，赵构在镇江府单独召见岳飞。九日到达建康府后，赵构又一次单独召见岳飞，而且是在皇帝的“寝阁”就是卧室里召见的。皇帝对岳飞说：“光复国土，中兴大宋这项事业，我就托付给你了。从今以后，除了韩世忠、张俊之外，其余的军队都交给你节制（8）”。古代汉语中，“节制”一词带有约束、指挥、管辖的意义，相当于今天归岳飞领导的意思。这相当不寻常，其意味深长之处在于：这个作法与宋朝的帝国传统相去甚远。与皇帝素无渊源的岳飞，得到了皇帝的高度信任；大宋开国一百七十多年，对军人深切忌讳与防范，还没有哪一个将领得到过这样的信任与权力。这道命令一下，岳飞就将是全国大部分军队的实际统帅。以岳飞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统领这样一支称得上强大的军队，大举北伐，其成功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很可能将深刻地改写中国历史；赵构也将以雄才大略的一代伟大君主的形象，出现在史册之中。可惜，假设对历史毫无意义。事情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得一塌糊涂。
  从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成军阀藩镇，成了一群不受节制的骄兵悍将，叛乱、割据、混战层出不穷，导致大唐帝国的衰微与灭亡。其后的五代十国，是典型的有奶便是娘，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弱肉强食是为时代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兵连祸结，上演了不少“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悲喜剧，成为一个个短命帝国。宋太祖赵匡胤以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之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等一整套政策，从而形成有宋一朝根深蒂固的帝国传统。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与兵权，使之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和待遇，是赵匡胤一项意义深远的设计。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军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皇帝的统兵体制。
  枢密院与中书省“对持文武二柄”，就是说，枢密院是全国主管军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中书省是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并称东西二府。其长官有枢密使、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首长、副手、助理等等。有时以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枢密院的职责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视、迁补、屯戍、赏罚等等。尚书省设有一个兵部，在理论上讲，兵部的权力很大，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样子，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舆马、器械等等。但实际上，宋代的兵部形同虚设，顶多是个文书转移上通下达的文牍机关而已。大权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全国军队。
  而全国军队中各部队的统兵首长，并不是由固定的将领担任，而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率臣”。率臣无定制，品级高低不同，管辖地区大小不同，所辖兵力的多少也不同。通常情况下，是有事时委派率臣，事毕后率臣则要离开部队，交出兵权。
  对于完全不懂军事的人，想必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指挥系统和统辖体制，事实上是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权，没有管辖权；三衙有管辖权，没有调兵权；最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由皇帝临时任命。于是，实现了“发兵之权”、“握兵之重”与“统兵之威”的彻底分离。在这种体制之下，如果还有哪位将军想要不听招呼拥兵自重的话，他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基本国策。直到岳飞生活的时代，重文轻武早就已经已经成为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风尚，从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李清照这些名字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时尚的魅力。可以说，宋朝经济文化的辉煌灿烂，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明清任何一个伟大帝国。甚至可能还要更好。
  仔细观察赵匡胤开创的帝国传统，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位纯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为自己的整个朝代，建立起来一个偃武修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必须彻底地防范、裁抑、限制军人武夫们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会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为害国家。为此，他的做法称得上是不惜代价。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枢密院长官基本是由文臣担任的。个别武将出掌枢密院，很快就会受到猜疑而去职。最有名的当数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将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后，遭到文官普遍的、极力的反对，曾经为此掀起过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国人最崇拜、最敬爱的包拯包公包青天。尽管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名将。但是不行！武将们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日太久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太深了。他们必须受到裁抑。他们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须保持恭敬。
  于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继续贯彻以文制武的方针。“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听指挥。”就是说，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将的出入战守必须在文臣的督率节制之下行事。这一制度立即成为帝国传统与惯例。这就相当令人不安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毕竟是要伐谋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习战阵的文臣甚至要来指挥一场战役乃至战斗，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这还不算。大宋帝国的赵家天子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前进，使真理不止走过了一步，而且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谬误。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既是。
  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陷害先锋官马知节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上相当丑陋的一桩公案。到童贯封王时，宦官监军达到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如前面已经叙述的，我们这里所讲到的一切，几乎都肇始于这位宦官。
  阵图钳制则是一种相当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其具体做法是：“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意思是，打仗时，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中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前线将领不许更改地遵照执行，宦官在旁监视。于是，领兵将领万分痛苦：战争时期瞬息万变，依从阵图可能有违实际，不从则是违抗上命。即便是彻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这大约是我们翻遍宋代史书，在太祖赵匡胤之后，很少看到宋军打什么漂亮胜仗的重要原因。
  宋太祖赵匡胤文韬武略，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齐名，开创了大宋基业。他手下有一位很厉害的将领，名叫曹彬。此人在太祖手下，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立下过许多极为显赫的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