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在我的印象中，高希均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看不见的手比之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能更有效地优化各部门的产出比例。虽然据说日本的通产省制定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使日本的工业成功地得到高速度的发展（日本的支柱产业汽车是一个例外，因为当年通产省断定日本发展汽车生产是没有前途的）。但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过国家的产业政府，倒也没有发生过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30年代的大萧条不是比例失调，而是宏观政策犯了大错误）。台湾基本上步美国的后尘，发展的历程也基本顺利的。反观大陆的情况，制定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当仁不让的权利和义务，从以钢为纲到以粮为纲，从五年计划到十大关系，一套跟着一套。可是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但未解决，而且越闹越厉害。倒是改革以后产业政策不那么强调了，五年计划也似有似无，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起调节作用，比例失调的问题确乎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所以大陆经验合乎高希均的理念，不过总的说来，大陆朝野对市场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信心还是相当欠缺的，因此还有人主张随时随地动用政府的权威来纠正市场的“盲目性”。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在大陆显了神通，而且国家也正式宣布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的发展模式，然而计划经济的思想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有时改头换面，甚至变本加厉地出现。例子之一是据说明年“节能法”要出台。节能原是一种经济活动，何劳法律的大驾。如果节能要靠法律，那么节约其他资源是否同样要靠法律呢？这一来，我们不仅要有节能法，不要有节水法、节钢法、节电法、节时间法、节资金法、节外汇法……这些法律互相还会打架。例如根据节能法应该加装烟道锅炉以利用余热，但根据节钢法则属于浪费。强硬的计划经济之行不通，事实已作出了证明，难道更强硬的法律经济就行得通吗？我不是说政府和法律不可以管经济。收税、发钞票、国防、道路等必须由政府来操作。对环境污染、行业垄断，要有行政限制。就其他方面来看，法律最好只管市场的规则，而不要介入市场的运作。相反，法律必须保障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否则市场将形同虚设，剩下的只有计划和命令了。
  高希均先生的早期作品更集中在经济问题上，随着他在台湾的影响的扩大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他的目光逐渐地移向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因此近几年来他发表的文章大多是针贬时弊之作，不限于经济问题了。读了这些文章使人大为吃惊的是台湾社会的毛病和大陆的毛病何其相似乃尔。例如：
  只要肯花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公开辩论少，幕后协商多；
  政府多原则口号，少操作步骤；
  要得到有权人的赏识，绝少是因为忠言，绝多是因为忠诚；
  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常把研究报告当作密件，不对外公开；
  政府官员应减少会议的次数和时间，从多劳改为多思，多思然后知不足；
  首长们在心理上就不宜坚持“我比你们懂得多”；
  民众最大的抱怨来自贪污和特权相关联等等。
  文章所讨论的事几乎和大陆上的事一模一样。例如《主张有根据，坚持有道路》一文谈到台湾的人口问题。1959年台湾的蒋梦鳞先生（1964年去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为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个人。
  就在同一年，大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人口论”，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他们两人的遭遇也有点相似。蒋先生遭受的无理反对、恶意攻击，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例如有一位匿名自称“反共斗士”写信道：“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至于马寅初的命运则是马上从北大校长的职位上下台。
  另一个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留学人员学成不归，造成了人才外流。大陆教委提出的对策是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够一定年限的学生要求出国留学时要交纳教育费。高希均在1980年统计台湾留学生中回台的人数仅10％左右，而台湾政府对每一名大学生的学费补贴达每年10万台市上下。为了防止人才外流，鼓励学成回国，高希均提出了“留学存款”的构想。他的基本想法是对于公立大学毕业生（私立大学的学费大体上等于成本）。毕业后工作不满四年的出国留学时应交留学存款。此款于学生学成回国时按复利计息归还给学生。高先生竭力提倡的另一个主张是“民营化”。台湾和大陆一样，有许多国营企业。台湾的国营企业大多数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按照当今世界潮流，俄罗斯在搞全面私营化，当然还不成功，但法国、英国、日本也都在将国营企业私营化，从经济效果看，他们的改变基本是成功的。因而私有化成了世界潮流，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起而效法。在大陆，低效的国营企业已经成为各种经济麻烦的总根源。亏损的财政负担只好由政府发钞票来弥补，因而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国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已是积重难返，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老板，欠债可以互相抵消。一切经济手段对国营企业用处不大。不论是环境污染罚款，或是价格税收杠杆，到了国营企业那里所起的作用只是财政部的钱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喊了多年的四大银行商业化，如果银行背负着大笔国营企业的呆帐死帐，根本独立不起来，到头来仍旧是政府的一个出纳部门。尽管国营企业有许多问题，全世界都在搞私有化，大陆的政策倒有点巍然不动。说到这里，读者恐怕会对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之相像感到惊奇。海峡两岸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也处于极不相同的阶段。只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历史，两岸面临的问题就如此之相同。读者也一定会感兴趣，对于这些问题高希均教授开出了哪些药方，这些药方是否也可以用来解决大陆的各种问题呢？据我读了这两本书之后的印象来看，这块他山之石确乎可以用来攻大陆之玉的。
私人办邮政
  市场之所以能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是因为有竞争。然而市场里有垄断，垄断排除了竞争，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垄断是市场的大敌。
  美国是市场最发达的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极高。然而美国的邮政因为具有垄断性效率很低。邮政局里排长队是常见的事，大家都有意见然而奈何它不得。后来出现了私人办邮政，那就是快邮公司。现在快邮公司已经不止一家，据说有些城市还出现了私人办普通邮政的公司。看来邮政的垄断局面在美国已经不长了。
  我国的邮政一直是办得比较好的。从解放前开始就以可靠、迅速和能抵达边缘地区而闻名于世。解放以后邮政系统还保留着自己的服务特色，相对于其他服务部门而言服务的质量还比较好。可是自从开放改革以来我国服务业的服务态度从总体上看已经大有改善，相形之下邮政却显得相对落后。而且邮政的垄断地位已经成为它自己进步的障碍。由于谁也离不开它，它可以任意开价，否则拒绝为你服务，你总不能为了一封信坐火车到千里之外跑一趟。不论邮局开出什么苛刻的条件顾客只有服从的份儿。如果你不识事务，非要争个明白，到头来倒霉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大家虽然对邮局有意见，却很少有人当面提意见，顶多在背后牢骚几句。
  邮政系统的效率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如果投递延误或错误就会耽误用户的工作，有时会造成重大损失。如果投递收费太高，也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以目前对出版物发行的收费为例，邮局要收取报刊定价的35％，一本杂志如果售价是两元，邮局为了经办定阅和投递就要收取七角钱。出版部门核算下来自己发行的成本远远不到七角，所以大一点的出版社纷纷自己组织发行和投递。放着现成的邮政系统不用，自己去搞投递，显然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是由于邮局定价高出成本太多造成的。这里我们看到价格如何影响社会对资源的利用，当价格定在成本之上时，一切高于此成本的活动都不会发生。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只有最低价格才能存在，此时社会将以这种最低的成本来完成特定的经济活动。
  由于邮政对出版社收取的发行费用大大高出印刷品的邮资，出版社开始将自己的出版物按印刷品邮资通过邮局寄送。虽然多出了不少写地址、贴邮票、装信封等工作，但总的成本还是比委托邮局发行的费用低。以后邮局也许是为了对付出版社的这种战略，规定了严格的包装要求，即使是印刷品也要全封闭式包装，而且对于大宗邮件的寄送还要额外收费，这就进一步抬高了出版社自己发行的成本，从而迫使出版社将发行交给邮局。邮局自己在投递印刷品时却可以裸装，节省了写信封、贴邮票等成本。这成为邮局的垄断超额利润。附带说一句，在美国，报刊杂志全都是裸装，发行单位在报纸或杂志的反面贴上一张地址条，就可以投邮。美国总体上的富有，是一点一滴讲究资源利用效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