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而没

爸爸泡水回来，帮她埋着百合，一边小小声和姆妈说话，生怕打扰了他。徐长卿觉得哭笑不得，不过是准备考试，怎么就像戒严一样？虽说他是“奶末头”，一向受照顾，可是也没到这种程度。这样的压力，如果他考不上，怎么面对他们？
  隔天在钟厂门口会合了申以澄，把安徽厂里的工作证和开出的介绍信、证明先给门卫看了，门卫放他们进去，两人找到专机车间，寻着车间主任，主任又带了他们去组里把他们交给一位老师傅，说我去给你们办张临时出入证，下班时来取就走了。
  老师傅看了两人一眼说咦这次换年青人了？奈末好，我好省力点。带了两人就上机床，操作一遍给他们看，一边讲解操作要点。徐长卿边听边点头，把老师傅的话都记在脑子里，申以澄却拿个本子出来记，还画了机器的正面图和俯视图，一一标注好部件名称。老师傅看了直点头，说你这个小姑娘不错，有心，又瞪徐长卿一眼，却不说话。徐长卿被老师傅这一眼瞪来，好不羞愧。
  在工厂上班，跟师傅学手艺，要的就是眼明心活脑子好使。老师傅有许多都不识字，靠的是经验，带徒弟是口传心授，能学到多少，就看各人的造化了。有的老师傅喜欢拿拿乔，留着一手两手不教，徒弟一靠悟性，二靠偷师，三靠勤奋，四靠心机。徒弟先要肯学，师傅才会乐意教。这两个徒弟摆在面前，一个只看不动，一个又记又画，谁勤奋谁懒惰一目了然。老师傅都喜欢聪明肯学的徒弟，看不起心死嘴笨的，才第一天，申以澄就把徐长卿比起去了。
  到上午工歇时，申以澄没有坐下来喝水休息，而是拿出一把钢皮卷尺来，把机器尺寸都量了一遍，再标注在图上，那份认真细致，徐长卿自愧不如。他跟朱紫容学徒，从来都是朱紫容讲，他心里默记，仗着记性好又聪明，学得很快。朱紫容一直夸他，再加上后来和老叶混熟了，老叶也夸他聪明心细，他也就这么认为了。他在兄弟楼里一直都比别人学得快，产品出得好，残次品少。人家对他的选中，虽说心里是嫉妒的，但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合适的。因此徐长卿在朱紫容那里，在兄弟楼里，在家里，都当惯了独子王孙，向来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这一下被申以澄比了下去，又被老师傅鄙视，让他颇感失落。
  回到家里，他仗着记忆力，把机器型号和大致模样画了下来，去请教大哥。大哥原是文革前的大专生，毕业自机械专科学校，学的正是机械制图，他刚把图纸画好，大哥已经明白是什么机型，徐长卿又一直在操作的是这种机器的低级版，也是熟知基本要领的，两人讨论起难点要点来，不多时他就明白了。
  说起来，工科和理科不是徐长卿的长项，他的初中基本是空白，高中就没上过，要不是喜欢看书下棋练字，文化知识只能算是小学。数理化这类科目，学没学过完全不一样，不像史地政治，看看书还能懂个几成。大哥把机器的透视图画出来，说你要找个数学老师啊，就算考文科，数学也是要考的。我可以辅导你，但不如授课老师知道重点讲得明白。我想想看帮你找哪个老师。
  徐长卿想申以澄的母亲不就是数学老师吗？她父亲还是语文老师。这样的有利条件，她又好学，她考不上就没人考得上了。忽然心里憋了一口气，想我不能让她给比下去了。把图纸放在一边，认认真真看起初中数学来。
  跟着老师傅学了两天，老师傅让他们上机试试。徐长卿先是跟申以澄客气一下，说你先来，申以澄说你先吧，我在心里再理一遍。徐长卿也不谦让，上前摆好八字步，稳稳地站定了，微微弯下腰，摇起手柄，全神贯注，屏息凝神，卷出一卷锃亮的弹簧来，机器轻巧地吐出刨花般的黄铜钢片，沾着润滑机油，托在指尖上，像金子般的内着亮光。
  老师傅摘下浸满机油的手套，在他肩上拍了两下，说：小伙子，干得不错。徐长卿谦虚地说还差得远，把机器让给申以澄。申以澄朝他笑一笑，偏过头，目不斜视，手稳眼准，不多时也做出一件漂亮的产品来。老师傅看得大为满意，不好拍姑娘的肩，只是点头说，都不错都不错，你们可以自己做了。年轻人就是学得快，比上次来的两个强多了。
  徐长卿和申以澄相视一笑，心里好不得意。
  过了师傅这一关，在中国钟厂的日子就好过起来了。他们不是这厂的职工，没有小组工段车间三重领导来管他们，周一的例会他们不必参加，就算下班早走也没人过问，只要把当天的工件完成，填好记录交上去，他们就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交待。但那时的人都老实，没有人敢迟到早退，即使没人管他们，他们也跟着车间的工作时间上班下班，只是在做完工作后，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各看各的书。申以澄会带来各种卷子来做，同时让徐长卿也做，做完卷子互相订正答案，对的一笑勾掉，错的再讨论求证。有人一起学，比一个人学要轻松许多，徐长卿很是珍惜申以澄的慷慨无私，无以为报，便抢着做出更多的产品，让申以澄好多休息。
  快到七·一党的生日，厂里工会组织职工看电影，把徐长卿和申以澄的名额也算进去了，头一天发下票子来，两人合上各自手里的书，从工会组长那里抽了一张放进书里夹着。申以澄问是什么电影，工会组长说《甲午风云》。徐长卿一听来了兴趣，说这部电影也解禁了吗？那一定要去看看。小申，你去吗？申以澄说当然去，这是近代史，正好可以印证我们学的历史。徐长卿翻出电影票来看是在哪里，票子上面印的是长寿路上的燎原电影院，他看着票子头也不抬，对坐在他身后的申以澄说：是燎原电影院，在长寿路上。你从虹口过去方便吗？
  过了一会儿不见申以澄回答，他回头看她一眼。申以澄却别转了头，把书翻得哗哗的，轻声说：方便的。徐长卿说那好我们就在电影院门口等，我好把今天带回去的卷子还给你。
  申以澄仍然没有转过头来，只是嗯了一声，又翻开一页书看起来。徐长卿也埋头看书，又抬头看看射进窗口的夕阳，梅雨过后，天气渐热。不单申以澄的一只耳朵被热得发红，他也觉得身上的那件劳动布工作服穿不住了。
  花裙子
  陕西北路上有一家调剂商店，徐家以往卖东西，都是去那里，这次徐长卿把朱紫容那块浪琴表依然送去那里寄售。如今政策有变，好些资本家从前被冻结的银行存款慢慢解冻，走资派被查封的家产陆续在发回，抄家物资退还的退还，连徐家被抄走的几根金条也按银行当日牌价做了赔偿。虽然损失的东西是彻底追不回了，那点赔还的钱足足比当日买黄金的价格差了许多，但本来没有想到还有这一天的，这一来，倒像是白捡的一样。十年百劫，尚有余生，已经不做他想了。
  这样的行情下，寄售商店的生意竟比从前差了许多，徐长卿把表送进去，懂行的店员坐在柜台里看报纸。见有人来，懒洋洋地接过来先听一听，再看看表面表壳，打开后盖检查一遍，咦了一声说：“保养得这么好，少见的。还在走呢。好多表送来，又不走字，又是油腻封牢，表是好表，可惜没保养好。我们接了来，先要送去清洗，才能卖得出好价钱。这块表是个好东西，零件还是原来的零件，一个都没调换过。”
  “一直在上发条，”徐长卿说：“原来的主人本来就是手表厂的，懂行。”老叶在的时候，天天上发条，即使朱紫容上班时候不戴，也是由他上着发条。老叶死后，朱紫容每天晚上睡觉前上一遍，放在枕边，嘀嘀嗒嗒指针摆动的声音让夜里不那么死寂。交给徐长卿后，徐长卿看这表还在走，也是每晚临睡前上一遍，上好了再进放盒子里。每晚上发条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仪式，一遍是对老叶的怀念，又一遍是对朱紫容的想念，再一遍，想起老叶不胜唏嘘，最后一遍，朱紫容在厂里会不会受老童的欺负？
  他一直留着手表在身边，舍不得把它送进寄售商店。他想过无数次由他把这表买下来，但他那点工资那点积蓄，哪里够买下这么一块旧表？他工作了两年，连一块上海牌手表都买不起。一块大三针的上海牌手表要一百二十四元，他每月工资才三十六元，除了吃饭买个人用品，每月还要给父母十元，积下的钱实在有限。他也想过问父母借钱，他们刚领了退赔的抄家物资，有这个闲钱，但这话实在开不了口。
  大哥正相亲准备结婚，正是要用钱的时候。因文革而耽误的这一批大龄青年，这个时候都忙着在相亲谈恋爱结婚，那些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城的知青，那些去了云南农场的红卫兵领袖，那些在崇明岛上海农场的市农，一个个回到了大上海，加入失业者的大军中。曾经的风云人物青年学生，现在不得不去街道工厂和集体单位，变成了二等公民，在婚姻的市场上被人品头论足。大龄，知青，没工作，无婚房，就这是他们的现状。在文革十年中从来不觉得重要的房子现在成了最重要的问题。那些年里适婚的青年男女都去了边疆和乡村，城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父母想念他们的面容还停留在奔赴上山下乡的火车上，一张张白净的面庞，一个个十七八岁的儿女，等他们回来，欢喜还来不及欢喜，房子已经成了他们融洽感情的最大敌人。父母们想不明白，怎么离开他们时天真纯洁无私心的小儿女，回来一个个都成了凶神恶煞，逼着他们退休好让他们顶替工作，逼得他们住到小房间去好把大房间腾出来让他们结婚，逼他们拿出来那一点点菲薄的积蓄好让儿女们买全套的婚房家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