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而没

申家爸妈一看效果达到，知道是女儿收了心，他们也就放了心，说澄澄你学习吧，我们去买西瓜。副食店下午到了最后一批坐藤瓜，你妹妹在那里排了一个小时队了，差不多快轮到她了，我们去换她。
  夏天快过去了，他们的培训也快结束了，眼看就要回安徽去，申家爸妈给申以澄备下了大量的复习资料，装了一箱子。徐家也是一样，徐长卿的大哥请了几天事假，带了徐长卿去拜访他从前的高中数学老师，早上四五点钟去新华书店排队买自学丛书，星期天青年文化宫有才从五七干校放回来的大学教授们在那里讲课，大哥从来不放弃任何一场，打听得清清楚楚的，排出时间表来，带了徐长卿到处赶场子。
  这个时候的上海，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文化宫，还是各处的夜校，全都挤满了人。上午的课讲完，下午的课没开始，在中午等候的时间去人民公园，一张张长椅上全是坐着看书的青年。这个城市从来没有像这样渴望知识奋进读书过。那些老三届的知青，三十多岁了，带着孩子在读夜校。徐长卿和申以澄就被这样的求知氛围包围着，时代的浪潮在推着他们向前，一个闪失跟不上脚步，就会被淘汰下来。并且他们和城市里其他的人不同，他们要是不努力改变现状，就永远回不了这个城市。他们已经看到城市的巨大吸引力，这个城市正在焕发着青春，变得充满活力，不能身处其中，必将成为终身的遗憾。
  他们不是这个城市的人，没有地方容纳他们，在上海钟厂他们已经十分明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那里的人从来没把他们算成上海人过，虽然他们的户口还在上海，但是已经划在外地人一边了。被群体排斥在外，那种感觉，十分敏感，十分微妙。车间里的人基本不和他们两个说话，面对他们就像对异类，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身份尴尬，就像二等公民一样，因此他们也不加入到那个群体中去。他们在车间，几乎有被孤立的感觉。
  这让他们能更加清醒地看清他们的位置。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一件事，比身在其中的人还要看得明白许多。别人有退路，他们没有。别人另有出路，他们同样没有。这三个月的培训，等于是在他们的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告诉他们，你们将要失去的是什么。
  要是放在一年前，他们同样被抽调回来，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触动。那时在哪里都是一潭死水，在哪里都没有分别，老叶和朱紫容何尝没有在春节时回到这个城市，冬天的上海阴冷潮湿，捏着户口本深夜排队买冰冻带鱼，并不比他们在农村买肉买鸡要方便，他们回城时带的年货在家里受欢迎的程度倒更能让人觉得有满足感。但是夏天的上海是不一样的，城市同样脱去了臃肿的黑色棉袄，就像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一样美丽迷人，显露出她特有的优雅浪漫的一面。
  徐长卿也完成了朱紫容的嘱托，那块手表终于有人买了。实在是不容易。这时的手表行情是日本西铁城的机械表最行俏。上海进口了一批西铁城，摆上柜台不多久就被抢购一空，而老式表则无人问津。就像那个寄售商店的老店员说的，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得老东西的好处，就知道什么时新买什么，个个都愿意充当冤大头。可是大环境如此，潮流所向，谁能逆流而行？
  日本货在中国所向披靡，三洋录音机西城铁手表和三菱重工成为名牌的标志，浪琴这种手表，陈古八百年的东西怎么和他们比？同样的价钱，为什么不买新潮的时髦的？一块最新的西铁城机械表在中百公司卖两百多，一块三十年代的旧浪琴在旧货商店也卖二百多，年轻人当然是去中百公司，谁去旧货商店啊？
  徐长卿捏着那叠厚厚的十元一张的大团结人民币，沉重地走出寄售商店。这笔钱和他期望的和朱紫容需要的差得太远，他几乎不敢把这钱当面交给朱紫容，他不敢面对朱紫容失望的表情。但厂里的情形又逼得那么紧，她一天不缴罚款，一天日子不好过。徐长卿想了又想，想出一个办法，从邮局汇款给朱紫容，一来她可以早点收到钱，比他带回去快；二来他真的不敢当面把钱交给朱紫容。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和这个月的工资的一部分凑在一起，凑够了三百元钱寄了过去。
  也许是为了弥补什么，也许是为了让心里好过，徐长卿还写了一封信给朱紫容，把上海的整个大环境当新闻一样写在信里，年轻人都在做什么，市面上流行什么，西铁城手表和四喇叭的录音机卖多少钱，他有一个月上夜班，每天清晨下班之后在一家日夜营业的饮食店吃一碗面，阳春面八分，雪菜面一毛，大排面一毛七分。他一般都是买雪菜面，有一次买了一碗大排面吃，太好吃了。
  寄出去后他才觉得自己虚伪。是啊，大排面要一毛七分，三百元钱可以买多少碗大排面？他父亲在停发工资时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八元，他母亲的工资是六元，要不是他大哥来支撑这个家，他到安徽时是不可能带着一个十二管的半导体收音机的。因此他不可能向父母亲开口，问他们借钱。可是这些，与他对朱紫容的思念有什么关系？
  徐长卿守着信筒，想等到邮递员来开箱的时间，好把信取回来。他在邮筒边上转来转去，几乎要被人当成反革命分子才等到了开箱时间。那邮递员一打开邮箱门，里头的信像水一样泻进了他张着的帆布口袋里，他的信被淹没在里头，一个浪花都拍打不出来。
  他看了这个场景都傻了，他要怎样才能在这么多的信里找到他的？他要怎样才能让邮递员相信他找到的那封信是他写的？那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站在一边看着邮递员扎紧布袋收了信离开。
  徐长卿对自己行为的悔恨让他几乎夜不成寐，一直在想着朱紫容收到汇款单是什么心情，收到信又是什么心情，他并不奢望朱紫容会体会得到他的忐忑不安，他只是想在朱紫容要怎么才能缴得上罚款？
  临走之前，他想要带点东西给朱紫容，总不能回家一趟，空着手就回去吧。朱紫容在那边等于是孤家寡人一个，这三个月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跟她说话。只是带什么好呢？
  他到中百公司逛了半天，不知道买什么东西。什么都要票证，而他的户口簿上所有的票证都随着年底配给领票证的时候由他姆妈一起领了。他也开不了口对姆妈说你给点什么票吧。要是姆妈问你要什么票，他答不上；要是姆妈问你买这个东西干啥，他也回答不上。他看了又看，看到服装柜台有成衣连衣裙卖，居然不要布票，马上就动心了。申以澄穿着裙子的样子又出现在眼前，要是师傅穿着连衣裙，那有多美？他想也不想就把连衣裙买了下来。夜班补贴发了下来，正好可以用来买裙子。
  朱紫容的标准身材非常好描述，他只要指着一个正在试穿裙子的年轻姑娘说和她差不多高矮胖瘦就行了。那是一条白底子粉花的“的确良”裙子，领口是外翻的燕子领，用白色“的确良”做拼接，袖口也镶了一圈白边，还有一条白色的腰带，穿在那姑娘身上，苗条又显身材，吸引了许多人的眼光。
  而他这样一个男青年在女式成衣柜台买这样一条裙子，也同样饱受关注。卖裙子的售货员笑问是不是送女朋友的？徐长卿几乎要脸红了，飞快地付了钱，让售货员用纸包了，他接过来塞进书包里，做贼一样的溜了。
  归心似箭
  回安徽还是乘后方基地的运货车，仍然是去延安西路上的联络点。每天早上七点有一趟车开往他们那里，在上海的父母亲友要带什么东西给孩子们，也都是把包裹打好了交到这里，他们自然会带过去分到每个厂里，再交到本人手里，一次都没有出过错。这个地方对有孩子在安徽三线厂的父母们来说，是很熟悉的了。
  徐长卿的姆妈常来这里，一来是住得近，在不冷不热的季节，走走路荡荡马路就过来了，二来也是担心自家的孩子吃得好不好。她在家熬了蟹粉油或是烧了八宝辣酱，一定会多装一瓶出来，送到这里，让司机带给徐长卿。这天徐长卿要走了，她是第一个要送的。
  同来的还有徐长卿的大哥和大嫂，爸爸上班远就不送了。在联络处的院子里等装车的时候，申以澄和她的父母也到了，同样是大包小包。申以澄上次来徐家参加过大哥的婚礼，认得徐家二老，便主动上前打招呼。徐长卿是见过申老师夫妇的，也过去叫申老师申师母好。两边的家长露出笑脸答应了，闲话几句后，由孩子们把他们介绍给对方。两边父母都把两个孩子好一通夸奖，听得徐长卿和申以澄都不认识对方父母嘴里说的那个人是自己，两个人只好尴尬地站在那里，每过一分钟附合地笑一下，嘴里不停地说“哪里哪里”，“没有没有”，“还好还好”，“我比起他／她差远了”……比起早两天警告自家孩子不得早恋耽误学习如临大敌的劲头，让人看了几乎疑惑这两边的家长是不是要攀亲家。
  徐长卿大哥一声不响地把徐长卿的包放进大卡车车厢下的行李箱里，书和复习资料装了一只纸箱，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大嫂则再检查一遍交给他要随身背的书包，里头有军用水壶和压缩饼干，还有盐金枣话梅糖这些生津止渴镇呕的小零食。
  寒喧已毕，申以澄的爸妈也往行李箱里放东西，和徐长卿大哥点个头算是招呼了，两个人叽叽咕咕说什么东西放在下面什么东西怕压的。徐长卿大嫂看申以澄一个人站着便过去和她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