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在黄土高坡

    他们的批发价和零售价只差一倍，也就是零售价是一块一条的大红绿灯鱼，他的批发价最低也要五毛，小些红绿灯鱼零售价柳毛一条，他最少也要批发三毛一条。市场上一般只有这哥俩和另一个常从广州贩鱼来批发的红绿灯与，而那个从广州批发来的红绿灯鱼，从他手里批发来时好看，鱼也活泼，可是放到柜台后的鱼缸里，几天下来，总要死个几条，虽然他批发红绿灯的价格有时比这哥俩便宜一毛，但王大力买了他两次鱼后，便不再去他那批发了。
    “今天的鱼和往日一样，大的五毛，小的三毛！”那哥哥一见王大力，脸熟，买过他的鱼，便笑呵呵地答。
    “你们哥俩的红绿灯哪时都是一口价，从不让个一毛五分的？”王大力明知讨不下价，但仍说道。
    “你又不是买过我们哥俩的鱼，回去，死了吗，一条不死不敢保证，但绝不会一次买我的鱼回去死两条的，你没死鱼，你就是赚了，比便宜一毛五分卖你，回去似一条好几条要强。这鱼，都是我们哥俩自己繁殖的，是咱们当地的水，当地气温下养大的，这些你都知道，每袋一百条里我们都多加了两条，一百零二条，这些你也知道，怎么，来几袋吧？”那弟弟更能说，一连气地劝王大力。
    王大力见他兄弟把价钱咬的死死的，不好再讨价还价，便买了他们三袋红绿灯鱼。他回到大棚里的柜台前，把买的红绿灯鱼倒进鱼缸里，这才和自己左边相邻的赵老板和右边相邻柜台的钱老板打了声招呼。
    左边柜台的赵老板是位四十来岁的北京人，只比王大力大个一两岁，人长的黑瘦，也是和王大力一样文化革命时候的老三届毕业生，他们学校插队时，他老家就在北京房山农村，他见学校都动员去陕西插队，嫌那里生活苦，便躲到房山老家农村。
    半年后，他见去陕西插队的风波过去了，他便又返回北京，学校嫌他是个插队时的逃兵，一直也没给他分配工作。他整天在大街上晃，成了无业游民，后来见有人在这市场原来的地方卖热带鱼，他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便也倒卖点热带鱼，顺便自己在家里也弄几个鱼缸养点。
    八几年，这地方卖鱼的人日见增多，街道委员会便想把这地方管理起来，于是在这儿修了个玻璃大棚，建立了花鸟鱼虫市场，老赵便捷足先登，租了个柜台，干起买卖热带鱼。
    右边柜台的钱老板也是四十来岁，个头没有赵老板高，生的白净，比赵老板略胖一些。他不是知青，但也和知识青年大有渊源，原来他老婆是知青。
    钱老板的老家就在白洋淀边的一个村，他爸爸是大队书记，他自己高中时候赶上文化革命，有些文化，父亲又是大队书记，自然而然的他回村便当上了大队会计。
    两年后，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到他们村插队了，他们家闲着的西房住了两个北京女知青，那时讲阶级成分，贫下中农的成分最高，社会上最被人尊敬和仰慕，他们家的祖上不是老贫农就是要饭和挖煤的，自然就是贫下中农，赤贫的贫下中农。
    女知青一住到他家，他爸是大队书记，家又是贫农成分，知识青年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大大有作为的，那两个女知青一住到他们家，立刻想起了毛主席的这段话，叫他爸爸讲解放前贫农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年关上还讨饭的事，于是感动极了，要和贫下中农结合一块，小钱的父亲是大队支书，虽然是贫身份，又没读过书，可是眼睛精，脑瓜好使，见住自己家的两个北京女知青喊着叫着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心想：打成一片，还不如打成一块呢，我儿子没媳妇，找个北京女知青当媳妇，今后在北京城里就能攀个亲家了，于是，在两个女知青选个俊的，对她说：“你是不是想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啊？”
    “是，我们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那个叫小芬的女知青说。
    “你有这个决心？”村支书问。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有这个决心！”叫小芬的女知青眨着美丽的长睫毛，信誓旦旦地说。
    “好，贫下中农考验你的时候到了，看你敢不敢真正接受贫下农再教育，和贫下中农睡一个屋，住一个炕？”
    “那有什么不敢？”
    “这样吧，今晚你就上东屋和我儿子住去，先接受我儿子这个小贫下中农教育吧！”
    小芬这个女知青一听村支书说出这样的话，有些害羞，心想：我一个大姑娘，怎么和你儿子一个大小伙子住一块呢，可是又一想，自己怎么有这种封建思想的担忧，贫下中农是最纯洁的，最革命的，他儿子是小贫下中农，我和他住在一块，他只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不会对我动手动脚的，自己瞎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小贫下中农怎么会对一个接受他再教育的女知识青年起妄想之心呢，于是，叫小芬的女知青便纠正了思想，端正了态度，勇敢地住进了大队书记老钱儿子小钱的屋中。只几个小时后，小芬便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小钱的教育，并结合到一块，被小贫下中农连拉带拽地弄进被窝里，自此，小芬就成了小钱的老婆。
    女知青找当地的也有，小芬找的小钱算是当地青年中不错的，论家庭，父亲是大队书记，论长相，小伙子长的中等个头，白白净净，像个书生，论工作，虽在农村，可是不干农业活，整天拨拨算盘，作作表格是个会计，那年头虽说已实行了计划生育，但还未大力开展，小钱别瞧人长的文气，这方面倒挺有本事，腾腾腾，三年半连生三胎，两男一女，小钱成了北京知青的女婿，小芬成了大队支书儿子的媳妇。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正这时，北京知青返城的风刮起。村支书老钱知道这个讯息后，不愿意儿媳妇小芬和儿子离婚带孩子回北京，可是不离婚，孙子孙女又回不了北京，怎么办呢，老钱书记想了个办法，不是让知青回城吗，自己的儿子原来也在县城读高中，把他弄成北京知青不就行了。
    于是花了点钱，请公社负责此事的干部喝顿酒，送了些礼，小钱这个土生土长在白洋淀边的农民一转身变成北京知青，又一转身随爱人小芬带着三个孩子返回北京。
    回北京后，夫妇二人都分到一个商场工作，小芬是北京知青，话里不带什么外地口音，商场职工也没怀疑什么，小钱就不行了，几句话里总是带一句半句河北口音，商场其他职工便问小芬：“你爱人小钱说话怎么老带河北口音呀？”
    “他插队时，没住知青宿舍，住老乡家，和老乡一块呆时间长了，就学了老乡口音，刚回北京，一时间口音还没变过来。”小芬忙为爱人辩解。
    其他职工见小芬如此说，便也不再说什么。
    ...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