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楂树之恋II

周宁一直默默地听着，最后说:“你这事来得太突然，我不知说什么好，而且我现在马上去上班，带学生实习，我安排好学生再打给你。”
挂上电话后，杨红很后悔撒了这个谎，应该说是撒了这半个谎，也许这会成为一个不好的兆头，明天就真的查出自己是患了卵巢癌。如果周宁因为这事心慌意乱，开车出了什么事故那就糟了。杨红拿起电话，想再打给周宁，但周宁的电话已经关机。她想，他知道开车时关机就好，免得出问题。
过了一会儿，周宁到了实习的地方，就打电话过来:“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在考验我？如果你是考验我，那就不必了，你知道我这个人的，别的不说，义气还是有的。你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不会丢下你逃跑的。如果我在这种时候丢下你，我还算人吗？我在朋友面前还抬得起头来吗？社会舆论不把我骂死了？”
杨红赶快说:“我不是要考验你，我只是告诉你一下为什么离婚，婚还是要离的。”
周宁说:“真搞不懂你们女人，说了不会逃跑的，还担个什么心呢？”
杨红只好如实坦白:“我不是担心你逃跑，我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让你心里好过一些，免得你因为我不爱你难过。婚是肯定要离的。”
周宁叹口气:“说起来是十四年的夫妻，你真的是一点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这个社会吗？你说你不爱我，我没面子，但那只是你一个人瞧不起我，我能挽回就挽回，挽回不了就离婚，谁也不用拴在一棵树上吊死。别人顶多笑我老婆一出国就把我甩了，在社会眼里，我是个不幸的人，而你才是个卑鄙的人。现在你说你生肿瘤生癌，你再叫我跟你离婚，那你不是叫我做个小人？让所有的人都瞧不起我？让这个社会谴责我？你到底是因为不爱我才要离婚的，还是因为生癌才要离婚的？你说清楚了，我好决定，你这样翻来覆去的，完全把我搞糊涂了，我不知道应该信你哪一句。”
杨红肯定地说:“是因为我不爱你，我没癌，也没肿瘤。对不起，我是好心办了坏事。你别多想，开车小心，不要开太快，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也不要老是在外面打麻将，多在家……”
她听见周宁匆匆说:“又来了，又来了，我又不是小孩，这些我都知道。”说罢，又有几分伤感地说，“你已经下了决心不要我了，还管我这些干什么呢？你自己好好休息吧，没事别翻来倒去的，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你一搞就搞复杂了。”说完就挂了电话。
杨红挂上电话，心想其实应该想到周宁对这件事的反应会是这样的，那就不会多这一事了。周宁就是这样的人，他讲义气，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如果朋友叫他帮忙打架，他肯定是万死不辞的。但如果老婆叫他做家务，那他就能推就推，推不掉就恨不得插翅飞走，飞不走就磨洋工。可能在大风大浪面前，他的表现是算得上讲江湖义气的。但大风大浪之后的平淡日子里，江湖好汉周宁就难以忍受了。其实他这种作风倒也符合江湖上的那套，哪个江湖英雄会喜欢做家务陪老婆？还不都到江湖上切磋武功去了？
人们常说：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个人要经得起这四句话的检验是很不容易的。一些人在前两种情况下会临阵脱逃，另一些人在后两种情况下会逐渐褪色，有一些人既经不起前两句的检验，也经不起后两句的检验。一个人经不起检验，就会被认为人品有问题，就是小人，就会被社会唾骂。
也许在责备被检验的人经不起检验之前，应该问一问，这个检验有没有必要？是不是他应该经受的检验？为什么要把一朵玫瑰放到疾风中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劲草？或者把一块铁扔到烈火里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真金？它们本来就不是劲草不是真金，世界上不是只有劲草和真金才有价值的。
杨红想，如果周宁不爱我，我也不爱周宁，为什么社会、舆论、朋友要强求他仅仅因为我生了癌就跟我死守在一起呢？彼此相爱，我生不生癌，他跟我在一起都是对的；彼此不相爱，我生不生癌，他都不必跟我在一起。这跟社会跟舆论有什么关系？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立的，如果爱情是维系婚姻的唯一纽带，大家结婚是因为爱，相守是因为爱，不爱就别结婚，不爱就别相守，那这个世界会少很多怨偶。
大风大浪之中，彼得跟梅拉蒂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命运的打击使他们的爱更坚定更美好。这不关社会什么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要是在中国，就是社会的事了，可能又要树成一个典型。彼得肯定是打死也不当这种典型的，就像当年陈大龄害怕披红戴花地跟讲师团出发一样，这完全是社会为了自己的需要把他们的真情实感拿出来搞笑。
至于我和周宁，大限来之前就决定各自飞了，为什么大限一来，却要他守着我呢？守在一起，又有什么幸福呢？他守着，是迫于舆论，那他守得不开心；我被他守着，天天听他牢骚满腹，看他脸色，我也不开心。究竟谁开心？只有社会开心，连舆论都懒得理你了，除非你不守了，舆论才跳出来指责你。
杨红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篇论文，说一个社会，它的社会福利越差，它越强调家庭婚姻的稳固性和责任义务，它实际上是把很多社会的责任下放到家庭头上去了，因为它不想让每一个家庭把自己的成员扔到社会上去，由社会来管，因为它管不了。你家有人中风了，你自己把这事搞定，社会不会来帮你忙，你上班下班，做家务，侍候病人，累死也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搞，社会就要出来骂你了，说你不孝顺，不仁义，不讲亲情，不道德，一直把你搞得臭不可闻，从道德上判了你的死刑才罢休。这基本上是几千年的传统，所以大家觉得天经地义，谁遇上了，谁自认倒霉。所以天天大讲家庭的重要性，等你们自己消化矛盾，莫来找我社会的麻烦。
但杨红听海燕讲过，说她妈妈移民加拿大后，曾经中风过一回，不仅所有医疗费用是免费的，连伙食也是免费的，从医院回来后，搞社会福利的还专门派义工上门来为她妈妈洗澡翻身喂饭，派理疗师上门来作理疗，派护士上门来护理，照顾得很周到，使她妹妹不必待在家里照顾母亲而不能上班。这既能让那些病人家属安心上班，又增加就业量，还培养出一些有爱心的义工。
杨红想起自己的外婆，病在床上很久，脾气一天比一天坏，动辄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无论怎样照顾她，她都是不满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后是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她没有公费医疗，都是自费，又从经济上把一家人拖得焦头烂额，但谁也没办法从这个苦难中解脱出来。不要说那时没有安乐死，就是有，谁又忍心谁又敢提出让她安乐死？当社会福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希望自己不遇到这种灾难，不然怎么样都是痛苦。但哪个家庭都有老人，那个家庭都可能有病人，谁都可能走到这一步。
她想，我还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去，那样即使我有癌，我能动的时候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动了，社会会照顾我，我不用拖累任何人，也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听说加拿大对小孩的福利政策也很好，那即使我死了，周怡也不会流落街头。如果社会能把这些事解决了，婚姻家庭就少一些责任义务，夫妻守在一起就更多的是因为爱情了。
她想到周宁的担心，就觉得应该尽快把离婚的事办了，不然等真的查出癌来，他周宁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不敢离婚了，那会拖累了他，也把自己搞得不愉快。她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周宁，说你能不能找找你的熟人，把我们的离婚尽快地办了？
“你这么急？人找好了？等着出嫁了？”周宁嘲讽地说，“这回搞稳妥了啊，别搞得像上次陈大龄那事一样，自己在那里一厢情愿的，别人可是一下乡就没气了。”
“这次不会，”杨红说，“你出国的事也不会受影响的，入关时没人查你的结婚证。”
11
杨红不想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卧室里，因为那样的话，海燕会认为她在担心着急，那海燕也会着急的。她知道海燕这几天很忙，有考试，有报告，还有教学的事，她不想海燕为她而影响学习。她觉得彼得说得对，快乐分享，痛苦独尝。因为快乐可以拷贝、复印，一份又一份，跟多少人分享，就能拷贝、复印多少份，而原件不会有多大损失。但痛苦只能传染，传染给了别人，自己的痛苦并不能减轻，说不定反传回来，加重病情。
杨红走到厨房去，为周末教堂搞的活动烤蛋糕，做红烧排骨。海燕看见她出来，走过来跟她说话。
“你去做床上功夫吧，”杨红笑着说，“你陪着我，我还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大不了的病呢。不就是几个瘤吗？网上说了，可以像挖土豆一样一个一个挖掉。”
海燕看看她，说:“好，这才像个女人，如果是他们男人，早吓趴下了。”
“为什么？”
“男人得了子宫肌瘤还不趴下？”说得两人都笑起来。
杨红自己也感到很奇怪，因为自己并不仅是外表装作平静，心情也很平静，就像在看一部小说一样，里面有个叫杨红的，被查出生了子宫肌瘤，而且可能还有卵巢癌什么的。她记得彼得以前在口语班讲到虚拟语气的时候，用了一个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