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品三国

  不久，王允就被罗织了一个罪名而下了狱，不过看上去他的运气还不坏，刚好碰上大赦，于是官复刺史原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放出来没几天，他又被抓了进去。当时所有人都为他捏了把汗，连司徒杨赐都派人对他说：发生这些事，都是因为你得罪了张让，如今生死难料，得要想个周全的办法才行。甚至还有些人认为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为了使他免受酷刑而死，居然还专门送了毒药给他，以供他自尽，结果王允的回答却是：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毒药求死乎！
  史书记载王允是“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叹息。”，不论你说他不通世故也好，迂腐也罢，但你不能不承认，王允确实是条汉子。也许正是因为王允的血性，使得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上疏，为他求情，结果也还是死罪得免，活罪难逃，之后又经过多方营救，才在第二年获释。经过这一番折腾，王允也知道宦官的势力之大了，于是“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间”，直到灵帝驾崩，才回到京师奔丧。这时大将军何进正密谋扫除官宦集团的势力，于是让王允参与策划，王允的仕途这才又重见曙光，于是“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后，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到了初平元年（189年），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终于位至三公，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即使是在董卓专权时期，王允仍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董卓对王允还是很不错的——“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凭借自己的地位，王允保存了大量的宫廷的书籍资料和其他的用具，面对董卓，王允也是“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在汉室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曾经的那个愣头青终于开了窍，没再鸡蛋碰石头地蛮干。
  董卓把王允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却不料王允心里其实一直在想方设法除掉董卓。还在董卓迁都长安之后不久，王允就提出让“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的建议，名义上是征讨袁术，而事实上却是准备反戈一击，发兵勤王，只是这个计划因为董卓的疑惑而没能实施。
  到了初平三年（192年），王允的机会终于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吕布的矛盾，成功离间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团，并把董卓推上了断头台。董卓被杀后，人心大快，士兵齐呼万岁，百姓载歌载舞，一时间，王允的威望达到顶峰。
  可惜的是，经过这场胜利以后，王允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未能正确地判断当时的局势，反而又恢复了他不谙世故的愣头青作风，结果犯下一系列的错误，导致功败垂成。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吧。
  具体说到王允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很好地处理内部关系。王允掌权以后，捕杀了很多曾经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也是在董卓的关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学者蔡邕因为听到董卓被杀而叹息了几句，也被王允下狱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团强烈不满，“群下不甚附之”。对待在刺董期间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权的吕布，王允也是非常轻视，“以剑客遇之”，也就是说根本不把吕布当一回事，气得吕布“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如此一来，文臣武将都是离心离德，何以服众？
  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不懂得笼络人心。面对董卓死后留下的大量财富，吕布就提出“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按说这是个正确的建议，对于稳定长安的局势有积极作用，但王允却不予采纳。
  在对待西凉残余势力上，毫无战略眼光、书生气十足的王允犯下了第三个错误。原本铲除了董卓以后，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确地判断形势，赦免其四人的话，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或许能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心里只想着除恶务尽，逼得这四人起兵造反。在这个问题上，王允显得还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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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卷而叹说王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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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允刚愎自用，又不讲策略，而关东势力对于长安政权的态度也是各不一样，诸侯中许多势力都心怀鬼胎，王允对内对外都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长安原本趋于安定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终于，初平三年（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围攻长安，动荡再次来临。
  性格决定命运，王允的性格决定了他最后的不幸结局，他拒绝了吕布提出的撤出长安的建议，决心以死报国，结果被杀入长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时年五十六岁，王允的宗族老幼，尽被杀害，只有两个侄儿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几乎灭族之灾的同时，长安，甚至整个华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之中，军阀混乱的局面愈发不可收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能不说王允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王允虽有除乱臣于朝堂，缓危局于一时之壮举，却无挽狂澜于倾倒，救百姓于水火之伟略，他刚烈的个性曾经让人无比感慨，又令人无比叹息，读圣贤书的他，似乎忘记了《礼记》中的那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至理名言。当硝烟散尽，尘埃落定之后，王允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只有无限的感慨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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唏嘘品刘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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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州牧刘焉，是一个后汉末年时期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和平共处，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得是热火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勾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亲王剧。这一切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本文根据陈寿《三国志》及其他相关史料来对刘焉进行探讨和分析。
  刘焉（？—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通过《三国志刘焉传》的这段记载，我们发现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从底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和评价，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居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可以体现出刘焉对自己所指的“清名重臣”还是很有自信的，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刘焉在此之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具有一定能力的。《续汉书》中说得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得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三国志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一个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裂，实在有点牵强。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之地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放逐，如果他一开始就像史料记载的“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