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大民国

    赵书礼第一站视察的地方选在了塞北大学，这个由梅贻琦一手组建的大学。
    梅贻琦为了这个大学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当时来到塞北的时候，尽管赵书礼表示不惜一切代价的支持。可是当时塞北可没有任何基础，尤其是教育基础，梅贻琦来到后，连一所校舍都没有，虽然在巨额拨款下，塞北大学已经在黄河边上动工了。但心急的梅贻琦等不到了，他当即租下了几座仓库，跟他从清华挖过来的几个年轻讲师立刻开始办学招生，第一批只招了十几个人，算是个特别班。
    外交曾经笑过他心急的把塞北第一所大学办成了仓库大学，但是梅贻琦回应说，所谓大学者，非有高楼大厦之谓，乃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很快就成了名言，也是塞北大学办学的一个主体思想，那就是不惜重金聘请人才。
    现在的塞北大学已经不同于往日了，占地三千余亩，撞撞大楼巍巍，派头十足，乃是包头黄河岸边的一个标志。
    但是这并不是梅贻琦为之骄傲的，他更骄傲的是塞北大学的人才储备，先后从北京各个大学挖来了数百教授，现在在校学生人数一万多人，本着开门办学的理念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现在的塞北大学作为中国最大的大学，不但为塞北，也为全国各地输送着大量的人才。
    北京从民国开始就颇为坎坷，大学的经费都是捉襟见肘，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还好说，有的学校根本就是需要校长要饭似的到处乞讨。因此那些学校中存在一大批生活困难的教师学生群体，对此梅贻琦大包大揽，连老师带学生一并带到了塞北。这才早就了塞北大学现在的规模。
    梅贻琦请人不但不惜工本，豪爽无比，有时候还耍点无赖手段。
    比如原来塞北的最高法院的院长张孝栘，就是被他软磨硬泡拉过来的。当时为了请张孝栘，他日夜蹲守在人家家里，最后是他不嫌丢人，张孝栘嫌丢人了，于是一把年纪的老先生选择了辞职。叹气说，他的法律生涯从教学始，那就以教学终吧。
    梅贻琦是理科出身，虽然他同样重视文科，作为自身专长的理工科却也没有落下。先后建立了力学性能，应力学，机械等专业，甚至还把塞北飞机厂的实验室搬到了大学里，工厂出经费，学校培养人才和研究成果。
    他不但重视文理科，对体育也格外的重视。
    每天会亲自带着学生在草场上做操等，据说这是清华的传统，他在清华时期，前任校长做的更过分呢，规定早晚教师自习室图书馆等场所一律关闭，就让学生去草场运动。
    今天赵书礼来的早，恰好就看到了梅贻琦大汗淋漓的带着一干子没精打采刚刚睡醒的学生在跑操喊口号，锻炼身体建设祖国，哈哈...
    “梅校长，你这就是所谓的强壮其体魄，野蛮其精神吧？”
    赵书礼开他的玩笑，看着这一群天之骄子在草场上傻傻的喊口号，赵书礼就不由得想笑。
    梅贻琦很认真的回答：“错了，是强健之体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赵书礼没法继续开下去了，点头赞叹道：“梅校长对教育很有思想吗，看来当初真的没请错你啊，说句笑话，我当初还真的没看上你！我想的是蔡元培，可惜这老爷子去当官，帮蒋价石忽悠人去了。”
    梅贻琦笑道：“是吗。蔡元培先生确实是我辈楷模，现在被俗事缠身实在是遗憾。不过还有一位先生我也深敬佩之。”
    “谁？”
    “张伯苓！”
   
 
一百九十五节 中国有我不会亡
    张伯苓这个人赵书礼不陌生，不是因为其前身的奥运形象被北京奥运抄的热气腾腾，也不是因为其办的南开大学培养出了数位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大才，而是因为前一阵子他就来过塞北。
    张先生在塞北的时候，正是塞北军和日军戮战之时，当时各种声音在报纸上沸沸扬扬。能在报纸上发声的都是有身份的人物，其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深深以为中国永远不会是日本的对手，跟日本作战只有失败一条路，甚至在报纸上发表悲观言论，表示塞北跟日军发生冲突，只会造成塞北的覆灭甚至中国的灭亡。
    张先生来到塞北，开始义正言辞批驳这种声音，不停的在各地轮回演讲，邀请各界人士宣扬他的想法。
    赵书礼就听过他一次演讲，那次演讲的题目叫做《中国有我不会亡》。
    初一听这名字，赵书礼深不以为然，感情这老先生是一个愤青啊。可是当仔细听下去后，就被深深触动了。
    张先生讲的不是他自己，那个‘我’字讲的是千千万万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讲的是责任与担当。他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担负起自己应担负的责任，那么才能，中国有我，不亡；中国有我，必强。可以说当时他的话是给了那些妥协者一记响亮的耳光，是给那些在日本的强悍的外表下丧失了斗志的懦夫们一记心灵的攻击，他的演讲后来发表在报纸上，竟然还让不少人会晤，表示自己要承担起强国的责任，而不是一味的怨天尤人。这是什么，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在这方面讲，张伯伦先生的功力是教主级的。
    因此一听梅贻琦说道张伯苓赵书礼深有同感。
    “你说的对啊，张伯苓先生确实堪当教育家这个称谓啊。”
    “哎，跟张先生一比，我真是很惭愧啊。张先生凭一己之力，建成了南开一个体系，从小学到大学一应俱全。”
    “哎，可惜了，这样的人却不生在塞北，生不逢时啊！”
    赵书礼也感叹道，话里充满了他军阀的本质和帝王的思想，有时候一个人的性格是会受到他地位的影响的。
    “司令可不用这么叹息，我上次跟张伯苓先生有一次畅谈，先生说希望有生之年能办一万所小学，一千所中学，三十所大学。现在常年为此奔波，要是司令有心可以帮帮他啊。”
    “帮，怎么帮？”
    “哈哈，捐钱就好啊。办什么事都要钱啊。”
    “这个倒是没问题，还劳烦梅校长跟张先生谈谈，就说我愿意资助他一千万元，让他在塞北办学。把他南开那一整套，移植到塞北来。同时这些学校的后续经费，整府可以资助。”
    “司令就是司令啊，什么都不忘想着自己，可就怕张先生不会答应啊。”
    “你尽力去试试吧，即便他不答应，钱也可以给他的，毕竟是为了中国的教育吗。”
    梅贻琦去说了，结果很理想，张伯苓同意在塞北建立一百所南开中小学和一所南开分校。不过他告诉梅贻琦，其实自己很羡慕他，他在塞北完全可以大展拳脚，有整府的大力支持，而且他十分欣赏赵书礼在教育上的舍得投入。
    南开终于花落塞北。
    很快赵书礼就发现，张伯苓的办学理念跟他有相同的，那就是强调责任和担当。但是也有不同的，赵书礼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不知耻，有的人甚至就是不以耻为耻，反以耻为荣，古语曰知耻而后勇，要激发中国人心中的勇力，就要让他们感受到耻辱。因此塞北的学校到军队，一直贯彻的都是赵书礼的耻辱教育。让大家都知道，国家目前是这个样子，那是因为每个人都没有负担起应有的责任。但是张伯苓先生强调责任的同时却没有可以强调耻辱，而是强调荣誉。荣誉与耻辱，是一对反义词，争取荣耀就是洗刷耻辱。张先生教育自己的学生要珍惜自己的荣誉，而赵书礼要塞北的每个人都要洗刷国耻。
    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经过对比，赵书礼认为张先生到底是专业人才，人家是对的。洗刷耻辱与争取荣耀是同意的，但是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过分的强调耻辱，容易让一个民族变的深沉，也容易引发极大的灾难。比如为了血普法战争的耻辱，德法两国发展到了一战，而为了血洗一战的耻辱，又引起了二战。而强调荣耀显然会鼓励民族奋进的精神，跟雪耻相比，一个是激烈的，一个确实持久的。
    为民族百年计，赵书礼后来聘请了张伯苓做了教育部长，主管塞北地区教育事务。
    这都是后话了，在离别了塞北大学后，赵书礼度过黄河进入了鄂尔朵斯地区。过黄河不得不说黄河大桥，这座大桥是前几年修通的，当时德国技术人员还没有撤离，但是赵书礼没有找他们，而是找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茅以升，赵书礼记得，茅以升的大桥能活到半个世纪后它的孙子桥都倒塌后还能屹立不倒。
    鄂尔朵斯所在的河套地区，是塞北军事工业的重地，不过这次赵书礼可不是来看兵工厂的，而是来看看民生的。这里的移民较早，也一直都是各地的样板。
    先到了牧区参观了半日，这里的牧民多数是蒙古人，也有少数汉人。建筑都是蒙古包，不过现在的蒙古包可不仅仅是住所了，有的坚固了旅游的需要。一到周末，鄂尔朵斯市的有钱人家，不少喜欢来这里骑马打猎，吃烤羊肉和马奶酒的。
    之后才去了农垦区，这里情况恰恰相反，多数是汉人，少数是蒙古人。汉人有的是移民，他们来到后分到了一些荒地开始开垦，每家每户都有地，多则四五十亩，少则一二十亩，由于为了维持稳定，塞北规定这些移民土地不得转让，因此很好的保证了农民手里最重要的资产不被黑心商人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