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猛鬼故事

蚂蝗


八十年代初的湘潭医学院由于受**的影响,师资力量不足,于是从民间聘请了一批老师,他们有的出自中医世家,有的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多年军医。这些老师与理论深厚的“学院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我们这些心高气盛的年轻人来说,自然对他们充满了怀疑,因为在我们看来,仅仅凭经验和资历是不能在医学这块科学园地立足的。
    大四开始,我们就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学校周边的田边地头,为附近的老乡义务看病,同时也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有一天,我们来到了学校距东南八公里远的一个小村庄,大家都走得浑身大汗,便敲响路边的一个家门讨水喝。开门的是一个老头,他默不作声的看我们喝完水,打量着我们身上背的红十字药箱,黯然地问:“你们是医生吧?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的儿子还有没有救?”
    我们跟着他走进里屋,只见床上躺着一位干瘦的病人,却头大如斗,与身体体极不相称。他肤色蜡黄浮肿,身上发着一种说不清的腥味,仔细一看,竟然在脖子上用一根手指粗细的红绳子系着,以至于喘气发出困难的“呼呼”声,看上去好象刚从上吊的粱上救下来似的。
    老人叹了口气,说:三年前,儿子独自去到村后龙头山打柴,回来时见天色转阴,怕有大雨,便抄了山谷的近路。山谷有一处地方称为“蚂蝗”沟,蚂蝗数不胜数,平时村里人都不敢靠近。儿子回到家中,妻子赫然发现他血流满背,脱了衣服一看,身上已经被蚂蝗钻了几个孔,血流不止。村上的老中医当即为他止了血,但是钻进身体里的蚂蝗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取出来,为了防止它们随着血液流动钻进大脑,只好在脖子上绑着一根绳子,将它们隔离在身体下部。三年来,儿子被身体里的蚂蝗吸血茹精,由一个精壮的小伙子变成一个病夫,眼看就奄奄一息,连媳妇都离开了他们。
    那天带我们的老师姓潘,据说其父解放前是国民党高官的医生,他们一家解放后被斗得很惨,**后才给平的反,在学校没有什么地位,连一个讲师职称都没评上。
    潘老师听完老人的话,冷冷地说:“蚂蝗嗜血,遇血则有寻源的本能,就是拽断其身体也不会松口。蚂蝗一旦入人体,须在第一时间用尿液或盐水灌伤口,逼其倒退,错过了这个时机就束手无策。山蚂蝗比水蚂蝗(水蛭)体小更灵活,生存能力更强,只要有血便能生存,而且它是雌雄同体,能够自体繁殖。”
    潘老师说完,大家脸色都随之一变。因为我们都知道,血管内的寄生虫是最难治的,一来不能用有毒素的药,否则对病人副作用很大,甚至可能致命;二来没有排泄通道,就算把它们弄死了,也没有办法取出来,这跟消化道的寄生虫不一样。
    潘老师巴答巴答地抽着烟,不知在想什么,最后,他拧灭了烟头:“先去村卫生站吊三天生理盐水,最大剂量。三天后我们再来。”
    三天过后,我们一行回到老人的屋里。只见病人不知是打吊针还是肾功能受损的缘故,浮肿得更加厉害,身上象是被充了气,发出一种不健康的光泽。
    潘老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木桶,打开盖子,原来里面装的是农家杀猪时留下的猪血,还冒着热气。潘老师挽起病人的一只袖子,命令道:“把整个胳膊伸进去。”病人无力地伸出细细的胳膊,整只浸泡在猪血里。潘老师就搬出凳子坐在一边,掏出香烟点上火,半眯着眼睛抽着,一屋子都是刺鼻的烟草味道。
    一会儿,病人开始**:“痛,手上好痛,象是有刀子在割。”
    “坚持住,不要动。”潘老师不动声色地说。
    病人脑袋上掉下大滴大滴的汗水。
    约莫三十分钟后,潘老师抬起头,睁开眼睛吩咐我们:“准备好胶布、止血药、消毒药和云南白药。”
    说着,他站起来,伸手解开病人脖子上的绳子,拿它紧紧绑在病人伸出的胳膊上,然后对他说:“把手抬起来吧!”我们都知道,他这是外科中标准的止血动作,用于动脉破裂。
    病人举起手臂,灯光下我们看到,这手臂上不知被什么东西钻出了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孔洞,象一个蜂窝煤一样。我们七手八脚地围上去,熟练地把伤口处理好,最后用绷带包扎起来。
    潘老师把木桶提起来,走到门外,一把将猪血倒了出去,只见血红刺目的地上,一条条细长的蚂蝗在弯曲挣扎着,口中吐着红色的泡沫。我们凑上去数了一下,竟然多达一百一十三条。
    后来,潘老师向我们解释:“其实道理很简单。先用生理盐水把血液稀释、冲淡,使蚂蝗对病人的血产生厌恶感。然后,在外面用新鲜猪血诱之,两相比较,蚂蝗定然更喜外面的猪血,因而蜂拥而出。”
    这个病例成了我大学其间印象最深的一段实习经历,甚至于超过了第一次见尸体和第一次见女性隐密部位的震撼感。
    一直到我毕业那年,潘老师也没评上正式职称。不过听说后来中医重新走红,他自己在外面开了一家诊所,生意非常好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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