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⑨ 庞本驹：《张学良将军被囚铜梓拾遗》，原载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７日《贵州日报》。
  ⑾ 赵季恒口述，吴有梧整理：《忆同张学良将军在桐梓的日子》，原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⑿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张学良传--长系壮士将如何
长系壮士将如何
  张学良作为蜚声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和卓越的爱国者，作为经历了世所罕见的长期幽禁至今尚在人世的国民党著名人士，作为一位造诣很深的明史专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作为文学功底深厚、精于诗词的学者，作为写得一笔好字的书法家，作为一个时刻跳动着拳拳爱国心的诗人，人们却知之甚少。
  大好河山夕照中，
  国人肩负一重重；
  男儿正要闻鸡起，
  一寸光阴莫放松。①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作为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在听取了流亡学生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的揭露和控诉之后的感事诗，他满怀重振军威、杀敌报国之志，呼吁人们要自强不息，闻鸡起舞，前仆后继，收复国土。“雄鸡一唱天下白”，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了。张学良自己的处境虽然并没有什么好转，但他对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和中国的未来仍然是满怀憧憬，寄于很大希望的，所以他曾挥毫作诗，并以《狱中近作》为题，发表在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其中共二首，即：
  一、发 芽
  盼发芽早，
  愿根叶
  长得茂；
  深耕种
  勤锄草，
  一早起
  直到
  太阳晒的
  似火烧，
  呀，
  芽，毕竟发了！
  二、抢 粪
  到处打主意
  抢粪
  偷尿
  活象强盗。
  在人前夸口为的
  那样菜
  是我的顶好
  呱呱叫！②
  张学良的诗，多为旧体诗词，象这种短小精悍的新诗，尚不多见。不过，从这两首诗来看，他对于写新诗，也是功底不浅的。而这，显然又与他年青时接受西方教育、爱好文艺、并也曾在报刊上发表过这类诗作有关。就这两首诗来看，乍读之，似也平平，实际细思之，它记事托意，寓意深长。就说《发芽》这诗吧，它就含意新颖，表示新生，意在赞颂抗日战争的胜利。难道不是这样吗？“正是为了这‘芽’，诗人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也正是为了这‘芽’，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付出了血的代价。‘盼发牙早’，只有耕耘者才会有这种急切的心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里程碑的西安事变，其发动者的初衷不就是在盼望‘发芽’吗？征战沙场的抗战勇士流血牺牲何尝不是期望着这‘芽’早日破土呢？‘呀！芽毕竟发了！’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这个伟大的时刻。一个‘呀’字把张学良将军的内心惊喜之情和盘托出。……《抢粪》则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这（它——笔者）幽默，然而深刻；朴素，然而有力。这首诗通过对一个‘活的强盗’的抢粪者的描绘，含蓄地批判了一些人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丑恶行径，表达作者的愤懑之情。诗中对抢粪者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了。”③当此二首诗在重庆和延安的报纸上发表时，同时还刊登了著名戏剧家田汉读此诗后的引言及和吟，其主要内容是：
  读张学良近作
    客有从息烽来者，带来张将军近作两首，真纯可喜。
  将军被羁十年矣！各方呼吁释放政治犯，将军甚至未被归入政治犯之列，而谓以“家法”处之。十年来监视将军一家及其左右者闻达百余人，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壮年之身御老光镜。将军之兵谏实为神圣抗战之直接动力。
  今抗战胜利，而东北内战不已，杀人盈野，将军羁系息烽无以为力，其感慨将如何也！
  某公近从息烽过，带来将军消息多：
  挑灯辛勤读史记，下笔辄复成新歌。
  使军学圃岂得已，子牙垂纶悲蹉跎。
  独疑胜利复员日，长系壮士将如何？④
  是的，这幕旷古未闻的人间悲剧早该结束了。同时我们由此也欣慰地看到将军的坚强，他虽然身在禁中，仍心忧天下。同样，党和人民也一直关怀和思念将军，早在张学良南京被扣之初，中国共产党和十七路军、东北军为营救将军就曾作了很大的努力，都因所谓案情重大，蒋介石还不能原谅张汉卿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中国共产党再次提出恢复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自由问题，也都因为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功。当然，在张学良初被囚禁的时候，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上确曾一度风传张学良要获释，他本人也很希望能为抗战做点事，他曾对在他住处站岗的士兵说：“你到过东北吗？那是个好地方！”还说：“日本侵略我们祖国了，我带你们打日本去！”有一次张治中到凤凰山去看他，他痛心地说：“国家正是遭难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希望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不论做什么都行。”那时，他虽然经常搬迁，生活很不安定，可是不论到哪里，房间里总是挂着地图，一有空就走过去看，有时手里还拿着铅笔，在大地图上作着标记。听到中国军队打胜仗的消息，他就非常高兴；听到日寇又占领了我国哪座城市，又在屠杀中国的老百姓时，他就痛苦。总是感慨地说：“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为了争取能重上战场，杀敌报国，他还曾多次给蒋介石写信，均遭拒绝……
  这些，一般人当然都是不知道的。所以那时关于要放他出来的传闻流传颇广。实际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心胸欠宽的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对他的冒犯仍耿耿于怀，所谓释放云云，只不过是他鉴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装装样子，做出点和解的姿态而已。
  果然，这事仅仅在一个短时期内传播了一下，不久也就烟消云散，再无下文了。
  张学良原来还寻思，短时期内因为委员长的气还未消，是不会放他的，可能还要执行那个十年徒刑的原判吧。实际他还是想错了，因为一直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蒋介石仍丝毫没有放他之意，只在１９４５年的春天，派莫德惠去贵州看过他一次。莫临行之前，蒋介石拿出一块闪闪发光的怀表，让他转交张学良，说是他送的。蒋介石实际是想以此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和口气，要考查一下他是否回心转意了。张学良接过怀表，漫不经心地看了看，风趣地说：“时间不早了，这只表很好，它是不容易停的啊！”莫德惠对张学良的话心领神会，也幽默地说：“自有归期君莫问。”⑤
  然而，这个“归期”在那时是极为渺茫的，因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了，他不仅无意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还在１９４６年对张学良实施了更遥远、更长期的流放。
  那是１９４６年的冬天，寒风萧索，树叶枯黄，原野、山川原有的那种春意盎然的景象不见了，代之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派破败、昏黄和荒凉的图景。就在这个寒冬降临不久的一天，国民党南京保密局局长郑介民，给重庆军统局一个所谓“结束办事处”的主任张严佛拍了个急电，内云：“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要把张学良发配到台湾去哩。这件事他们作了严格的保密，对张学良也是采取欺骗的手段，将他和赵四小姐骗上飞机的。张严佛回忆往事，不无负疚地说：“张学良由桐梓来重庆解台湾的消息，对外封锁。因此，刘乙光押解张学良由贵州来重庆时，在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汽车不经过重庆市，以免被人发觉，张扬出去。一面对张学良诡称：蒋介石有电报来，送他到南京去，不把解往台湾的实在情形告诉他。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隐蔽幽静，附近没有居民。关于张学良到重庆后的生活，我指派侯桢祥专门照料。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同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张学良在重庆住了一个星期，专机已经交涉好了，决定起飞前夕，我到松林坡面告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相当高兴。刘乙光向我说：“跟在张学良身边的×副官是他的心腹，又和宪兵厮混熟了，妨害看管，不能再让他到台湾去，明天动身之前，请你把这个人留下。”我同意了，立即指示侯桢祥、庞进科照办，并令把他押在军统局渣滓洞看守所。我为了欺骗张学良，防止意外，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和我的爱人李兴黄赶到白市驿飞机场照料，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伪称来送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