懈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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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寄生》序言正如《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一样，如果你问我：这篇十二万字的《懈寄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我会很努力地思考几秒钟，然后回答你：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我不知道写作这件事对别人的意义是什么，我只知道，对我而言，那是一种很想说话的欲望。为了这种欲望，我会在脑海中追逐文字，然后坐在计算机前，自言自语。这种写作的欲望，到底从何而来？我又要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你：我还是不知道。就像我因为在一个疲惫的雨夜里，喝到一杯温暖的爱尔兰咖啡，便写了《爱尔兰咖啡》一样，对于《懈寄生》最原始的写作欲望，也只是因为去年三月间，和一群大学同学在爬山时，偶然看到懈寄生。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懈寄生。我大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完《懈寄生》。那阵子，白天写写程序，晚上十点过后，才开始动笔写。往往今晚所出现的文字内容，并不在昨晚的期待之中。更别提会为明晚的写作，增添何种变量。我尽量专心写，因为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写作。我有我的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好是坏，是伟大还是平凡，那都是我的本分。我总觉得要把份内的事做好，才能考虑其他。在写作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断地回顾过去。所谓的"过去"，大概是从十二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二开始。那时我挂在莒光号的南下列车车厢间，从台北到台南。于是《懈寄生》的时间背景，就以大年初二为开头。我已经无法记得，对那时念大二的我而言，在那辆火车上想些什么。我也记不得，为什么我得在那种团圆的日子，像逃难似的，跳上火车。我只记得，我想了很多很多。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一定没有想过，当初这段际遇，会成为《懈寄生》的开头。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从未想像我将来可能会提笔写东西。而我也一直没有写作的习惯。因为我总是喜欢让所有的东西停留在脑海，不必化为文字。如果真有时光机器，可以让人回到过去，那么我很想知道，十二年前看着车外飞过去的电线杆的我，到底在想些什么？我只知道，现在坐在计算机前的我，想起国二的事。我的国文老师是位女老师，姓刘。"同学们，这堂是作文课，你们开始作文吧。"她说完后，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开始看书。"老师，作文题目是什么？"整间教室沉寂了几分钟后，终于有个同学举手发问。"你们写自己的文章……"老师笑了笑，"为什么却要我定题目呢？""那老师……"那位同学又继续问，"我们该用什么文体呢？记叙文？论说文？还是抒情文？"刘老师放下书本，站起身："如果以后老师住在台北，你们到台北看我，我一定会很高兴。"老师又笑了笑："你想，我还会在乎你是坐公车来台北？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呢？""我只想读到你们认真写作的文字，并不在乎你们用何种形式表达。"老师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过了十几年，我开始认真地写下自己想写的东西，我才知道，老师这句话的意义。老师，谢谢妳。如果你最后问我：《懈寄生》到底在描述一种什么样的爱情？我会先退开三步(因为我怕你会打我)，然后告诉你：我不知道。就像一个疲惫的人，下了班，淋到雨，打开家门时，心爱的人刚煮完一碗热腾腾的面，然后帮他擦去额头的雨珠。我可以很仔细地描述那个人、那场雨、那碗面、那条擦去雨水的手帕。但我就是无法形容那碗面的味道。
【一】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台北火车站。"左脚刚跨入出租车开了四分之一的门，右脚还没来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湿泥，我便丢下这一句。"回娘家吗？"司机随口问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我也笑了起来。虽然是大年初二，但我却是单身一人，只有简单的背包。还有，我是男的。即使雨下得很大，仍然只能改变我的发型，而不是性别。我不是高桥留美子笔下的乱马，所以不会因为淋到冷水而变成女生。"今天真冷。""嗯。""淋湿了吧？车后有面纸，请用。""谢谢。""赶着坐火车？""嗯。""回家吗？""不。找朋友。""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嗯。"下了雨的台北，陌生得令人害怕。看来我虽然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半年，却从来没有认真生活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融入这城市的血液。台北的脉动也许左右着我的喜怒哀乐，却始终得不到我的灵魂。我像是吴宫中的西施，身体陪伴着夫差，但心里还是想着范蠡。隔着车窗，行人像一尾尾游过的鱼，只有动作，没有声音。好安静啊，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困在黑洞里。我知道黑洞能困住所有的物质和能量，甚至是光。但声音能从黑洞里逃脱吗？高中时有同学问过物理老师这个问题。"声音？你听过有人在黑洞中叫救命的吗？"老师说完后陶醉于自己的幽默感中，放声大笑。也许我现在的脑袋就像黑洞，困住了很多声音，这些声音到处流窜。包括我的，荃的，还有明菁的。"165元，新年快乐。""喔？……谢谢。新年快乐。"回过神，付了车钱。抓起背包，关上车门，像神风特攻队冲向航空母舰般，我冲进车站。排队买票的人群，把时空带到1949年的上海码头，我在电影上看过。那是国民党要撤退到台湾时的景象。我不想浪费时间，到自动售票机买了张月台票，挤进月台。我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方向。往南。月台上的人当然比车站大厅的人少，不过因为空间小，所以更显拥挤。车站大厅的人通常焦急，月台上的人则只是等待。而我呢？我是焦急地等待。爱因斯坦说的没错，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等待的时间总像是失眠的黑夜一样，无助而漫长。而该死的火车竟跟台北市的公车一样，你愈急着等待，车子愈晚来。"下雨时，不要只注意我脸上的水滴，要看到我不变的笑容。"突然想到荃曾经讲过的话，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不少。那天下着大雨，她没带雨具跑来找我，湿淋淋地说了这句话。"帮个忙，我会担心你的。""没。我只是忘了带伞，不是故意的。""你吃饭时会忘了拿筷子吗？""那不一样的。"荃想了一下，拨了一下湿透的头发："筷子是为了吃饭而存在，但雨伞却不是为了见你一面而存在。"荃是这样的，她总是令我担心，我却无法说服她不令我担心。相对于明菁，荃显得天真，但是她们都是善良的人。善良则是相对于我而言。"为什么你总是走在我左手边呢？""左边靠近马路，比较危险。"明菁停下脚步，把我拉近她，笑着说："你知道吗？你真的是个善良的人。""会吗？还好吧。""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但你比他们更善良。"我一直很想告诉明菁，被一个善良的人称赞善良是件尴尬的事。就像颜回被孔子称赞博学般地尴尬。我慢慢将脑袋里的声音释放出来，这样我才能思考。这并不容易，所有的声音不仅零散而杂乱，而且好像被打碎后再融合。我得试着在爆炸后的现场，拼凑出每具完整的尸体。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否正在做一件疯狂的事。是疯狂吧，我想。从今天早上打开香烟盒想拿烟出来抽时就开始了。搞不好从突然想抽烟这件事开始，就已经算是疯狂。因为我戒烟半年了。有一次柏森问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我想了半天，只能想出钥匙忘了带所以从10楼阳台翻进窗户开门的事。"这叫找死，不是疯狂。""熬了两天夜准备期末考，考完后马上去捐血。算吗？""仍然是找死。""骑脚踏车时放开双手，然后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游泳动作呢？""那还是叫找死！"后来我常用同样的问题问身旁的同事或朋友，他们的答案就精彩多了。当然也有一面跑马拉松一面抽烟这种找死的答案。有人甚至告诉我，大选时投票给陈水扁是最疯狂的事。他是公司里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师，20年忠贞的国民党员。他的思想偏右，立场偏右，据说连穿四角内裤时也是把命根子摆右边。"那为什么你要投给陈水扁呢？""如果当你年老时，发现自己从没做过疯狂的事，你不会觉得遗憾吗？"我也许还不算老，但我已经开始觉得遗憾了。记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烂，他说："你没有过去，因为你的过去根本不曾发生；你也没有未来，因为你的未来已经过去了。你不可能变老，因为你从未年轻过；你也不可能年轻，因为你已经老了。"他说得没错，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确就是这么活着。"你不会死亡，因为你没有生活过。"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柏森并没有回答我。像一株懈寄生吧，明菁曾经这么形容我。终于有火车进站了，是班橘色的莒光号。我往车尾走去，那是乘客较少的地方。而且如果火车在平交道发生车祸，车头前几节车厢通常会有事。因为没看到火车经过，才会闯平交道，于是很容易跟火车头亲密接触。更不用说拋锚在铁轨上的车辆被火车迎头撞上的事故了。只可惜，乘客太多了，任何一节车厢都是。我不忍心跟一群抱着小孩又大包小包的妇女抢着上车。叹了口气，背上背包，退开三步，安静等待。火车汽笛声响起，我成了最后一节车厢最后上车的乘客。我站在车门最下面的阶梯，双手抓住车门内的铁杆，很像滑雪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