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大传

第二十七章凄风苦雨殁香江
    一、蛰居一处公馆
    1949年5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攻上海前夕，杜月笙不得不走了。由于健康原因，他不能乘坐飞机，只能乘船。杜月笙带着几房太太、子女、保镖、佣人一大群，和一大帮亲戚朋友，包括金廷荪一家，万墨林一家、顾嘉棠一家、朱文德一家，乘坐一万多吨的荷兰渣华公司客轮“宝树云”号，逃往香港。
    在与杜月笙随行的亲属中，便有孟小冬和她的养女杜美娟。
    早在平津战役爆发之初，解放军势如破竹地向平津推进。杜月笙放心不下远在北平的孟小冬，让姚玉兰以姐妹之情马上去信，劝孟小冬迅即来上海。当时北平人心惶惶，谣言纷传，孟小冬无依无靠，六神无主。接到姚玉兰的信后，一种温暖之情油然而生，便匆匆打点行李准备离开北平。
    得知孟小冬答应南下上海，杜月笙深感欣慰。由于交通已经中断，杜月笙立刻派出专机前往迎接孟小冬。孟小冬再次踏进十八层楼大厦，杜月笙晓得这次她不可能再有机会离开了。
    “往后你就安心留在上海，把杜公馆当作自己的家，不好吗？”杜月笙劝慰孟小冬，“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定然会让你再登台。”
    直到这时，杜月笙仍然没有明白，孟小冬要的并不是再次登台，她要的是一个名分！但无论如何，杜月笙的一番苦心，仍然使孟小冬感受到有生以来少有的温暖。
    “小冬，你就留下来，哪里都不也要去了。”姚玉兰也好言相劝，“这么大年纪，还只身漂泊，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孟小冬自忖时局动荡，孤身无依，又仰慕杜月笙仗义豪侠，特别是有感于他多年的照顾之恩。当然还有姚玉兰和她姐妹般的情谊，于是决定往后就以杜门为其安身立命之所了。所以杜月笙举家到香港，孟小冬和养女杜美娟作为家人随行。
    由于购票时舱位都是分散开的，杜月笙、姚玉兰和孟小冬，三个人只有一间头等舱，舱内有两张单人床，外带一张三等床位。
    姚玉兰便与孟小冬商量好，两个人轮流值班照顾杜月笙，轮到歇息时，就去那张三等铺上睡一会儿。
    时值杜月笙不知第几度喘疾大发，方告小愈之后，气喘之势平复了许多。但见“宝树云”号自外滩启碇，舱外的喧哗声渐渐安静下来。只闻机声隆隆，衬托舱中的一片缄默，陡增了些生离死别的悲怆与凝重。
    “宝树云”号通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囗，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转眼即逝。别矣上海，此一别不知是否还有归期……舱里的三个人相对无语，每个人的心里都在倒海翻江。
    望着船尾翻腾的巨浪，望着渐渐消失的大上海，杜月笙晓得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偌大家业、庞大事业，昔日的繁华显赫、盖世声名都将离他远去，晓得与他血肉相连的黄浦滩、呼风唤雨几十年的大上海都将与他杜月笙再无关联，心里顿时像被抽空了一般，整个精神支柱顿时坍塌，瘦骨嶙峋的身子再也无力支撑，躺在床上犹如槁木死灰，全部没有了生气与生机。
    在长达两天两夜的旅行中，杜月笙几乎没有离开几次床铺，成天成晚的躺在床上，与姚玉兰、盂小冬默默相对。亲朋好友都晓得他正在病中，也都晓得这次离开上海，他的心情与精神状态定然不佳，大家相互告诫，莫要前去打扰。
    5月3日，“宝树云”号客轮抵达香港，闻讯赶来迎接的只有在港的少数家人和亲友。来到预先顶下的坚尼地台18号，杜家上上下下颇感意外。
    坚尼地台18号是一楼一底的房子，杜公馆在一楼，楼上住的就是杜月笙浦东同乡、多年好友陆根泉一家。陆根泉是陆根记营造厂的老板，是举国闻名的营造业巨子。一楼杜公馆就是陆根泉通过香港房地产业的朋友，用6万港币顶下来的。
    但在杜公馆的人看来，这一层楼的房子无论怎样都无法和杜家在上海的任何一处住宅相比。楼下杜公馆既无庭园又无围墙，外面的人朝里看，可谓“开门见山，一目了然”。
    全屋精华所在唯有一间半圆半方的大客厅，看上去还够宽敞，够气派。正房只有三间，其余小房间都是将就走廊空隙隔出来的。
    但是杜公馆到香港的人实在不少，杜月笙，二太太陈帼英带着老五杜维翰、老六杜维宁暂时去了台湾，除开不算，有三太太孙佩豪，四太太姚玉兰和孟小冬，长儿长媳杜维藩夫妇已经有四名儿女，老二杜维垣、老三杜维屏、老四维新，都已建立小家庭，老七维善、老八维嵩还在读书，外加大小姐杜美如，孟小冬的义女杜美娟，光是家中的眷口便有20多人。
    此外还有跟出来的随从徐道生、司机小阿三钟锡良、大司务“小鸭子”及其手下、男仆陆圆、解子信，女佣阿妹、小妹等四人，佣人就有10多个。
    这一层楼的杜公馆怎么装下这一大群人，实在是伤透了脑筋。后来安排姚玉兰和孟小冬的两间房分别附在杜月笙的大房间外面，劈面相对，而且声息相通。其余房间，一间做了秘书胡叙五的办公室，另外几间分别住了杜美如、杜美娟和老七杜维善、老八杜维嵩。
    将这几个人安排下之后，这一层楼已经没有空隙。灶披间只够住一两个佣人，其他的佣人必须住在外面，每天早出晚归。
    由于房子不够住，后来二太太陈帼英由台湾到香港，便住进新宁招待所。二太太一直想定居台湾，而杜月笙并无此意，两人话不投机，二太太一气之下，带着她的两个儿子老五杜维翰、老六杜维宁及两个媳妇回了上海，从此再没有离开上海。
    三太太孙佩豪则在外面与儿子同住。杜维藩一家六口花两万港纸在建华街顶了一层楼，与同时来自上海的王新衡一家隔街而居。
    其余成了家的三儿一女，则老三杜维屏住堡垒街，老二杜维垣和老四杜维新住在渣华街。二小姐杜美霞是金公馆四少奶，跟随金廷荪的一大家人也住在渣华街上。
    自从到香港以后，与杜月笙经常不离左右的哼哈二将，便是总管万墨林和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为了照顾杜月笙，这两个人都在坚尼地台租了房子，朱文德一家住在坚尼地台10号，万墨林一家住6号，和杜月笙的坚基地台18号等于比邻而居，往来十分方便。
    此次到香港，和抗战时期在香港大不相同，杜公馆门前再也没有了昔日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常来杜公馆的都是平日的至亲好友。
    坚尼地台杜公馆客人虽少，但每天中午饭厅里都准备两桌饭。一张圆台桌一张四方桌。通常那张圆台桌便可坐开，圆台桌坐不下了，再开方桌一席。
    这一时期经常来杜公馆吃中午饭的，除了杜月笙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顾嘉棠、金廷荪、万墨林、朱文德外，还有王新衡、骆清华、沈楚宝等人。
    每天一早，多半是“小八股党”硕果仅存的老兄弟顾嘉棠头一个到，他特地先来打一个转，问问月笙哥夜里睡眠和早餐情况，问过便走，风雨无阻。到快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应酬，这顿中饭便十有八九在杜家吃。杜月笙精神好，他便陪陪杜月笙。不然就在外面饭厅陪陪杜公馆的其他朋友。
    杜月笙气喘病不发的时候，有三桩消遣，其一是赌，其二是书，而其三是为唱。
    “赌”，由于受精神体力所限，只能玩玩13张罗宋牌九。因为打罗宋可以少用脑筋，而且时间不长，随时都能结束。为了凑兴，勉强陪他玩玩的，有当年的豪赌朋友朱如山、徐士浩、盛家老五盛泮澄、吴家元、张公权的令妹张嘉蕊等人。
    “书”，即听说书。当时有一些“说书先生”也从上海逃难到香港，杜月笙选了其中的四位：张建国、张建亭兄弟，蒋月泉和王伯英。这四位轮流，每天一位到杜公馆，分别给杜月笙讲《玉蜻蜓》、《双珠凤》、《英烈传》、《水浒传》等等有名的说部。
    但当时姚玉兰、孟小冬以及杜公馆的其他人都对“听说书”毫无兴趣，每当他一榻横陈，闭目倾听时，往往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最多服侍他的徐道生在场。有时候万墨林、朱文德会来陪他听一段。
    “唱”是坚尼地台杜公馆最热闹的场面。由于杜月笙的枕边人一位是“须生泰斗”，一位是以“冬皇”著称的余派传人，一时人谓“天下之歌，尽入杜门”。坚尼地台杜公馆每周五必有一场的“清唱小聚”，旅居香港的名票名伶，因为杜公馆有“冬皇”孟小冬在，莫不以一睹“清唱小聚”为莫大荣幸。但是杜公馆的小聚只限于至亲好友，故属门生，因此，很多人被挡在了门外。平时经常必到的有赵培鑫、吴必彰、钱培荣、马连良、杜维藩、杜维屏、朱文熊、万墨林、王新衡等人。大家一致称孟小冬为“孟老师”。
    二、被指政治垃圾
    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便被一张报纸打破了。
    一日，王晓籁和刘鸿生来访，带来一张台湾素有权威的报纸，报上刊登的一篇社论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社论中用了两个新名词，即“政治垃圾”与“经济蝗虫”。社论在结论中指出：
    “绝不容许政治垃圾、经济蝗虫到台湾复兴根据地去掀风作浪，重施故技。”
    那么，这些“政治垃圾、经济蝗虫”指的是什么人呢？
    指的是暗中操纵上海金融、物资的人，而列出的一条条“罪证”，每一条都和杜月笙的实际情况相符。可以说，“杜月笙”三个字几乎呼之欲出！任何上海政界金融工商界人士都会一眼看出，这里所指的“政治垃圾、经济蝗虫”就是杜月笙。
    王晓籁的报纸还没念完，杜月笙已经气得脸色发青，嘴唇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月笙兄，看国民党当局这种态度，台湾你千万不能去了。”王晓籁说，“我们何不一起回上海呢？”
    可以说杜月笙就从来没打算去台湾，但台湾当局如此骂他，却让他大受刺激，毕竟他给国民党政府出过不少力。但是回上海，他现在还没有信心。
    此时，共产党正加紧对留港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先后派章士钊、金山等人赴港与杜月笙会面，劝杜月笙回上海。杜月笙以身体欠佳为由，表示暂不回上海，但保证在港不从事*活动，并表示已经做好留沪弟子的工作，让他们不要跟共产党捣乱。
    但章士钊对杜月笙这个答复并不满意，他的目的是劝杜月笙回上海。为了达到目的，他自己便在香港住下来，天天去杜公馆找杜月笙聊天，中午就在饭厅与杜月笙的子女、朋友们一起用餐。
    不料，台湾当局很快知道了共产党对杜月笙所作的统战工作，生怕杜月笙被共产党拉回上海，也立刻派员前往做工作。
    一日杜月笙正在会客室与章士钊扃室长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立法委员汪宝暄来访。在几年前为江苏赈灾募捐活动中，杜月笙与汪宝暄配合默契，从此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汪宝暄一进门，杜月笙便晓得他是代表台湾当局而来。
    杜月笙先请章士钊回避，到另一个房间稍候，他要在会客室会见汪宝暄。
    汪宝暄刚刚落座，杜月笙便迫不及待地拿出那张报纸，想问明白台湾当局如此含沙射影地攻击他用心何在？
    “我杜某人并不在党，从1927年开始，以一个平头百姓的身份追随国民党，抗战、锄奸、戡乱、赈灾，一次次为国民党牺牲一切，到头来我却成了‘政治垃圾、经济蝗虫’！实在是令人伤心。”
    杜月笙发过一通牢骚后，汪宝暄微微一笑，开门见山的告诉杜月笙：
    “月笙兄，我正是为这件事到香港来，专程拜访你的。”汪宝暄解释说：“这篇社论当时在台北便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你也晓得，总统犹未复职，一切尚在杂乱无序状态，出点意外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种解释让杜月笙无法接受。他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并非偶然，定然是别有用心的安排。但汪宝暄既然是代表台湾当局而来，他便晓得自家不能表现太过激，也只好给个台阶便下了。
    “宝暄兄，你回台湾以后，务必请代我杜某人转告台湾方面那许多党政负责朋友，我杜月笙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但我讲的是做人的道理，从民国十六年起我追随国民党，已经20多年，往后我一准还是跟着国民党走，我杜月笙一生不做半吊子的事！”
    “好！好！”汪宝暄高兴地说，“当局还有一封亲笔函，交给了洪兰公，过几日洪兰公会专程从台湾来港，转交当局的信函。信上的内容和我刚才讲的意思差不多。”
    汪宝暄所说的洪兰公就是杜月笙的好朋友冯友兰。冯友兰目前在台湾一时脱不开身，特地让时在广州的汪宝暄先到香港把当局的意思转告杜月笙。
    杜月笙了解这一过程后，心里不由得暗自发笑：自家老老实实地呆在香港，台湾当局却无事生非。自家刚与共产党方面接触，并没有作出回大陆的决定，台湾当局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台湾当局的态度，令杜月笙感慨颇多。
    果然不几日，冯友兰先生专程抵港。如此一来，杜月笙回上海的大门就此关闭，无论共产党派哪个来做工作，他都只能委婉拒绝回大陆。章士钊盘桓多日一无所获，只好返回大陆。
    但杜月笙不去台湾，不回上海，在香港一无产业二无事业，这一大家子人靠什么生活？
    说来也是可悲，杜月笙挥金如土几十年，1949年离开上海的时候，他的全部财产只有两笔。一笔是10万美金，是当年为预储子女教育费，交给好友宋子良带到美国代营“生意”的。另一笔约有美金30万。
    能留下这30万，杜月笙此时发自肺腑的感谢两个人。第一个人是金廷荪。当年成立大运公司经营航空奖券，金廷荪担心杜月笙手里存不住铜钿，自作主张把他应得的利润在杜美路70号买下一块地皮，造了一幢美轮美奂的大厦。如今这30万，便是出售那幢大厦的钱。
    第二个要感谢的人是杨管北。1947年杜月笙便有意出售杜美路70号大厦，起先准备卖给中纺公司，中纺出价30万美金。后来经杜维垣的美国朋友介绍，以45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拿到这笔钱后，幸亏有杨管北的一句话，提出将这笔钱预存在香港，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当时这笔钱已经用去一小部分，剩余部分30万元便按杨管北的意思存在了香港。
    如今这30万美金便成为杜月笙一大家人逃难香港的全部生活费用。当时杜公馆的开销已经十分节俭，但每月的生活费最少也需要6万港币，有时还需要姚玉兰自掏腰包作为补贴。
    杜月笙眼看洋钿只出不进，坐吃山空，心里难免着急上火，如此下去，手里这有数的铜钿不知能支撑几时。
    三、过手财香知多少
    那么，杜月笙几十年呼风唤雨，用钱一掷万金了无吝色，得到过杜月笙经济援助以致吃过杜月笙所属公司俸禄的各界人士特别是文人墨客不在少数，杜月笙自家有银行，有企业，不算那些挂名董事长的企业，有股份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怎么会落得没有积蓄呢？
    前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书记长、战后担任上海市社会局长历时最久的吴开先，与杜月笙交往20多年，特别是从抗战开始，两人因工作关系共事10多年，对杜月笙的经济状况了解得比较透彻。吴开先对于1936以前杜月笙财务情形，曾有一句一针见血的妙论：
    “那时候杜先生的钱，无可否认的是‘取之于土（烟土），用之如土（粪土）！’”
    也就是说，1936年以前杜月笙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烟土，杜月笙大来大去，钱来得容易去得快，用钱如粪土。
    谈起杜月笙抗战胜利后的经济状况，吴开先则强调说：
    “抗战胜利后，杜先生的洋钿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这话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再也不能“有土斯有财”了，烟土生意是定然不能做了。而对于其他生意，吴开先认为杜月笙根本就是外行，首先他对于金钱的数值概念始终模模糊糊，他自家的许多事业如中央银行、华丰面粉、大达轮船，以及纺织、造纸等，都是在好朋友或者学生的协助下办起来的，他自己甚至连经营状况都不甚了解。他在华商电气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浦东银行等事业中都或多或少的占有股份，但他在这些事业中实际上只是做挂名董事长、常务董事或者董事，并不亲自主持业务。
    在那些没有股份仅仅做挂名董事长、理事长、常务董事等的事业机构中，他更是做得干脆：别人的事他全不干预，别人的盈亏他从不过问，别人的业务他更不插足。他晓得人家不过把他当挡箭牌、大保镖，他自家也乐得面上飞金，提高身价，因此常常赔着时间，赔着人情，甚至倒贴铜钿地为人家办事情。后来头衔越来越多，渐渐地倒贴铜钿的事体就免了。他这时的做法是：你们助长我的声势，帮了我的场面，你们有事我“顶”着，有问题我出面解决。你们一定要给我什么好处，我也不客气收下。但杜月笙给人家帮忙的目的，还是“放交情”，并不是为了得几个铜钿。
    因此，在杜月笙70多个董事长等头衔的事业中，也只有真正属于他自家的那几个银行和公司的利润他可以支配。但是在他自家的几个事业中，能赚到的钱确实微乎其微，决不足以维持他的庞大开销。
    而他在抗战胜利后的钱从何而来？据吴开先从旁观察，若干年来，杜月笙有两宗为数可观且不间断的收入——第一宗是调解各类纠纷。
    杜月笙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介入工运，调解劳务纠纷、劳资纠纷，便以“闲话一句”闻名于上海各界。但在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他调解劳务纠纷、劳资纠纷主要是“放交情”，甚至倒贴铜钿。后来他调解的纠纷渐趋多样化，人们开始以谢礼对他表示感谢。在他调解的各类纠纷中，所得谢礼最多的以遗产官司、商业纠纷占最大宗。
    遗产纠纷在上海特别多，这主要因为从前女孩子多没有遗产承继权，但自中华民国民法定制，女孩子与男孩享有同等遗产继承权，上海因遗产而起的民事诉讼便骤然增多。许多嫁出门若干年的女儿，依法提出和兄弟平分遗产的要求。尤其有富商巨贾，生前私筑外室，生儿育女，家主一旦故世，外室与儿女找上门来奔丧，嫡妻嫡子不承认，常会发生纠纷。诸如此类的纠纷付诸法律，律师要的费用往往是以诉讼标的三七开，或四六开，甚至有的高达对半分账。
    但此类民事诉讼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才能开庭，一审、二审、三审乃至上诉，再上诉，要拖延很长时间。而被告方往往会利用这漫长的时间转移财产，等官司打到最后，胜诉者才发现对方做了手脚，胜诉之后所获寥寥无几，甚至连律师也白忙活一场。所以此类遗产官司，连律师也会着急建议当事人：
    “我看还是请杜先生出面调解吧。”
    虽说杜月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请到的，但只要杜月笙答应了，当事人和律师便都可以放心了。因为没有人敢在“杜先生”面前调枪花，该拿的必须拿出来，该收的就此收走。三头对面，言话一句，事体摆平。否则，有哪个做了手脚，一时占了便宜，将来被人发现，影响了杜先生“立信”、“树威”，那是要吃不了兜了走的！
    杜月笙调解遗产案从不提报酬，他不会像律师那样谈价。但有律师标着，事体解决，对方自然晓得要有所表示。至于数额，也是对方自家看着办。但黄浦滩上哪个不晓得杜月笙大来大往的气派，这一笔礼金自然也少不了。
    也有析产纠纷非法律解决不可的，如湖州南浔刘家的官司，就是刘家兄弟中的一方慕名拜访杜月笙。杜月笙听完对方讲述纠纷的经过，认为这场析产纠纷唯有法律判决才能摆平，便给对方介绍了大律师江一平。一场官司打下来，果然这边胜诉。因为诉讼标的太大，江一平打这场官司所得律师费为白银60万两。
    得了这么多银子，江一平想感谢杜月笙，但凭他和杜月笙的关系，送银子杜月笙肯定不要，于是去问万墨林，给杜月笙送个什么礼品比较好。
    “要说杜先生好像什么物件都不缺。”万墨林说着，忽然想起在黄公馆看到的金碗、金盘、金痰盂，想想杜公馆还就是没有金器具，于是顺口说，“就缺一对金痰盂罐。”
    江一平立刻叫金铺里打了一对大型金痰盂，每只都在黄金百两以上。江一平将这一对金痰盂送到杜公馆，杜月笙颇感诧异，忙问是怎么回事，这才晓得是万墨林乱出主意，把万墨林责备一通，那对金痰盂从未使用，后来还是卖掉了。
    第二宗收入来自恒社学生的孝敬。
    恒社社员虽说工商巨子、社会名流，以及党政军警各界人士都有，但比较一下便会发现，其中还是以小开居多。小开即富家子弟，“小老板”。这些人加入恒社，大多是为了寻找一个靠山。十里洋场既是声色犬马醉生梦死的天堂，也是冒险犯难的乐园，罪恶与繁华互为消长。有钱的小开大少爷要想在十里洋场平安无事，莫过于加入恒社。
    加入恒社却不是简单的事体，杜月笙对吸收恒社社员把关极严。凡是才能为他所赏识的，他会想尽方法请他入社，然后根据个人才能，能做官的送去做官，能做生意的送去做生意。凡需要老夫子助力的，他必定全力以赴，务使他们都能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是很多富家小开只需要杜月笙的牌头，恒社的名声，作为他们在黄浦滩安全的保障，和炫耀的资本。这些人入社都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身价，给杜月笙送上一份“压帖子钱”数额至少要能把“帖子压得住”。具体多少并无规定，但这些有钱的学生子自家心里都有数。这一宗“压帖子钱”，便成为杜月笙在战后的一大收入。
    这两宗大的收入说起来很可观，但是与杜月笙战前做烟土生意相比，实在无法相提并论。而杜月笙在抗后用起钱来，仍然是目挥手送，一掷亿万，丝毫不亚于“有土斯有财”的时代，仅历年捐助款项便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杜月笙总是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到逃往香港时手中无积蓄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老弟兄兔死狐悲
    杜月笙困居香港，每天最为关心的是上海的变化，读报几乎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上海方面的报纸都是辗转传过来的。但是在1950年初的一段时间，杜公馆没有了上海方面的报纸。杜月笙一再向家里人追问，家里人才把报纸拿出来。
    原来那些天报上连续刊登黄金荣的一些消息。一张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放大照片赫然刊登在报端醒目位置。照片上的黄金荣老态龙钟，面无表情地手执长帚，挪动矮胖身躯，在大世界门前的马路上扫街。家人担心杜月笙看到“金荣哥”的状况会受刺激，所以把报纸藏了起来。
    杜月笙拿过报纸，一眼便看到“黄老板扫街”的那张照片，他的表情一下子凝固在脸上，继而目光僵直，面色死灰，坐在沙发上的身子摇摇晃晃地瘫软下去。那段新闻文字尚未读完，嗓子里已开始发出咻咻的气喘声，报纸也从手中飘落到地上。
    当时守在身边的徐道生赶紧过来服侍，先扶杜月笙到床上躺好，紧接着联络医生。住在旁边两间屋里的姚玉兰、孟小冬也都闻声赶过来照看。原本那几天杜月笙身体稍有好转，但黄金荣扫大街的事带给他莫大的刺激，于是当日又告病倒，中医、西医川流不息，杜公馆陷入一片混乱与忙碌中。
    不几日，黄金荣的长媳黄李志清来访，除了探病，还有重要事体要与“杜家伯伯”商量。
    杜月生招呼“妹妹”在病榻旁边的沙发上坐下，问她有什么要紧事？李志清拿出一封黄金荣寄来的信交给杜月笙看。这封信是黄金荣寄给儿媳的“求援信”，他叫黄李志清赶紧筹款2万美金寄到上海。
    “妹妹，你打算怎么办？”看完信，杜月笙有气无力地问。
    “我拿不定主意，又不了解那边的状况，所以才来向杜家伯伯讨教。”李志清茫然无措地说。
    “妹妹，倘若老板能平安无事地到香港，莫说是两万美金，便是20万，我和你倾家荡产也要凑齐。”杜月笙说着，话锋一转，“现在的问题是老板绝对出不来，因此之故，我们无论寄多少钱回上海，结果一定是毫无用处。”
    “但是，若不寄钱，不晓得公公会受多大罪。”
    “这个……”杜月笙自然也说不清楚，只好苦笑着说，“不妨先寄1万，看看动静再说。”
    “也好。”
    李志清回去后，便筹了1万美元的现款汇到了上海。但钱汇到后，黄金荣的电话紧接着打到了香港，说1万美金不够。
    “您老人家晓得我们是出来逃难的，我和孩子在这里是坐吃山空，纵不能不留点安身立命的钱吧！”李志清在电话中如是说，她担心黄金荣身边有政府的人，故一味地哭穷。
    于是，黄金荣在电话中指明，让李志清去找昔日的两位老弟兄，杜月笙与金廷荪。
    “没有用的。”黄李志清马上就说，“金家目前状况不好，我不便去谈。杜家伯伯那边早去过了，他也筹不出这么多的钱。”
    李志清那边电话刚放下，黄金荣的电话便打到了杜公馆。一听是“金荣哥”的电话，杜月笙从病榻上爬起来，被徐道生搀扶着到会客室，坐到沙发上听电话。
    黄金荣在电话里说得很简单，他要买5万元公债，手头的钱凑不够，让杜月笙凑一些解燃眉之急。黄老板亲自打电话向杜月笙求援，杜月笙不敢怠慢，赶紧命万墨林给黄金荣汇出5万港币。
    其实，黄金荣的状况并非在香港的杜月笙诸人想象的那么糟糕。上海人民政府对黄金荣没有追随蒋介石逃跑，表示欢迎，并允许他继续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几家戏院。但要坦白交代过去所做过的坏事。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让他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早晨到“大世界”门口扫马路。
    政府此举，无非是想借黄金荣的鼎鼎大名，让帮会人物看看，连青帮大亨黄金荣都带头服从政府改造，那些个帮会喽啰还有什么资格与政府对抗呢。
    黄金荣自家为了悔过，表示对人民政府的支持，决定买5万元公债。由于大部分家财都让儿媳李志清带走了，所以才写信、打电话要李志清以及杜月笙汇钱。
    这件事过后不久，杜月笙的一个朋友陈彬和从上海逃到香港，带来黄金荣的口信，说共产党已查明他在过去若干年里不曾直接杀害过共产党，因此他不成为共产党清算、斗争的对象，不至于有生命危险，让在港亲友放心。
    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心情稍稍放松一些。但随即他的一颗心再度提了起来，他想到了当年共进会里杀害过共产党的那帮老兄弟里，还有两人留在上海。当年“小八股党”中的“四大金刚”已有芮庆荣和高鑫宝在抗战期间不得善终，顾嘉棠跟随来港，叶焯山和杜月笙的老兄弟马祥生由于舍不得放弃在上海的偌大家业，一直不曾离开。这两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对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的谋杀。杜月笙暗暗揣摩，这两人大概难脱法网。
    不久，上海方面传来的消息，在杜月笙听来越来越可怕。此时在香港，每天都能及时看到上海的报纸。一日杜月笙突然在报上看到，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已经成为上海工人文化宫，正在举办汪寿华血衣展宽。杜月笙蓦然一惊，大叫一声“不好”！心知叶焯山和马祥生一定糟了。
    果然，旋不久便传来了马祥生、叶焯山双双被杀的消息。那日马祥生和叶焯山一同被绑赴枫林桥，在当年处死汪寿华的现场，举行规模浩大的公审大会，参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树端、汽车和三轮车上，全都成了临时看台。
    马祥生、叶焯山被拉上台时，政府主审人员慷慨激昂地指责他们两个的种种罪状，然后转向马、叶两人，高声问：
    “马祥生，叶焯山，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夜里，杀害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的血案，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都参加了？”
    当时，马祥生以为自家并未实际下手杀害汪寿华，起码没有参加枫林桥的杀害，所以喋喋不休地辩白。但是现场群情激怒，“血债血偿”的口号声喊得震天响，哪个听得到他的表白。
    叶焯山则自知死罪难逃，只求速死，当下便不耐烦地对马祥生大声说：
    “祥生哥，横竖都是一死，说这些废话有啥用！”
    随后，主审官宣布判处马祥生、叶焯山二人死刑，立即拖下公审台枪毙。随着一串清脆的枪声，23年前的一桩血案得以偿还。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当年，马祥生、叶焯山跟随他，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倘若不是他一心要上国民党的船，积极组织共进会，参加所谓“清党”，哪里会有今天的报应！两位老兄弟原是对他杜月笙唯命是从的，他们原本是奉了杜月笙之命杀害汪寿华的，如今杀汪案的主使人避居香江，倒让两位老兄弟去偿还血债，他心里那份歉疚和受到的打击，超过了他身心的承受能力。
    杜月笙止不住地泪下沾襟，痛哭失声，心力交瘁臻于极顶，他的喘疾骤然间如山洪暴发，铺天盖地而来。
    这一次的发病来势凶猛，每一阵气喘都有几度窒息、几度晕厥，喉咙憋得吸不进空气时，他会从床上猛地跳起来，伸开双臂，张开十指，仿佛要抓到什么救命的东西。让旁边侍奉的人都看的心痛欲裂。吃药、打针、喷烟，全都失去功效，中医西医穿梭般跑来跑去，商议会诊，最后决定使用氧气。
    于是，杜月笙被套上了“枷锁”，无日无夜不与氧气罩、氧气筒为伴。除非喘停，他口鼻之间的氧气罩，仿佛成为了他身上的器官。由于使用氧气之多，使用为时之久，卧室外面的氧气筒依然排列成行，使许多初次赴杜公馆的医师无不为之震惊。
    使用氧气以后，杜月笙的气喘病日渐减轻。精神好一些的时候，便想起再度回上海的长子杜维藩，一去半年之久，杳无音信，不由得牵肠挂肚起来。于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心惊，以致搅得他寝食难安。五子杜维翰、六子杜维宁跟随他们的母亲回上海后，他几乎不曾有过牵挂，偏偏他的长子让他放心不下，长子杜维藩在他的心中，以及在这个家庭中实在太重要了！
    五、桂生姐上海殒命
    杜月笙派杜维藩回上海，原本有双重用意。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杜月笙并非没有作用，他派杜维藩回去，原本有沟通联络的意思。同时让杜维藩把中汇银行的业务结束起来。
    偏偏在此期间，中国银行准备在京召开董监事会议。在港的杜月笙、陈光甫、宋汉章、张公权等原委该行商股董事，共产党仍承认他们为中国银行董事，通知他们赴京出席会议。
    接到通知的金融家们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杜月笙。杜月笙说：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场。目前纵不可能去北京，但我们可以出具委托书，委派代表去北京出席会议。”
    但代表还没来得及派，台湾高层便知道了这个信息。蒋介石顿时大怒，把杜月笙在台的老朋友洪兰友、张群等人召到草山别墅训斥一通。
    因此，杜月笙派杜维藩去上海的用意被传得沸沸扬扬，尽管病榻上杜月笙极力否认，不惮其烦地辩白解释，但仿佛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是如此传得越凶，都说杜月笙长子返沪，是为杜月笙本人投石问路，因而料准杜先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返回上海。
    外间的各种传言让杜月笙大受困扰，巴不得杜维藩立刻返回，也好使传言不攻自破。当然，他更担心的是杜维藩能否安全返回的问题。倘若杜维藩不能顺利返回，或者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不但对病中的杜月笙是一项严重打击，他将又何以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沈月英，如何对得起跟前的媳妇、孙儿孙女？
    半年后，杜维藩终于平安回到香港。看到站在面前的长子，杜月笙如释重负，欢喜得忍不住要大声欢呼。这段时日杜月笙的气喘病渐渐平复，加上见到长子归来心情好转，仿佛身上的病一下子全好了。
    他见到杜维藩问的第一件事不是中汇银行，不是共产党对杜维藩怎样，而是一个在他的生命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他内心深处一直牵挂的女人——桂生姐。
    “我拍给你的电报，叫黄国栋转给你，你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
    杜维藩一听，便晓得他父亲要问的是黄老板的正室夫人，杜维藩的寄娘林桂生。
    桂生姐于1950年春天在上海病逝，杜月笙在香港惊闻噩耗，悲痛不已，赶紧给留在上海的杜家账房黄国栋拍电报，让他转告杜维藩，前去料理丧事。
    桂生姐自从与黄金荣离婚后，从此闭门不出，不问世事，二十五六年时间里，哪怕黄浦滩上炮火连天，她不避不走。上她门的只有一个杜月笙，和他的干儿子干儿媳杜维藩夫妇。杜月笙赴港之前曾去拜访桂生姐，看着日渐老迈的桂生姐，杜月笙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力邀桂生姐一道赴港。桂生姐摇头笑着，婉拒说：
    “月笙，你是做大事的人，你要走是应该的。”桂生姐人虽老了，但性格还像先前那样干脆爽朗，“从离开老板的那一天起，生生死死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杜月笙早就晓得，桂生姐内心深处对黄金荣仍怀着深深的眷恋。桂生姐协助黄金荣打天下几十年，创下偌大的家业，黄金荣说一声发妻下堂，桂生姐差不多等于净身出户，连杜月笙当年都十分的打抱不平。怎奈桂生姐一心为黄金荣着想，日后连黄金荣的一分钱援助都不曾接受，一个女人如此宁折不弯，让杜月笙不得不从心底佩服。好在桂生姐不把杜月笙父子当外人，以至黄金荣多年来对杜月笙耿耿于怀。
    杜月笙深知此一去也许就是今生永别，心里难免怅惘酸涩。
    “月笙你去吧，不用惦记我。”倒是桂生姐依旧爽朗地笑着，“有句话叫做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不曾对老板说，离开老板的时候我只是对自家这样说。今日对你说，只要你晓得这句话的真谛，心里就踏实了。”
    听了桂生姐这番话，杜月笙当时感动得几乎要掉眼泪。这不仅因为在桂生姐心里，杜月笙和黄金荣有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更为桂生姐不愧是女中丈夫而感动。
    不料，此一别真就成为了永别。
    “我一到上海先去看望寄娘，当时寄娘身体还很好。不晓得寄娘会突然离去……”
    杜维藩告诉他的父亲，接到电报的时候他已经在桂生姐家里料理后事了，他是在桂生姐离世后第一时间赶到的。他按杜月笙的吩咐料理丧事，承担了全部丧葬费用。虽然杜月笙不能亲自给桂生姐送终，好在杜维藩在上海为他代劳，否则他真要抱憾终身了。
    谈完桂生姐的事，又问中汇很行事体。杜月笙让杜维藩回去终结中汇银行的业务，说到底是为了将银行资金转出来。几个股东都在香港，杜月笙对大家也好有个交代。
    中汇银行是杜月笙生平所办的第一个事业，也是一直维持到最后的一个事业。30年来银行接纳了一些外来股份，但是中汇股东多半是至亲好友，杜月笙本人的股本始终在65%以上。
    但是杜维藩返回上海主持了半年中汇银行的业务，却根本无法达到结束业务带回资金的目的，这让杜月笙大为失望。
    第二天，杜月笙便在坚尼地台的杜公馆，召开中汇银行股东会议。在香港的中汇股东，包括金廷荪、顾嘉棠与徐懋棠，当日一律到齐。
    他叫杜维藩以中汇银行代总经理的身份，向股东们提出报告。杜维藩从上海带回一本详细账簿，载明他主持中汇银行业务的半年中的运营状况，收支明细。他把账本摊开，报告中汇银行的财务情形说：
    “……不但业务无法结束，而且储蓄部的定期存款与日俱增。把持业务的干部都想多吸收存款，却不曾做过放款业务。所以存款全部搁死在那里，而存户利息还要照付，这样只进不出的结果，存款日多只有面子上好看，实际上每天都在蚀本……”
    中汇银行最后一次的股东大会不曾作任何结论，大家心中都有所默契，杜月笙经营了大半辈子的这爿银行，只有撒手不管了。
    1950年10月，大陆开始公司联营，杜月笙收回中汇银行的希望就此破灭。
    杜月笙在上海华格臬路的那幢老宅，当初逃走时只留了几名老佣人看守，杜维藩返回上海后就住在老宅，到再度离沪赴港，这幢老宅从此楼台黯黯，庭院寂寂，一片凄凉萧条景象。后来中国评剧会华东分会进驻老宅，老宅门口挂上了“中国评剧会华东分会”的招牌。中国评剧会华东分会的会长是海派须生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早前常出入杜公馆。如今周信芳移驾“杜公馆”办公，令听到这个消息的杜月笙心中很不是滋味。
    六、寓公床头金尽
    1950年秋季以后，坚尼地台杜公馆的来往客人较先多了一些。这其中有两重原因，一为杜月笙大病初愈，无法出门拜客，好朋友即使不来他也会命万墨林打电话去叫。其二是“登门求告”要求帮忙的朋友渐渐多了。
    杜月笙虽自家坐吃山空，每每想起来心里便紧张不已，但用钱的习惯却不曾改，只要对方张口或者对方有所暗示，他若不出手相助，便倍感塌台，面子上无法支撑。虽出钱数目锐减，但终究还是要出的。
    一日，有一位重庆朋友托人来借钱，只借300元，这让杜月笙大为诧异。此公为重庆富翁之一，生意、房地、山亩，多得不可胜数，杜月笙在重庆的时候常去他的府上，他那间客厅面积与大跳舞厅不相上下，布置得富丽堂皇。如此富埒王侯，为何要区区300港币？
    来人见杜月笙疑惑，只好如实相告，此公已办好赴台入境证，将即日启程，但资金已尽，只好借300港币用来买船票。
    “他老兄怎会落到这步田地？”
    “杜先生有所不知，如今像他这样穷困潦倒的百万富翁，在香港市面上不知有多少呢！”
    这句话让杜月笙蓦然一惊，立刻联想到自家，心情随之黯淡。他赶紧拿出1000元港币，接济那位重庆朋友，让他买好船票到台湾以后，手头还有一点余钱。
    从此，杜月笙开始注意大陆朋友在香港的生活现状。他们中一部分错把香港当作了黄浦滩，低估了香港人的经济实力，一到香港便一道“炒金”，数量越做越大，危机越来越深。岂料香港本地帮商人瞅准机会，狠狠一掼，上海帮炒金客立马惨败，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另有一些富翁阔少，挟大批金钞而来，以为过不多久美国人就会帮助国军重返大陆，因而在香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但时日一久，发现国军重返大陆根本没有希望，他们自家却是床头金尽。只得从豪华大酒店搬进亭子间，以至租铺位、睡地板。最后衣食无着时，想借几角港币到摊头上吃一碗饭，都难以办到。
    但是，赴港的上海人也不乏有眼光者，如杜月笙的老朋友吴昆生和陆菊荪，一到香港便开办事业，两人合办一爿规模庞大的“纬纶纱厂”，王启宇自家创办一爿“香港纱厂”，不但使他们自家在香港站稳脚跟，两爿纱厂职工还接纳了不少上海人。
    杜月笙自然也不甘心坐吃山空，赴港之初便开始谋划开源敛财。他做的第一票生意是贩运蚕丝。当时有一位四川朋友，经常来往重庆、成都与香港。他看好四川蚕丝产量大丰收，又碰上时局关系价格一跌再跌。如果搜购蚕丝运到香港出售，最低也会有10倍8倍的利润。
    朋友把情况对杜月笙一分析，杜月笙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于是参股10万美金，由这位朋友斥巨资搜购蚕丝，后来杜月笙又把顾嘉棠拉进来算了一股。
    本来一切运作顺利，货款打过去不几日，大部份蚕丝便已收购好，集中到成都，只等中航公司的飞机履行合约，拨机逐批运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蚕丝正待启运，11月10日一早，报纸惊爆，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负责人，带12架飞机一道飞往北平，全国各线空运中断！
    惊闻此讯，杜月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续给四川朋友发电报，无奈航线中断，运丝合同无人负责，大批蚕丝堆在成都运不出来，一时又找不到其他交通工具，四川朋友也是急得团团乱转。蚕丝最终没有运抵香港，四川朋友几乎为之破产，顾嘉棠的一家一当全都蚀光，杜月笙损失了10万美金的巨款。
    这个打击对杜月笙来说太大了，本来只有30万美金做养家之资，如今蚀去10万，还省区区20万，再减去来港之后的费用，杜月笙几乎不敢再算这笔账。不到20万美金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能支撑几时？杜月笙想一想都心惊肉跳。但他仍不死心，仍然在找机会开办事业。
    1950年初，他的朋友徐学禹从上海来到香港。徐学禹是中国航联保险公司总经理，他一到香港，就计划成立航联香港分公司。按照香港政府的规定，航联在香港设立分公司，需要缴纳5万美金的保证金。于是他便去和杜月笙商量。
    杜月笙听了徐学禹的设想，觉得在香港成立这么一个事业机构很有必要，一开始可能生意不多，但可以慢慢开展，最低限度可以让若干自家人有个头衔和职业，免得香港政府指为无业游民，不准居留。
    “5万保证金不生问题，不妨由我来筹措垫付。”
    徐学禹见杜月笙爽快答应，立刻着手筹建。公司成立，推杜月笙为董事长，杜月笙、徐学禹、杨管北、宋汉章、钱新之为常务董事。杜月笙的爱徒，前中华实业信托公司副总经理、华孚保险公司总经理沈楚宝担任总经理，杜维藩任财务经理。
    虽然有了中国航联公司香港分公司董事长的桂冠，但由于公司业务一时开展不起来，杜月笙投进去了5万美金，却没有进账，等于一大家人的生活费又少了5万美金。眼看着一个月6万港币的开销继续不断，坐吃山空下去终有床头金尽的一日，杜月笙心里着急，有朋友劝他投资开一片影戏馆，也有朋友想与他合资在九龙开一爿织布厂，计划书和预算表都拟订好了，杜月笙却又摇头推托，他对朋友说：
    “几年前日本人攻香港，由深圳打九龙，一步就跨过来了。九龙离深圳太近，在那里设厂风险太大。”
    说到底，此时的杜月笙已经不敢投资，生怕蚀了本一大家人陷入困境。他这时只想做点投资小而又急功近利的生意。在经常来请安的恒社子弟中，袁国梁一直不曾断了生意，但都是小做做，多少赚点钱贴补家用。有一次袁国梁来探望老夫子，杜月笙突然问：
    “国梁，你最近在做啥生意？”
    “有时候做做股票，有时候做做棉布。”
    “赚铜钿吗？”杜月笙紧接着问。
    “说不准。香港比不得大上海，眼光不大容易轧得准。”
    “你留心一下，有机会就帮我做两票。”
    “好。”袁国梁赶忙答应。
    “顶好眼光轧准点啊！”杜月笙又嘱咐一句。
    就这个“眼光轧准点”，让袁国梁颇费了心机。由于想给老夫子轧准了买进一笔股票，赚个几千美金，他决心帮杜月笙做50张，但又担心万一轧不准做蚀了怎么办？于是，他只是含糊地告诉杜月笙代他做了某某股票50张，说了一下大致买进的价钱与时间。杜月笙听了，立刻便命人归还押金。
    “不必！不必！”袁国梁赶紧拦着，他说，“我正巧有一笔多余的头寸，这笔押金我先垫着好了。”
    袁国梁的用意是万一做蚀，就算他自家做的。因为杜月笙不曾付押金，这笔生意可以不做数。
    终于等到这一支股票涨价，战战兢兢继续等，等涨到了相当的程度，赶紧向老夫子请示，然后立马抛出。结果总算轧准，替老夫子赚了几千美金。
    第二笔袁国梁依然垫付，当时杜月笙气喘病加重，却始终放不下这桩事体。他认为由袁国梁垫本钱，赚了几千美金送来，在他来说等于白拿，他不能再做无本生意。正巧吴开先前来探病，他便请吴开先把事先开好的支票转交袁国梁。
    偏偏这次没轧准，袁国梁代杜月笙做的这一票蚀了将近3万港币。虽然3万港币对两人来说都不算大数目，但想到上次赚了几千美金，在杜公馆吃中饭时当面交给老夫子，当时老夫子是何等的开心！老夫子当时说的那句话让他刻骨铭心：
    “国梁，你晓得吗，这是我到香港一年多第一次进账。”
    老夫子说得开心，袁国梁听着却生出满腹心酸。杜月笙在大上海一掷万金，甚至一掷亿万，何曾眨过一下眼？杜月笙接济的朋友无以数计，他心里何曾有过数值的概念？如今这区区几千美金的进账却让他如此开心，袁国梁怎么不痛心呢！
    所以第二票万万不能蚀了，无论数额是大是小。
    于是，袁国梁把赔了的三万港币算在自家名下，另贴5千港币算是赚来的，为的是让老夫子乐得病中开心。
    那天袁国梁去杜公馆，正赶上杜月笙气喘稍轻，精神尚好。但当袁国梁奉上“赢利”的5千港币时，杜月笙哈哈大笑，然后望着惊诧中的袁国梁说：
    “国梁，这五千港币你收回去，然后请你告诉我，这一票究竟蚀了多少？”
    袁国梁惊出一身的冷汗，心想老夫子躺在病床上怎会晓得这票细布蚀了本？
    “我不是未卜先知。”见袁国梁发愣，杜月笙解释说，“我只有大估摸想来，这票生意要是赚铜钿，绝对不止赚三千五千。要是蚀了，数目也必定可观。你为了使我开心，赚9千你会添成一万，赔了你会算在自家账上。国梁，你说我讲得对吗？”
    袁国梁不得不点头称是，但坦承赔得不多，不过二万八九千。
    把这一票交割清楚之后，杜月笙说：
    “国梁，让你代做生意的事到此为止，不然你会把家当全赔光的，”
    杜月笙自1915年与结发之妻沈月英结婚在上海八仙桥同孚里自立门户后，30多年来，杜公馆一直有专司会计、出纳的账房先生。莫说是杜月笙，就连沈月英与后边的几房太太陈帼英、孙佩豪、姚玉兰、孟小冬，以及少爷、小姐，在35年之久的时间里，从来不曾有谁管过家用账。
    然而1949年5月以后，在香港坚尼地台杜公馆，一生挥金如土的杜月笙亲自做起了“账房”，偌大一个家庭的全部账目，统统藏在他自家的肚皮里。他把支票簿交给爱女杜美如，所有费用由他吩咐杜美如开出支票，让其他人去办理。
    七、最后一次婚礼
    1950年末，香港风传共产党要进攻香港，收复中国领土，杜公馆一些人怂恿杜月笙举家迁往法国定居，万墨林、顾嘉棠也都跟着嚷着要去法国。
    “热啥个大头昏！”杜月笙差一点儿就要喊出他的口头禅。
    他晓得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单就铜钿这一项就办不到，他清楚仅存的钱根本禁不得如此折腾。再说，这许多人中有几个讲得了法文，过得惯外国生活？这在他看来，纯粹就是天方夜谭。
    但是，他不想扫大家的兴，他不能让大家晓得活命的铜钿所剩无几了，他要稳定大家的情绪，因此，他没有表示异议。
    就在大家一道策划着迁居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在杜月笙的大房里，连同顾嘉棠、万墨林等多人在场，大家在算一共需要多少张护照。当杜月笙算好一共需要27张的时候，孟小冬当着房中所有人的面，忽然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跟着去，算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
    一语既出，满屋肃然。杜月笙蓦然一怔，马上意识到自家实在委屈了孟小冬，但他晓得此时姚玉兰与孟小冬已生龃龉，若与孟小冬成婚，必定惹得姚玉兰不高兴。但为了孟小冬，他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他略一沉思，当众宣布：
    “好，尽快安排举行婚礼！”
    终于作了这个决定，杜月笙总算将要了却一桩心事。他在缠绵病榻的生涯中，唯一的安慰便是孟小冬的尽心侍疾与柔情万种。他感喟能在有生之年，得到像孟小冬这样卓尔不群的奇女子之爱。
    孟小冬自从住进杜公馆，就像当年侍奉师父余叔岩一样，长日为杜月笙的病体操劳，煎汤熬药，不离左右，何曾分享过杜月笙的荣华富贵？何曾得到过杜月笙的轻怜密爱？因此，杜月笙的病越是严重，越觉得自己辜负了孟小冬的一片深情。
    经常出入杜公馆的亲戚朋友都会看到，杜公馆杂乱无序，没有一点和睦家庭的气息。即使家里仅有三五个人，一日三餐也吃不到一张饭桌上。除了中午外面饭厅里开一桌或两桌招待客人外，通常是姚玉兰在自己房里吃饺子，孟小冬在自己屋里冲牛奶下洋点心，都是关起门来各吃各的。照顾杜月笙吃饭是孟小冬的事，那一碗煨面当然要端到杜月笙的大房间，送到他的床上照顾他吃。其余少爷小姐，各自的卧室便成为了各自的餐厅。如此一来，杜公馆便成为由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单位凑在一起的大杂院。
    在这个“大杂院”里，孟小冬是孤独的、孤寂的、抑郁的。
    对内对外的交际应酬、家务琐事，是姚玉兰的事体，姚玉兰是这个大家庭的女主人。孟小冬的职责是看护服侍随时有生命危险的丈夫，一日24小时，常年累月，无时无刻。
    在杜月笙面前，孟小冬总是强颜欢笑，神色自若。但即使是朝夕相见，杜月笙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从来到香港，孟小冬花容憔悴，面色苍白，眉宇间常有忧悒之色。愧疚于所给予她的太少，因此这场婚礼，杜月笙要尽力满足孟小冬的愿望。
    但是，杜月笙要与孟小冬成婚的决定，仿佛在杜公馆投下了一枚炸弹，各种阻挠纷纷扰扰，说杜月笙与孟小冬早已成为夫妻，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必要再举行什么婚礼；说杜月笙卧病在床，又是避难香江，何必要大事破费，多此一举……
    此时的姚玉兰早已站到了孟小冬的对立面，毕竟她在杜家经营多年，不惜搬出儿女，搬出杜月笙的亲信，对杜月笙轮番轰炸，企图阻挠这个标志性的成婚仪式。
    越是这样，杜月笙反而越是认识到了这个成婚的重要性。他晓得这些阻挠无非就是为了铜钿，说好听点是由于目前日处愁城，要从长计议，节省开销；说明白一点，还不是因为自家病入膏肓，说不定哪天两腿一蹬，少一个分遗产的。
    因此，杜月笙对这些劝说不予理睬，吩咐万墨林立刻筹备，抓紧办事。由于杜月笙的原配沈月英已逝，孟小冬之前尚有三位太太，所以决定原则上不举行仪式。再加上杜月笙抱病在身出不了门，于是婚礼喜宴统统在坚尼地台杜公馆举行。由于场地所限，客人不宜过多，所请都是杜月笙的至亲好友。
    但是，杜月笙坚持要叫最好的酒席，万墨林便渡海到九龙，在九龙饭店点了900元一席的菜，把九龙饭店的大司务统统拉到了坚尼地台。
    喜期之日，由于喜宴有10桌之多，坚尼地台楼下的大厅不够摆，临时又借了楼上陆根泉的那间大厅。
    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杜月笙那天气喘病竟然不曾发作，一身轻松地下了病榻，穿起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客厅，由人搀扶着站在客厅中央。44岁的新娘孟小冬穿一件崭新的滚边旗袍，依偎在杜月笙身边。
    杜月笙在港的儿子媳妇和女儿女婿全部到齐，杜月笙命他们自即刻起，一律称孟小冬为“妈咪”，然后一一给“妈咪”行跪拜礼。而对姚玉兰一律尊称为“娘娘”。“妈咪”送给每个子女一份礼物，儿子、女婿一人一套西服衣料，女儿、儿媳则每人一块手表。
    八、自家定了死期
    从1950年前后，杜月笙在身体病痛与手中铜钿日渐减少的双重压力下，开始求巫问卜，寻求精神慰藉。
    当时家人与朋友也以为杜月笙热衷算命看相，无非是寻求心理上的安慰，没想到杜月笙积久成迷，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杜月笙辞世后，家人从他的贴身衣袋里发现一纸台湾相命先生“六月息主人”的命相复函，其中写了那么两句：
    “六十四岁，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渡过。”
    原来，杜月笙瞒着家人，开好生辰八字寄到台湾，请那位“六月息主人”复函批命。接到“六月息主人”的“命书”后，杜月笙唯恐亲友家人伤心，便把“命书”藏在贴身衣袋中。
    杜维藩追忆这一段经过时，沉痛地说：
    “父亲在三十九年底，以及四十年初生命意志极其坚强，对于人生犹仍乐观，六月息馆主那一纸命书来后，父亲便完全丧失了求生的力量，一心只往死路上走。”
    1951年7月，吴开先再次自台北飞抵香港，27日中午，杜月笙在坚尼地台杜公馆为吴开先接风洗尘，作陪的都是家人亲友，有袁国梁、朱文德、万墨林和杜维藩。
    席间吴开先谈笑风生，说些台湾方面的情形和旅台好友的近况，杜月笙听着很高兴，由于他自家不能喝酒，便命杜维藩连连代他敬酒，又命在座诸人陪吴开先多喝几杯。
    一席欢宴，从午时一点钟吃到下午两点多钟。正当一桌人开怀畅饮时，杜月笙的多年老友经常到杜公馆探病或者吃中午饭的秦大律师秦联奎姗姗来迟，佣人赶紧安排座位，递上杯箸。
    秦联奎落座，还没来得及与吴开先寒暄，便发现杜月笙今日脸色蛮好，精神极佳，脱口说道：
    “月笙哥，几日不见，你胖了啊！”
    “胖了？”岂料杜月笙一怔，接着一边伸手摸着自己的面颊，一边皱起眉头说，“就怕不是胖，是浮肿！”
    说罢，立刻命人拿来镜子，对照镜子端详良久。等放下镜子时已脸色大变，一脸死灰，无精打采，和先前判若两人。随后，竟然推说疲倦，不等在座人等答话，万分落寞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回屋去了，留下满座嘉宾，相顾愕然。
    这一天是阴历六月二十一日，距离杜月笙64岁寿辰，只差23天，距他最后辞世尚有22天。
    28日上午，杜月笙似乎开始料理后事，他将表弟朱文德唤进房间，告诉他有一笔10万美金的款子，交给在美国的宋子良代为投资，宋子良代他买了股票。他让朱文德写一封信给宋子良手下的席德懋，请他把股票生意的经营情形开一份清单，尽快寄到香港来。
    朱文德领命后立即代杜月笙把信写好，发了出去。
    当天晚间，袁国梁来探望老夫子，杜月笙留他一起在小房间里吃煨面。吃到一半，杜月笙突然感到不舒服，袁国梁想搀扶他回卧室，杜月笙却双腿发软，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不对了！不对了！这次不对了！”杜月笙连连惊呼。
    袁国梁赶紧将杜月笙半抬半搀，送回房间躺下。中医师西医师随后赶到，把过脉，听过心音，却查不出有什么毛病。
    随即，住在外面的三太太孙佩豪、住在附近的朱文德与万墨林，以及杜月笙的子女们，全都得十万火急地赶来。一大群人陪着留下来的陆医生，在客厅里为杜月笙守夜。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杜月笙的健康状况好转，加上医生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大家的心里都不是很紧张。
    但在午夜1时的时候，杜月笙忽然传朱文德进去。待朱文德从杜月笙房间里出来，竟是满面惊恐。
    “杜先生让我马上给京士兄发电报，让他火速来香港。”
    朱文德的话无异于一个危险信号，让所有人的心脏都齐刷刷地往下一沉。陆京士时在台北，公务繁忙，杜月笙若不是情况不好，怎能叫陆京士火速来港？可是医生都没有检查出病情恶化，为什么杜月笙自家会晓得呢？
    29日清晨电报发出，简单明了四个字：尽速飞港。
    这一天平安无事。
    30日，杜月笙乍看起来一如往常，似乎没有什么病情恶化的征兆。但是，他却命人再拍急电到台北，并且口述电文，用了严重的四个字：
    “病危速来！”
    31日陆京士复电，定于8月1日赴港。
    31日，杨志雄闻讯前来探疾，杜月笙精神振作了许多，两人一道在客厅里共进午餐。吃过午饭后，杜月笙又约杨志雄到他的房间里谈话。两人走进房间后，杜月笙先把房门关好，然后才严肃地对杨志雄说：
    “我今朝要告诉你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
    杨志雄见杜月笙如此严肃，也正襟危坐，郑重地问。却是万万没想到，杜月笙的决定竟是石破天惊——“我决定不活了。”
    “什么？”杨志雄大吃一惊，然后说，“活不活不是你自家可以决定的！”
    “人的命自有定数，我的定数已然知晓。”杜月笙神秘地说。
    见杜月笙说得既神秘又严肃，杨志雄心里突突直跳。
    “月笙哥，你要有什么牢骚就冲我发，可千万不要吓我。”
    “志雄兄，我跟你相交已久，又特别投缘，因此才把在别人面前不能说的话说给你听。我老实告诉你，我实在是不想活了。我为什么不想活？其中原因，我想你至少晓得一半。”
    杜月笙如此一说，杨志雄这才明白杜月笙所说的这一半指的是什么。以双方交往之久，相知之深，杨志雄自然晓得杜月笙的经济状况，但他安慰的话说出来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月笙哥，我们逃出黄浦滩的朋友，哪一个没有困难？只要撑过这段日子，将来总有回上海的一天。”
    “志雄兄，你们都可以重回上海，只是不再有我杜月笙了。”杜月笙惨然一笑，郑重说，“实话告诉你，如今我手里的钱几乎全部用光。我早就晓得，这笔钱用光的时候，我就唯有死路一条。”
    “笑话！”杨志雄当即反驳说，“莫说你杜先生一生仗义疏财，就凭你几十年里放出去的交情，那些被你救过性命，济过急难，给过升官发财机会的人，只要稍有点良心，报一报恩，月笙哥你还会为铜钿的事情发愁？”
    杜月笙惨淡地摇摇头，不胜欷歔地说：
    “与其沿门托钵的求生，多活一日只不过多拖累一些朋友。不如早点走路，落个一身轻松地去。”
    “月笙哥，你何必这样，只能接济别人，不能接受别人的接济？”
    “别人都可以，惟有我杜月笙不可以。因为无论多少铜钿，只要到我手里，终究还是要用完。”蓦地，杜月笙加重语气说，“老兄，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你，只是希望你不要跟他们一道乱搞，你们想救我一命，其实是增添我的苦恼。”
    这是杜月笙和杨志雄最后一次推心置腹谈话。
    九、遗产美金10万
    杜月笙虽然一心求死，但求生的欲望仍未泯灭。自从接到陆京士8月1日到港的电报后，杜月笙便对身边的人说：
    “如果京士8月1日能到，我的病就有救。否则，定然是凶多吉少。”
    8月1日天气骤变，香港刮起台风，松山机场停航，陆京士只好打来电话，改在8月2日启程。
    接到电话后，杜月笙颓然躺在床上，神情沮丧，面如死灰。经过一番痛苦的心里挣扎，他又默默许愿：如果2日京士能到，我的病还有救。
    8月2日中午，杜月笙深信陆京士这一天一定会到，因此吃中午饭的时候，一定要到客厅里和大家一道进餐。当吴开先、沈楚宝、朱文德和杜维藩簇拥着陆京士走进大厅的时候，饭桌上的杜月笙迫不及待地站起来，抓住陆京士的手久久不放，顿时喜极而泣。
    但是，当大家坐下准备一道吃饭时，杜月笙只顾看着陆京士，佣人重新送上饭时，他伸手去接，一不小心饭碗掉到了地上，“当啷”摔碎了。
    杜月笙心里“咯噔”一下，脸色随之而变。他对陆京士说：
    “8月1日那天突然之间起了台风，飞机不能开，把你硬留在台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一项凶兆，加上刚才我打碎了饭碗，岂不是凶上加凶了吗？我认为这不是迷信，而是天老爷在告诉我，我再也爬不起来了。”
    果然从这天开始，即8月2日吃完这顿不吉利的午餐，杜月笙被搀扶着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之后，到8月16日一命归天，再也不曾离开过病榻。
    从这天午后起，杜月笙给家人亲友的印象便是，前两日他焦急地等待陆京士到来，一旦陆京士来到，他便心满意足，了无憾恨，只有睡在床上等死这一件事了。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杜月笙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之中，一睁眼便叫：“京士”、“妈咪”，使陆京士和孟小冬除了小憩之外，须臾不离左右。
    8月4日，杜月笙一觉醒来，神清气爽，没有喘，连氧气罩都不曾使用。在他的房间里守了一夜的除陆京士外，还有孟小冬、姚玉兰、杜维藩、杜美如等好几个人。众人见杜月笙精神状态好，以为是好转的征兆，不料杜月笙张口却说：
    “京士，我要和你谈谈怎样办我的后事。”
    此言一出，孟小冬头一个痛哭失声，但她随即捂住了嘴。姚玉兰、杜维藩等人也都开始吞声饮泣。
    杜月笙要求他的后事一切从简，但有三个要求：
    第一，要穿长袍马褂；
    第二，要用一口好棺材；
    第三，尸骨先葬到台湾，将来有机会再把他的棺材起出来，带回上海，落葬高桥。
    8月6日，钱新之、顾嘉棠、金廷荪、吴开先、徐采丞、陆京士6人，按照杜月笙对陆京士断断续续的交代，起草了三份遗嘱，一份是对于国家、社会的公开表白，一份训勉子孙，一份则为遗产分配。
    关于遗产分配，由于当时没有人晓得杜月笙究竟还有多少钱，因此只能作原则性的分配比例。即杜月笙的4位太太平分遗产的一半，八儿三女平分遗产的另一半。在八儿三女中，未成家子女比已成家的多得二分之一。
    三份遗嘱写好，经杜月笙认可签字后，钱新之、顾嘉棠、金廷荪、吴开先、徐采丞、陆京士作为执行人也分别在上面签字。当时三太太孙氏、姚玉兰、孟小冬和杜月笙的在港子女都守在病榻旁。杜月笙开始从容不迫地说出他的遗产数额。
    “我只有一笔铜钿，留给家属做生活费用。这笔钱我是托宋子良先生保管的，数目是10万美金。因为宋先主代我用这笔钱买了股票，多少赚着一点，大概有11万美金左右。”杜月笙说完，从枕头底下摸出宋子良手下的席德懋寄来的那笔钱的经营清单，交给陆京士等人过目。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一辈子挥金如土的杜月笙留给庞大家属的遗产，居然只有区区11万美金！
    8月10日上午，杜月笙神志清醒。当屋里只有陆京士一人时，杜月笙从枕头底摸出一个手巾包来。
    “这里是7000美金，京士，你替我分一分。”
    “分给哪个？”陆京士接过手巾包问。
    杜月笙的回答却是浩然长叹，不胜欷歔：
    “说起来只有妈咪最苦，再就是三楼手里没有铜钿。”
    杜月笙一直随着子女叫孟小冬为“妈咪”，三楼是指三太太孙佩豪，在华格臬路杜公馆的时候她住在三楼。
    于是，陆京士便按照杜月笙的心意，将这7000千美金，分给孟小冬3000元，孙氏夫人和杜维藩则各为2000元。
    安排完后事，杜月笙的气喘愈演愈烈，几乎一刻都不能离开氧气罩。人也昏迷的时候多，醒来的时候少了。
    一日，杜月笙的多年好友，上海叉袋角富豪朱如山来探疾，昏迷中的杜月笙突然睁开了眼睛，对朱如山说：
    “如山兄那里，我还有10万……”
    朱如山蓦然一惊，当即打断了杜月笙的话，急急声明：
    “杜先生，你交给我的是10万港纸，不是美金啊！”
    “是港币，当然是港币。”杜月笙侧过脸来，深深的望着他，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朱如山便开了一张10万港币的支票，当众面交杜月笙。杜月笙顺手把那张支票递给陆京士，说是欠陆京士10万港币。陆京士明白，杜月笙是想将这10万港币作为整顿恒社的费用。他从来没想过整顿恒社要用老夫子的钱。移时转身出来，他将10万港币交给了姚玉兰。
    8月16日下午，杜月笙的好朋友时任“国民大会”秘书长的洪兰友，从台湾赶来，代表蒋介石对杜月笙表示慰问。此时杜月笙已不省人事。洪兰友凑到他的耳边大声说：
    “杜先生，总统对你的病十分关怀，希望你安心静养，早日康复。目前台湾一切有进步，前途一片光明，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当时杜月笙已昏迷了好几天，没有人会以为他能听到洪兰友的话。
    讵料，杜月笙倏然睁开了一闭三日的眼睛，尤其伸出了那只颤抖不已的手，与洪兰友紧紧相握。同时，他清晰地说出了他在世的最后一句话：
    “好，好，大家有希望！”
    洪兰友的两行热泪，不可遏制地滚落下来。
    杜月笙说完这句话，眼睛重又闭上，但他仍在竭力挣扎，想多说一两句话，却再也说不出了。洪兰友忙附到杜月笙耳边，大声说：
    “杜先生的心事，我都明白，杜先生所没有说出来的，此间友好可以转告我，我回台北以后，一定代为上达！”
    这时，口眼紧闭的杜月笙，艰难万分地点点头，两颗热泪溢出眼外。
    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泪如泉涌，欷歔呜咽。钱新之情不自禁地一声长叹，他喃喃地说：
    “大家有希望，天啊！就是他没有希望了啊！”
    有家人探手伸进被窝去摸摸他的脚，突然一声号啕：
    “天哪，脚已经凉了……”
    杜月笙在离他的生辰不到24小时的8月16日下午4时50分，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走完了63年的人生旅程。
    当日，环绕在杜月笙病榻左右，为杜月笙送终的几十位至亲好友，是洪兰友、钱新之、金延荪、吴开先、杨志雄、杨管北、江干廷、吕光、刘丕基、史咏赓、张松涛、翁左青、李宗文、宣铁吾、林啸谷、沈楚宝、袁国梁、严欣淇、侯国华、赵培鑫、赵班斧、徐懋棠、朱文德、胡叙五、顾嘉棠和万墨林。
    杜月笙死后，遗体停放在万国殡仪馆。亲朋好友为杜月笙买了一口价值1.5万港元的楠木棺材，于8月19日上午10时入殓。
    大殓之前三日，治丧处收到的唁电、挽幛、挽联，多达700件，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南洋等各地，其中自台湾寄来的为数最多，共达153件，“党国”元老、军政首长莫不备致哀悼。蒋介石颁赐的挽额，系由“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黄伯度，从台北打长途电话来转述口谕。
    自海国外发来唁电的，计有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陈立夫、徐堪、潘公展、赖琏、席德懋、赵棣华夫人、董浩云、任西平、李德燏、吴良弼、欧必成等。尤以宋子文、宋子良昆仲海念之情，最为挚切。宋子文除唁电外，同时宅嘱香港广东银行代订祭菜全席，送到灵堂，派他的驻港秘书代表致祭，他还挽之以长联。
    8月19日下午2时15分出殡。出殡队伍自万国殡仪馆大礼堂门前发引，由两个纸扎的高达一丈七尺的“开道神”开道，据说它们的“任务”便是为杜月笙在阴间道上遇山开道，遇水搭桥。其后便是蒋介石颁赐的“义节聿昭”挽额，挽额后面是仪仗队、中西乐队、沿途诵经作法的和尚、尼姑、道士，扎满松柏枝的灵车。
    送殡的私家车共53辆，其中有7辆坐的是杜月笙的妻儿子女，送葬亲友约有1000人，在霏霏细雨中，将杜月笙的灵柩送进香港东华医院义庄，暂时停放。
    事后统计，杜月笙的丧仪，全部开销一共花了10万港币。
    1952年11月25日，台湾当局成立了包括王宠惠、陈诚、何应钦、吴开先、郑介民、毛人凤等人在内的“杜月笙灵寝安厝委员会”，将杜月笙的棺木从香港东华医院义庄搬去台湾基隆，安厝在台北汐止镇大尖山麓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