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

门打开，那两个持枪的男人回来，他们中间是那个穿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塔利班，依然戴着约翰?列农式的墨镜，看上去有点像某个神秘的新世纪巫师。
他坐在我对面，双手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好长一段时间，他一语不发，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一手拍打着沙发套，一手捻着青绿色的念珠。现在，他在白色的衬衣外面加了件黑色的背心，戴着金表。我看见他左袖有一小块干涸的血迹。他没换掉早些时候行刑的衣服，这对我来说竟然有些病态的魔力。
他那没拿念珠的手不时抬起，厚厚的手指在空气中做拍打状，慢慢地，上下左右拍打着，仿佛他在摸着一只隐形的宠物。他的袖子后缩，我见到他前臂上有吸毒的标记——同样的标记，我也曾在旧金山那些生活在污秽小巷的流浪汉身上见过。他的皮肤比其他两个自得多，白得近乎病态，他的前额，就在黑色头巾边缘之下，有颗汗珠渗出来。他的胡子跟其他人一样，长到胸前，也是颜色较浅。 
“你好。”他说。 
“你好。”
“现在可以弄掉那个了，你知道。”他说。
“什么？”他朝一个持枪的家伙做了个手势。嘶嘶。刹那间我脸颊发痛，那个卫兵咯咯发笑，手里拿着我的假胡子丢上丢下。那个塔利班狞笑：“这是我最近见过的最好的假胡子。但我认为现在这样更好一些，你说呢？”他摩着手指，压得它们咯咯响，不断握着拳头，又张开。“好了，安拉保佑，你喜欢今天的表演吗？”
“那是表演吗？”我抚着脸颊说，惟求声音别暴露我心里极大的恐惧。
“杀鸡儆猴是最好的表演，老兄。如同一出戏剧，充满悬念。但，最重要的是，教育大众。”
他打了个响指，较年轻的那个卫兵给他点上香烟。塔利班哈哈大笑，喃喃自语，双手颤抖，香烟差点掉下来。“但如果你想看看真正的表演，你应该随着我到马扎 [Mazar，按马扎里沙里夫是 MazareSharif的音译，在波斯语中即”马扎和沙里夫“，由马扎和沙里夫两个城区组成 ]去，1998年8月，那才叫精彩。” 
“没听明白。 ”
“你知道的，我们将他们留给狗吃。”我明白他在说什么了。
他站起来，绕着沙发走了一圈，两圈，又坐下。“我们挨家搜索，把男人和男孩抓出来。我们就在那儿，当着他们家人的面，把他们干掉，给他们颜色看，让他们记得自己是谁，属于哪里。”他现在几乎是在喘气，“有时候，我们破门而入，走进他们的屋子。而我……我拿着冲锋枪，在屋子里一通扫射，直到烟雾弥漫，挡住我的视线。”他倾向我，似乎要跟我分享什么大秘密。“如果你没那么干过，一定不知道‘解放’是什么意思。站在到处是靶子的屋子里面，让子弹纷飞，忘掉负疚和悔恨，知道你自己品德良好，善良，高尚，知道你自己在替天行道。真叫人兴奋。”他亲吻念珠，转过头，“你还记得吗，贾维德？” 
“记得，老爷。”年轻那个卫兵回答说，“我怎么会忘记呢？”我在报纸上看过有关马扎里沙里夫的哈扎拉人遭到屠杀的新闻。那在塔利班攻陷马扎之后就发生了。马扎是几个最后沦陷的城市之一。我记得早餐后，索拉雅给我看那篇报道，她面无血色。
“挨家过户。我们只有吃饭和祷告的时候才停手。”塔利班说。他说的时候神情愉悦，好像一个男人在描绘他参加过的盛宴。“我们将尸体扔在街道上，如果他们的家人试图偷偷将他拉回家，我们就连他们一块干掉。我们将他们扔在街道上好多天，把他们留给狗吃，狗肉应该留给狗。”他吸了一口烟，用颤抖的手揉揉眼睛。“你从美国来？”
“那个婊子近来如何？”我突然想尿尿，祈祷尿意会消失。 
“我在找一个男孩。”
“谁不是呢？”他说。持枪那两个人哈哈大笑，露出被鼻烟熏成绿色的牙齿。
“我知道他在这里，跟你在一起。”我说， 
“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我要问你，你投奔那个婊子干什么呢？你为什么不留在这里，跟你的穆斯林兄弟在一起，保卫你的国家？” 
“我离开很久了。”我只想得出这么一句话。我头脑发胀，紧紧压住膝盖，忍住尿意。塔利班转向那两个站在门口的男子，“这算是答案吗？”他问。 
“不算，老爷。”他们笑着齐声说。他把眼光转向我，耸耸肩， 
“这不算答案，他们说。”他吸一口烟，“在我生活的圈子里面，人们认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离开，跟叛国一样可恶。我可以用叛国的罪名逮捕你，甚至将你干掉，你害怕吗？”
“我来这里只是要找那个男孩。”
“你害怕了吗？” 
“是的。” 
“那是应该的。”他说，回身靠着沙发，吸烟。我想起索拉雅。这让我镇定。我想起她镰刀状的胎记，脖子优雅的曲线，还有明亮的眼睛。我想起婚礼那夜，我们在绿色头巾之下，看着彼此在镜里的容貌，对她说我爱她。我记得我们两个在一首古老的阿富汗歌谣伴奏下翩翩起舞，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家看着，鼓掌称好，满世界都是花朵、洋装、燕尾服，还有笑脸。
塔利班在说话。
“什么？”
“我问你是不是想见见他，见见我的男孩？”说到最后两个字时，他上唇卷起，发出一声冷笑。 
“是的。”卫兵离开房间。我听见一扇摇晃的门打开的声音，听见卫兵声音严厉，用普什图语说了些什么，然后是脚步声，每一步都伴有铃铛的响声。它让我想起过去，我和哈桑经常在沙里诺区追逐的那个耍猴人。我们常常从零用钱中给他一个卢比的硬币，猴脖子上的铃铛就发出同样的声音。
然后门打开，卫兵走进来。他肩膀上扛着个立体声放音机，他后面跟着个男孩，身穿宽松的天蓝色棉袍。
相似得令人心碎、令人迷惑。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拍得并不像。那男孩有他父亲那张满月似的脸庞，翘起的下巴，扭曲的海贝般的耳朵，还有同样瘦削的身形。它是那张我童年见到的中国娃娃脸，那张冬天时看着呈扇子状展开的扑克牌的脸，那张我们夏天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时躲在蚊帐后面的脸。他剃着平头，眼睛被睫毛膏涂黑，脸颊泛出不自然的红色。
他在房子中央停住，套在他脚踝上的铃铛也不再发出声响。
他眼光落在我身上，打量着，然后移开，看着他自己赤裸的双足。有个卫兵按揿下按钮，房间里响起普什图音乐。手鼓，手风琴，还有如泣如诉的雷布巴琴。我猜想，音乐只要传进塔利班的耳朵，就不算是罪恶。那三个男人开始鼓掌。 
“哇！哇！太棒了！”索拉博抬起手臂，缓缓转身。他踮起脚尖，优雅地旋转，弯身触碰膝盖，挺直，再次旋转。他的小手在手腕处转动，打着响指，而他的头像钟摆那样来回摇动。他的脚踩着地板，铃铛的响声完美地和手鼓声融合在一起。他始终闭着双眼。
“真棒！”他们欢呼， “跳得好！太棒了！ ”两个卫兵吹着口哨，哈哈大笑。穿白衣的塔利班身子随着音乐前后晃动，嘴角挂着淫亵的笑容。索拉博绕着圆圈跳舞，闭着眼睛跳啊跳，直到音乐停止。他的脚随最后一个音顿在地上，铃铛响了最后一次。他维持半转的姿势。 
“好啊，好啊，我的男孩。”塔利班说，把索拉博喊过去。索拉博低头走过去，站在他两腿之间。那个塔利班伸臂抱住索拉博，“多么有天分啊，不是吗，我的哈扎拉男孩！”他说。他的手在孩子背后滑落，然后摸起，停在他的腋窝下面。一个卫兵用手肘撞了另外那个，偷偷发笑。塔利班让他们退下。 
“是，老爷。”他们说完退出去。塔利班扳过男孩的身子，让他面对着我。他把手停在索拉博的小腹上，下巴抵着他的肩膀。索拉博低头看着脚，但不停用羞涩的眼神偷偷看着我。那男人的手在男孩的小腹上下移动、上下抚摸，慢慢地，温柔地。 
“我一直在想，”塔利班说，他血红的双眼在索拉博肩膀上看着我，“那个老巴巴鲁后来怎么样了？”
这个问题问得我眼冒金星。我觉得脸上冒出冷汗，双脚渐渐变冷，变麻木。他哈哈大笑：“你想干什么呢？以为挂上一副假胡子我就认不出你来？我敢说，我身上有一点你从来不知道：我从来不会忘记人们的脸，从来不会。”他用嘴唇去擦索拉博的耳朵，眼睛看着我。“我听说你父亲死了，啧啧，我一直想跟他干上一架，看来，我只好解决他这个没用的儿子了。”
说完他将太阳镜摘下，血红的眼睛逼视着我。
我想呼吸，但不能。我想眨眼，但不能。那一刻多么虚幻——不，不是虚幻，是荒唐。它让我无力呼吸，让我身边的世界停止转动。我脸上发烧。那句关于烂钱的谚语[英语中有句俗语， “A bad Penny always tums up”，意思是坏人总是会回来 ]怎么说来着？往事就是如此，总是会回来。他的名字从深处冒出来，我却不愿意提及，仿佛一说出来，他就会现身。但这许多年过去以后，他已经在这里了，活生生的，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
我脱口说出他的名字：“阿塞夫。” 
“亲爱的阿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