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

阿曼德说。 
“我不能说。” 
“你几乎寸步难行。”
“我能走到走廊那边，再走回来。”我说， 
“我会没事的。”计划是这样的：离开医院，从保险箱里面把钱取出来，付清医药费，开车到那家恤孤院，把索拉博交给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然后前往伊斯兰堡，调整旅行计划，给我自己几天时间，等身子好一些就飞回家。
无论如何，计划就是这样，直到那天早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临。“你的朋友，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他们不在白沙瓦。”法里德说。
我花了十分钟才将棉袍穿上。他们在我胸膛开过插胸管的口子，我抬手的时候那儿痛得厉害；而且每次倾斜身体，总是脏腑翻动。我将一些随身物品收进一个棕色的纸袋，累得气喘吁吁。但法里德带着那个消息到来之前，我已经设法准备妥当，坐在床沿。索拉博挨着我，坐在床上。
“他们去哪了？”我问。法里德摇摇头：“你还不明白……”
“因为拉辛汗说……” 
“我去过美国领事馆，”法里德提起我的袋子说，“白沙瓦从来没有叫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的人。领事馆的人说，没有这两个人。无论如何，自沙瓦这里没有。”
索拉博在我身旁翻阅着那本旧《国家地理》。我们到银行取钱。经理是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腋窝下有汗渍；他不断露出笑脸，告诉我银行的人从未碰过那笔钱。 
“绝对没有。”他郑重地说，摇着他的食指。阿曼德也那样做过。
带着这么一大袋钱开车驶过白沙瓦，真有点胆战心惊。另外，我怀疑每个看着我的大胡子都是阿塞夫派来的塔利班杀手。而令我恐惧的是：白沙瓦有很多大胡子，他们都盯着我。
“我们该怎么安置他？”法里德说，陪着我慢慢从医院的付账办公室走回汽车。索拉博在陆地巡洋舰的后座上，摇下车窗，掌心托着下巴，望着街上过往车辆。 
“他不能留在白沙瓦。”我喘着气说。 
“是的，阿米尔老爷，他不能。”法里德说，他听出我言下之意，“我很抱歉，我希望我…” 
“没关系的，法里德。”我说，设法挤出一个疲惫的微笑，“你还得养家糊口。”现在有条狗站在汽车旁边，用后腿支撑着身子，前爪搭在车门上，摇着尾巴。“我想他现在应该到伊斯兰堡去。”我说。
到伊斯兰堡要四个小时，我几乎一路睡过去。我梦到很多东西，而我所记得的，只有大杂烩似的景象，栩栩如生的记忆碎片如同旋转架上的名片，不断在我脑里闪过。爸爸为我十三岁生日腌制羊肉。索拉雅和我初尝云雨，太阳从东边升起，我们耳里仍有婚礼音乐的袅袅余音，她涂了指甲花的手和我十指相扣。爸爸带我和哈桑到贾拉拉巴特的草莓地——主人告诉我们，只要买四公斤，我们就可随意大吃，最后我们两个撑得肚子发痛。哈桑的血从臀部的裤子滴下来，滴在雪地上，看上去那么暗，几乎是黑色的。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雅米拉阿姨拍拍索拉雅的膝盖说，只有真主最清楚，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爸爸说惟一的罪行是盗窃。当你说谎，你偷走了人们知道真相的权利。拉辛汗在电话里，告诉我那儿有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第二十四章
如果说白沙瓦让我回忆起喀布尔过去的光景，那么，伊斯兰堡就是喀布尔将来可能成为的城市。街道比白沙瓦的要宽，也更整洁，种着成排的木槿和凤凰树。市集更有秩序，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行人和黄包车挡道。屋宇也更美观，更摩登，我还见到一些公园，林阴之下有蔷薇和茉莉盛开。
法里德在一条通往玛加拉山的巷道找了个小旅馆。前去的路上，我们经过著名的费萨尔清真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香ｗωｗ奇Qìsuu書com网火甚旺，耸立着巨大的水泥柱和直插云霄的尖塔。看到清真寺，索拉博神色一振，趴在车窗上，一直看着它，直到法里德开车拐了个弯。
旅馆的房间比我和法里德在喀布尔住过那间好得太多了。被褥很干净，地毯用吸尘器吸过，卫生间没有污迹，里面有洗发水、香皂、刮胡刀、浴缸，有散发着柠檬香味的毛巾。墙上没有血迹。还有，两张单人床前面的柜子上摆着个电视机。 
“看！ ”我对索拉博说。我用手将它打开——没有遥控器，转动旋钮。我调到一个儿童节目，两只毛茸茸的卡通绵羊唱着乌尔都语歌曲。索拉博坐在床上，膝盖抵着胸膛。他看得入迷，绿眼珠反射出电视机里面的影像，前后晃动身子。我想起有一次，我承诺哈桑，在我们长大之后，要给他家里买台彩电。
“我要走了，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 
“留下过夜吧，”我说， 
“路途遥远。明天再走。” 
“谢谢你。”他说，“但我想今晚就回去。我想念我的孩子。”他走出房间，在门口停下来。 
“再见，亲爱的索拉博。”他说。他等着回应，但索拉博没理他，自顾摇着身子，屏幕上闪动的图像在他脸上投下银光。
在门外，我给他一个信封。打开之后，他张大了口。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我说， 
“你帮了我这么多。”
“这里面有多少钱？”法里德有点手足无措。 
“将近两干美元。”
“两干……”他说，下唇稍微有点颤抖。稍后，他驶离停车道的时候，揿了两下喇叭，摇摇手。我也朝他招手。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索拉博躺在床上，身子弯成弓形。他双眼合上，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他关掉了电视。我坐在床上，痛得龇牙咧嘴，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我在想，要过多久，起身、坐下、在床上翻身才不会发痛呢？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吃固体食物呢？我在想，我该拿这个躺在床上的受伤的小男孩怎么办？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
柜台上有个饮水机。我倒了一玻璃杯水，吞下两片阿曼德的药丸。水是温的，带有苦味。我拉上窗帘，慢慢躺在床上。我觉得自己的胸膛会裂开。等到痛楚稍减、我又能呼吸的时候，我拉过毛毯盖在身上，等着阿曼德的药丸生效。
醒来之后，房间变黑了。窗帘之间露出一线天光，那是即将转入黑夜的紫色斜晖。汗水浸透被褥，我脑袋昏重。我又做梦了，但忘记梦到什么。
我望向索拉博的床，发现它是空的，心里一沉。我叫他的名字，发出的嗓音吓了自己一跳。那真是茫然失措，坐在阴暗的旅馆房间，离家万里，身体伤痕累累，呼唤着一个几天前才遇到的男孩的名字。我又喊了他的名字，没听到回答。我挣扎着起床，查看卫生间，朝外面那条狭窄的走廊望去。他不见了。
我锁上房门，一只手扶在走廊的栏杆上，跌跌撞撞走到大堂的经理办公室。大堂的角落有株满是尘灰的假棕榈树，粉红的火烈鸟在壁纸上飞舞。我在塑料贴面的登记柜台后面，找到正在看报纸的经理。我向他描绘索拉博的样子，问他有没有见到过。他放下报纸，摘掉老花镜。他的头发油腻，整齐的小胡子有些灰白，身上依稀有种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水果味道。
“男孩嘛，他们总喜欢出去玩。”他叹气说，“我有三个男孩，他们整天都跑得不见踪影，给他们母亲惹麻烦。”他用报纸扇风，看着我的下巴。?
“我认为他不是出去玩，”我说，“我们不是本地人，我担心他会迷路。”他摇摇头：“你应该看好那个男孩，先生。” 
“我知道，”我说，“但我睡着了，醒来他已经不见了。”
“男孩应该多加关心的，你知道。” 
“是的。”我说，血气上涌。他怎么可以对我的焦急如此无动于衷？他把报纸交在另外一只手上，继续扇风， 
“他们现在想要自行车。”
“谁？” 
“我的孩子。”他说，“他们总在说：”爸爸，爸爸，请给我们买自行车，我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求求你，爸爸。”笑一声，自行车。他们的母亲会杀了我，我敢向你保证。”
我想像着索拉博横尸街头，或者在某辆轿车的后厢里面，手脚被绑，嘴巴被塞住。我不想他死在我手里，不想他也因我而死。“麻烦你……”我说，皱起眉头，看见他那件短袖蓝色棉衬衫翻领上的商标，“费亚兹先生，你见过他吗？”
“那个男孩？”我强忍怒火：“对，那个男孩！那个跟我一起来的男孩。以真主的名义，你见过他吗？”
扇风停止。他眼睛一缩：“别跟我来这套，老弟，把他弄丢的不是我。”虽然他说得没错，但不能平息我的怒火。“你对，我错了，是我的错。那么，你见过他吗？” 
“对不起。”他强硬地说，戴上眼镜，打开报纸，“我没见过这样的男孩。”我在柜台站了一会，抑制自己别发火。我走出大厅的时候，他说：“有没有想过他会去什么地方？” 
“没有。”我说。我感到疲惫，又累又怕。
“他有什么爱好吗？ ”他说，我看见他把报纸收起来。“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要看美国动作片，特别是那个阿诺什么辛格演的……” 
“清真寺！”我说， 
“大清真寺。”我记得我们路过的时候，清真寺让索拉博从委靡中振奋起来，记得他趴在车窗望着它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