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

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没过几分钟，他呼呼睡去。
我抹开水汽迷濛的镜子，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你得把它打开，然后把刀片装进去。
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里面，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我躺在那儿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奥马尔?费萨尔皮肤很暗，矮矮胖胖，脸上有酒窝，黑色的大眼睛，还有和蔼的笑容，露出来的齿缝很大。他稀疏的头发在后面梳成马尾，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比如说“对不起，我将会在五点在那儿 ”之类的。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笑声，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很抱歉，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他的英语说得很棒，没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就会多要三倍车费。”
他推开门，脸带微笑，道歉连连，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额头，打开公文包，乱翻着找记事本，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他点点头，似乎想问些什么，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 
“找到了。”费萨尔说，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很抱歉，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从你未来的律师口里听到的，对吧？”
他哈哈大笑。
“嗯，雷蒙德?安德鲁对你评价很高。”
“安德鲁先生。是的，是的，那个家伙人很好。实际上，他打过电话给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 
“真的吗？” 
“哦，是的。”
“那么你清楚我的情况了。”费萨尔擦去唇边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诉安德鲁先生的情况。”
他说，脸上出现两个酒窝，泛起狡狺的微笑。他转向索拉博。“肯定就是这个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烦吧？”他用法尔西语说。 
“这是索拉博。”我说，“索拉博，他是费萨尔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律师。”
索拉博从他的床上滑下来，跟费萨尔握手。 
“你好。”他低声说。 
“你好，索拉博。 
”费萨尔说，“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吗？”
索拉博点点头，爬回床上，继续侧身躺着看电视。
“我不知道你的法尔西语说得这么好，”我用英语说，“你在喀布尔长大吗？”
“不是，我在卡拉奇[Karachi，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出生，但在喀布尔生活了好几年。沙里诺区，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费萨尔说。“实际上，我在伯克利 [Berkeley，美国加州城市]长大。1960年代后期，我爸爸在那儿开了间唱片店。自由恋爱，染了领带的衬衫，你叫得出来的全都有。”他身体前倾，“我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Woodstock，位于纽约州东南，每年8月举办民谣和摇滚音乐节].” 
“太帅了！”我说。费萨尔哈哈大笑，又开始冒汗珠了。 
“反正，”我继续说，“我跟安德鲁先生说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两件事，也许三件。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
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页，把笔帽打开。“那最好了，阿米尔。我们何不用英语交谈，免得外面的人听到？” 
“好的。”我把发生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我跟拉辛汗的会面、前往喀布尔、恤孤院、伽兹体育馆的掷石头。 
“天！”他低声惊呼，“很抱歉，我在喀布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很难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
“你后来回去过吗？” 
“天，没有。”
“我会告诉你，那儿不是伯克利。”我说。 
“继续。”我把剩下的都告诉他了：跟阿塞夫见面、搏斗、索拉博和他的弹弓、逃回巴基斯坦。当我说完，他飞快地写下一些东西，深深呼吸，镇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尔，你前面有场艰苦的战斗。”
“我能打赢吗？”他把笔帽装上。“就安德鲁的语气判断，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机会很小。”和蔼的笑容和戏谑的眼神不见了。
“可是像索拉博这样的孩子最需要有个家，”我说，“这些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也心有戚戚，阿米尔。”他说，“但事实是，就当前的移民法、收养机构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势看来，你的情况很不妙。” 
“我真不理解，”我说，想找个东西揍一顿，“我是说，我明白，但是我不理解。”
奥马尔点头，双眉紧锁。“好了，就这样。灾难之后，不管天灾还是人祸——塔利班真是一场大灾难，阿米尔，相信我——一个孩子是否孤儿，总是很难判断。孩子们被遗弃在难民营，或者被双亲抛弃，因为他们无法加以照料。这些情况向来都有。所以除非孩子满足孤儿的法律定义，否则移民局不会放发签证。我很抱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你需要一纸死亡证书。” 
“你在阿富汗住过，”我说，“你知道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知道，”他说，“但让我们假设现在这个孩子父母双亡的情况弄清楚了。即使那样，移民局会认为，最好由该国的人来收养这个孩子，以便他能保持本国的文化传统。”
“什么传统？”我说，“阿富汗有过的文化传统被塔利班毁掉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巴米扬的大佛。”
“很抱歉，我在告诉你的是移民局怎么工作，阿米尔。”奥马尔说，碰碰我的手臂。他望向索拉博，露出微笑，然后看着我。“说到这里，一个孩子必须根据他自己国家的法规被合法地收养。但假如你碰到一个乱糟糟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政府官员会忙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处理收养事宜不会得到优先考虑。”
我叹气，揉揉眼睛。眼睛后面突突发痛。“但是让我们假设不管怎样，阿富汗人肯帮忙。”奥马尔说，双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这次收养仍有可能被拒绝。实际上，就算是那些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对收养也不无疑虑，因为在多数这些国家中，穆斯林教法不赞同收养。”
“你是在叫我放弃？”我问，用手压着额头。
“我在美国长大，阿米尔。如果说美国让我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认输简直就像在女童军[Girl Scouts，美国女童军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成员多为成年义工，旨在帮助女孩提高使她们终身受益的素质]的柠檬水罐里面撒尿一样不可原谅。可是，身为你的律师，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他说，“最后一点，收养机构会定期派人前去评估那个孩子所处的环境，而没有正常的机构会派
人去阿富汗。”
我看见索拉博坐在那儿，看着电视和我们。他的坐姿跟他父亲过去一样，膝盖抵着下巴。
“我是他伯父，难道这没有用吗？”
“如果你能证明，它会起作用。很抱歉，你有什么证明文件或者什么证人吗？” 
“没有文件，”我用虚脱的声音说，“没有人知道这回事。索拉博也是我说了他才知道的，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秘密。惟一知道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也许死了。” 
“嗯。”
“我该怎么办，奥马尔？”
“我会坦诚相告，你的选择不多。”
“天哪，我能做什么？”奥马尔吸气，用钢笔敲打下巴，然后把气呼出来。“你还是填一份收养申请表，期待最好的结果。你可以做独立的收养。也就是说，你得和索拉博一起生活在巴基斯坦，日复一日，挨过两年，你可以替他申请政治庇护。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你得证明他受到政治迫害。你也可以申请人道主义签证。那得由检察总长审核，很难得到。”他顿了
顿，“还有个选择，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了。”
“什么？”我靠近身体问。
“你可以把他重新送进这儿的恤孤院，然后填收养申请表。让他们审核你的I一 
600表格和你的家庭，把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
“那是什么？”
“很抱歉，I一600表格是移民局的官方文件。家庭评估由你选择的收养机构执行。”
奥马尔说，“你知道，那是要确保你和你的妻子没有精神病。” 
“我不想那么做。”我说，看了一眼索拉博，“我答应过他，不再让他进恤孤院。”
“正如我所说的，那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们又谈了一会，然后我送他上车，一辆旧大众甲壳虫。当时伊斯兰堡巳近黄昏，一轮红日挂在西边。奥马尔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居然能挤到车里去，我看见他上车的时候车身一沉。他摇下车窗：“阿米尔？”
“嗯？”
“我刚才跟你说过吗？你正在努力争取的事情很了不起。”他招招手，把车驶离。我站在宾馆房间门外，也朝他挥手。我希望索拉雅在身边陪着我。我回到房间的时候，索拉博已经关掉电视了。我坐在自己的床沿，让他挨着我坐下。“费萨
尔先生说有个办法可以让我把你带去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