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官

我先看看号码，是法国的区号。
是乔菲，我此时心如擂鼓。接通了，我只说一声“喂”，自己听到声音哽咽。
“家阳。”
“我听着呢。”
“我到这边安顿下来了。不过刚刚从同学手里买到电话卡，所以才打电话给你。”
“哦，没有关系。怎么样？顺利吗？”
“很好。很顺利。”
……
“我知道，这是你的安排。不过，之前走得急了，没来得及给你打个电话道谢。”
“没有关系。小事情。”
远隔万水千山，声音在电话中总有稍稍的错后，通话的双方像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你知不知道，我追到你家，想要见一面；你知不知道，我在飞机上做梦，好像又跟你飞去大连；你知不知道，一个男人，幽怨满腹的等电话，每每到深夜。
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不能作声，否则就是大声的哭泣。
电话另一端也没有声音，好久，她对我说，谢谢。
乔菲对我说，谢谢。
……
我压低声音：“还有事吗？我有文件要看。”
“……
那好，再见。“
“再见。”
我看着屏幕暗淡，关上电话，收线，上车。
车子在午夜的街头狂奔，像失去控制的断弦之箭。
我的眼前，是混乱的道路，绝望的人生。
车子一头撞在滨海路旁边的大树上。我的头磕在方向盘上，又在下一秒钟被气囊顶起，头向后顶在车座上，不能呼吸。
我再醒来，周围一片雪白。然后我看见家明的脸。我现在人在医院。我好像只有眼皮能动。
“醒了，就自己起来吃饭吧。”他说，“我们医院食堂伙食很好。”
原来没受大伤，我坐起来，自己倒水喝。
家明仔细看看我：“你有搞错没有？你自杀啊？”
“开玩笑。小小事故，我酒喝得高了点。”我说，“你通知我单位给我请假没？”
“今天星期六。”
“哦。什么时间？”
“下午2点。”
“你没有告诉爸妈吧？”
“没有，我也是刚刚过来。”
我脱了病号服，换上自己的衣服。要走的时候，家明说：“哎对了，明芳来做检查，我刚才看见她了，你不去打个招呼？”
“逗我呢？你看我现在狼狈的样子。”我说。我的头上还有小块的纱布和绷带。
我的车子已经被拖走修理了，我在医院的停车场找到家明的车子，开到门诊部的门口，看见做完了检查出来的明芳，身边是她的丈夫，我见过的周南。
这样看，她的肚子已经挺大的了。走路也不很方便，被她丈夫扶着，上了自己的车。我走在他们后面。可是，他们的车子开的歪歪斜斜，我一看，是左后胎没气了。
他们自己也发现了，我按按车笛，他们停下来。我也下了车。
见是我，两个人都挺高兴。
我指着明芳的肚子说：“怎么长得这么快？”
“哪能不快？再过两个月就生了。”周南说。
明芳看看我的头：“你怎么了？”
“摔倒了。”我说，“姐夫，你在这换胎，我送明芳回家吧。”
“不麻烦你吗？”
“要不然我也没什么事。”这是实话。
去明芳家的路上，她把刚刚给小孩子照的超声波图片让我看，在浅灰色虚虚的影像上告诉我，这是心脏，这是肺，这是他的后背。
“这么小，就什么器官都有了？”
“都有了。生出来，连头发都会有，好吧？”
我笑起来。
“你可真是让人羡慕啊。”
“羡慕，就自己成家，也生一个孩子吧，家阳。”
我沉默，继续开车。
余光里，看见明芳看着我，她温柔的对我说：“有了这个家和这个孩子，你会安定下来，会快乐起来的。家阳。”
第三十四章
乔菲
我放下电话，自己有点发呆。
家阳在世界的另一端，我使劲想，想不起来他的样子。
我现在住在大学城的留学生宿舍，一个人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卫生间和小小的电厨具，每一层有公共的浴室。
我在银行开了账户，收到第一个月的奖学金，蒙彼利埃没有卖中国电话卡的，我在从马赛回来的华人同学手里买到，第一个电话打给他，话未说到十句，家阳说，还有文件要看，再见。
电脑的声音提示：您通话的时间是1分25秒。
我看看手里这一张画着猴子脸的85分钟的电话卡，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要打给谁。
7月了。天气炎热。别人放假，学校给我们仍然安排了繁重的功课。
我在翻译学院注册，所在的一个班，专授法汉翻译课程。学生不多，两个香港同学，三个台湾的，两个比利时男孩，四个法国人，还有我这唯一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大家已经都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和工作经验，来到这里接受的是拔高训练。
每天的第一节课，老师一定会放一段时事新闻的广播，时间是10分钟左右，要求我们做笔录，然后进行交替传译。这个练习的时间逐渐增长到15分钟，20分钟，我的笔记越记越少，译出内容越来越丰富详细。
上午的第二节课是中法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知识的介绍，用以帮助我们扩大单词量，我从“野兽派艺术”背到“非洲树蛇”，从“微电子撞击”背到“弗朗哥主义”。
这样学习的课程让人痛苦不堪，我直到绞尽脑汁，眼圈清黑。不过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
下午的时间由学生自己支配，混熟了的同学们约定了一同在图书馆做作业，帮忙修改错误。
我们有时分别买了水果，去海边游泳，聊天，某一个下午规定只能使用一种语言，法语，汉语，偶尔英语。
有天早上上课之前，从比利时来的乔特拿着报纸从外面跑过来，对我们说：“我说我昨天在海滩见到那个人就觉得脸熟，果然是罗纳尔多。”
我看看报纸，花边新闻版的大标题写着：巴西球星罗纳尔多昨日在巴拉瓦斯海滩度假。
“那你当时不说。”我说，“我还能要到签名。”
“嗨，我就看到一个人身边带着美女，脑袋挺大，门牙中间还有缝儿，觉得面熟嘛，想不起来是谁。”
“你现在想起来没有新闻价值啊。”法国男孩达米安抢白他。
“我这就是事后诸葛亮啊。”乔特用中文说。
大家都笑起来。
从香港来的蓉蓉小提琴拉得非常漂亮，在市中心剧院广场上的酒吧做兼职，我们偶尔去捧场。
这一群说中国话的年轻人引起了酒吧老板的注意。他提议我们不如在他的酒吧做一个关于中国的活动日，正是旅游季节，这定会吸引大批的游客，收入可以与我们五五分帐。
我们觉得很有趣，答应了他。
我们用竹枝和我带来的中国结装饰酒吧，从台湾来的女孩会书法，在宣纸上用大字抄写了几首唐诗贴在墙上，俨然已有古色；我们点上从中国商店买来的薰香，于是又添古香；西洋酒吧在这一天将供应中国烧酒和各式从中国饭店订购的小点心；我们也请到了旅居的中国画家，到时候现场泼墨。
一个星期，好像一切准备得当，老板说：“哎好像还差点什么。你们谁会唱歌？”
达米安的嘴巴很快：“我听见菲洗衣服的时候唱歌，唱得很好啊。”
我倒并不会怯场，只是想做得漂亮。
我在学校的网吧里下载了《茉莉花》和《流年》的伴奏音乐，歌词翻译成法文。自己站在镜子前演练，唱到“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就愣在了那里，看看自己的手心，我曾经与谁狭路相逢，如今天各一方？
中国日活动的那一天，酒吧里高朋满座，气氛热烈。到最后，人人都会用中文说“你好，谢谢，恭喜发财”，甚至“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在这一夜也遇到了老朋友，已经回国的欧德费兰迪。她从远处跑过来拥抱我，吻我的脸：“乔菲，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也抱着她：“我怎么会忘了？是你教会我吸烟。”
“啊你终于来了蒙彼利埃。过得愉快吗？”
“非常好。谢谢，谢谢。”
学成中文的欧德回到家乡，现在市政厅国际事务办公室负责与友好城市成都的联络工作。她把家里的地址和电话留给我，嘱咐我说：“乔菲，你有空可一定去找我。”
这便是有朋友的好处，天涯海角不期然的温暖。
在这一个月，我的基础课程结束，20分满分的两门功课，老师都给了我16.打电话到邻居家，请阿姨转告给我的爸妈，对于分数，他们没有概念，我于是说的很简单，我在班里考了第一。这样好的消息，还要告诉谁？我拨通程家阳的手机，电话被转到了秘书台。
我于是又打电话给欧德，问能不能在周末拜访她家。
她说：“当然，当然，乔菲，如果你是好人的话，你就一定要来。”
欧德的家在蒙彼利埃的老城区。
青石板路，乳白砖墙，棕榈树掩映古老楼房。
我一步一步走在狭窄潮湿的街道里，想像着，有多少木轮的车子曾经在这里经过，送来阳光口味的葡萄美酒；有多少人在这里经过，寂寞的行走自己的历史。
如此浪漫的情怀却不适合我这样的糊涂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