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航线

老人说，从500美金购买了一张桌子后，驻扎在蒙自机场的美军就没再在当地订制过任何东西，所有的东西，也许只是一个桌子腿，他们也要飘洋过海地从自己国家运来。
李肖伟（《超堡队》作者）：“第二十航空队进驻成都，机场都是现修的，很多照片上都能看得到，四川出了几十万民工，没有任何机械，完全是靠手砸肩挑地修成的。
几十万人啊，没有任何报酬，连中午吃的饭都是自己从家里带出来的。所有的照片中均注明，后方人民为抗战而义务劳动，其实，一开始修建时，美国国防部已经做了预算费用的，由于汇率不合心意，负责谈判的宋子文尽量往后拖，都是搞金融的，他太清楚这笔账了，没赚头，谁干啊。于是当时就不收人家的钱，好不容易等到对方可以▲机身“艺术”（二）。
支付了，在这笔钱下发到四川后，又被层层截掉了，于是，到了最后，(奇.书.网)发放到民工手中的钱已是寥寥无几，其实遭截不仅是修机场的民工钱，就是对搭救B-29跳伞的飞行员的农民，也都是层层克扣，连美军表示谢意的一盒烟、一瓶酒都要雁过拔毛。”
 写到这里，我想了起来，在国内采访中，我曾遇到过当年曾参与救助空战中跳伞的第十四航空队员和第二十航空队员的中国农民，他们也都说，救人，无论是美国飞行员还是中国飞行员，都没有得到过什么“报酬”。
杨训伟：“抗战期间还不错，等到日本人投降后，就完了，彻底败坏。虽然我去了台湾，但我知道，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垮台，一点儿都不奇怪。抗战胜利后，我们驻上海，到长
官家里玩，推开门，长官左拥右抱着三个妖媚的日本女人——都是‘接收’过来的。你想，腐败到这种程度，从上到下都想方设法地贪图享乐，将不用心、士不用命，谁还打仗！”
杨立煌：“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仗不打了，《租借法案》随之也停了，军事联络组即将撤离。我所在的五十四师举行欢送美军官兵茶会，我那时年轻，血气方刚。和军事联络组也在一起相处了几年，既看不惯趾高气扬的他们又看不惯唯唯诺诺、贪污成性的我们自己。要我代表译员发言，我说，我们的部队很不争气，美国支持的物资往往会跑到军官们的口袋里，对抗日不利，丢尽中国的脸。难怪美国对我们不放心，要派大批军队来监督。后来，有个师长悄悄对我说，上边怀疑我是共产党……”
正文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飞越
将军强调精确的航务：制定飞行计划、调度严格指定飞行高度、飞行员有无飞行任务必须到指定地点报到，白天飞行，从10000英尺起，飞行员必须使用氧气、在飞行中使用正规的无线电通讯、在机场要遵守起飞和降落程序……
滕纳的做法有点类似中国的“整顿”——事无巨细，严格规定。
还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为了减少空勤人员担任其他日常工作的负担，相当我们的“临时工”一样，滕纳还雇佣了很多的当地人负责机场的杂务工作。哪想到，这些当地人也不白给，一开始是做的“杂务”，到后来渐渐地可以维修飞机发动机了，有的还在办公室当起了“白领”——打字和文秘。
将军的再一个举措是让大象搬运货物，这大大减轻了军中负责装舱人员的体力。
所有的飞机都给调动了起来，所有的人都给调动了起来，连动物都给调动起来，又一个好消息传来：军方又把一种新型飞机——C-54逐步配发到印中联队。与C-46、C-47比较，这种配有四个发动机的大型飞机飞得更高、载货量比原来的C-47大三倍，这就意味着，它，在飞越“驼峰”中，安全系数更高，运载的货物更多。
有了C-54，滕纳做出一个更大胆的决定——直飞中国。C-47、C-46之所以绕着弯走，是因为担心受到日本人的零式机攻击，而现在，带有四个发动机的C-54飞得高、飞得快，就算是日本人出来拦截，也未必能追得上。
这是一项大胆的决定，也是一项绝对受到飞行员们拥护的决定，在印中联队中，再没有什么比不在冰峰雪山之中坠落更让人兴奋的了。
但C-54是新产品，在印中联队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那些美国孩子惯用的，依旧是和中国航空公司一样的C-47、C-46。
再说，“驼峰”上空险象环生，连飞得最高的B-29都往下掉，更何况那些不是飞得“最高”的运输机。
C-54也不例外。
坠机，被日本人击落，还是时有发生。
但肯定是滕纳已经认为损失是减小到最低了，1945年5月，给陆军参谋部的电报称：只要飞机数量得以保障，飞越“驼峰”运送物资将不受任何限制。
从哪个方面看，滕纳的口气、决心都够大的。
将军不是说大话，自从C-54送到印中联队后，使他完全有资格夸下这个“海口”，▲吉普车被运上飞机，准备飞越“驼峰”。
▲大象也被用来装卸飞行用的燃油桶。
此时，无论是国内还是缅甸，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钟声已经开始敲响，战场上需要大量军需，以便给日本人最后的一击。中航、印中联队的飞越驼峰航线，此时也到了最紧要关头。
飞，依旧是不停地飞，时时刻刻地飞！
血幅·狗牌一块丝绸上面是青天白日旗，下面半文半白地写着这么几行字。凡是在中国的空军，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让每人人手一份。年轻的中国飞行员比较内敛，一般都悄悄折成方巾放在衣袋贴身处，大大咧咧的美国人几乎千篇一律地缝在飞行夹克后背上，天天背着它招摇过市。
云南、四川，有很多老人当年都看到过这个东西。
飞行员们一律称之为“血幅”，被击落还是迫降野外的飞行员们，都是靠着它，而得到当地乡民救助。
设计、制作“血幅”的航委会官员们也许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当飞行员们在荒郊野外、穷乡僻壤时，中国飞行员（大部分是中美混合团飞行员）还可以，起码能说中国话，但蓝眼睛、高鼻子的“洋人”就不行了。
说不来中国话，就把背后的“血幅”扭来转去地给人看，可大山深处之人家，哪有几个认字的人啊，别说不认字，有的连外面是什么政府统治都不知道，就更别说那个什么“青天白日”旗了。
1944年6月5日，第二十航空队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八幡钢铁基地，返航途中93826号迷航飞至甘肃省西固县铁坝乡时，十一名机组人员跳伞，结果落到地面后遭到当地山民袭击，双方展开激战。这一次手枪没有打过鸟铳火枪，一阵对射后，已经平安着陆的空勤人员全部被打死。（注一）和甘肃相比，第二十航空队、第十四航空队在四川、云南上空跳伞或迫降后的遭遇要好得多，毕竟这里的多数百姓都知道洋人是来帮助自己打日本人来的。每每机组遇险后，几乎都能得到相应救助。
但一不留神，摔坏的飞机就有零部件被偷，至于摔在大山深处的，乡民们上山只有一个目的——拆飞机零件，回家打制容器等器皿。
李肖伟：“那些当年用B-29等其他飞机▲身份铭牌（狗牌）。
部件制成的家庭用具，我没少见。什么用氧气发生器做的猪食槽、降落伞带制成的婴儿背带、扰流片做的砍刀……老乡们迄今仍在使用。”
时光已经流逝六十年，那些东西依旧是不破损、烧不烂、不生锈。
再说“狗牌”。
狗脖子上吊的项圈。全金属，上面刻着姓名和号码，美军陆海空三军，从将军到士兵，每个人一个独立号，绝不相同，犹如我们今天所用的身份证。
有个电影印象挺深刻的，《拯救大兵瑞恩》中，约翰·米勒中尉在长桌上拿起一堆“哗哗”响的牌子，想看看他要寻找的人是否在其中……
在美国，只有狗的脖子上要套上这样的牌子，于是，大兵们戏称为“狗牌”。“二战”、“韩战”、“越战”、“海湾战争”……经过历次战争的美国人至今在发生过战争的土地上不遗余力搜寻他们儿女的遗骸，还有就是找这个“狗牌”。
生死天地间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从1944年中起，中国航空公司、印中联队经驼峰航线运送到中国物资单月总量已经达到15000吨以上，这个数字，已经远远把早就中断的滇缅公路月输送量甩在了后面。
源源不断的军需补充到前线，国军空、地两军对已经处于劣势的日本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激战。
日本人有那股劲头，眼看不行了，也是垂死挣扎。
眼瞅着离胜利那一天越来越近，空中、地面的，战争演绎得更加残酷，毫不亚于开战之初。
空中、地面，战争把人类的所有爱和恨、悲和喜，演绎得更加残酷。
前方、后方，处处充满欢笑、泪水。
1944年8月18日，急于打通平汉路的日军从郑州向南推进。在印度卡拉奇训练、经驼峰航线回国、又刚刚补充完从“驼峰”空运过来的枪弹的中美混合团三大队三十二中队奉令悉数出动，阻击南下的日本人。
在河南许昌上空，队员们发现地面有大量日军辎重，队长一声令下，全体队员立刻反复对地扫射、投弹。
地面日本人顽强抵抗，把轻重武器集中起来对空射击，当所有战机把子弹全部打光返航时，少尉飞行员虞为才发现自己的P-40战鹰受伤了。
少尉努力操纵着伤痕累累的P-40，艰难地跟随在返航的队伍中，只过了十几分钟，少尉就落了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