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止的爱

警车呼啸着向美子送命的场所急驰而去，准备勘查现场取证。
在警署被拘留中，姜原的精神仍处于狂乱的状态之中，身体也越来越憔悴，而且头痛难忍。警方没有办法，只得送他到附近的医院中紧急治疗，等他的身心状态稍微稳定后，再押回警署进行刑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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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恋6
三天之后，姜原出院被押回警署。不过等待他的却是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子没有死，被赶到现场的警察救往医院，经过抢救，终于救回一命。
美子提出要求，在她稍微康复以后，要赶往警署与丈夫见上一面。
对此，姜原断然拒绝。美子再三要求，还是遭到拒绝。
刑事调查和鉴定开始了。美子委托律师向检察官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申诉：
“第一，姜原在杀妻时，是处于一种精神狂乱的精神病状态之中，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识别能力；
第二，为此，应该送精神病院彻底治疗；
第三，在治疗结束前，女方不会提出任何离婚协议。”
检察方面的刑事调查，集中了精神医学、人格心理学和司法精神鉴定方面的专家进行判定。判定的焦点在于：姜原在杀妻时是否处于精神异常之中，并由此来判定其刑事责任的大小。
与此同时，姜原也向检察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申诉书，内容简述如下：
尊敬的检察官先生：
这次杀妻事件，我不是出于精神异常。尽管我有过心理治疗的经历，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自我和犯罪行为的判断能力，即我杀人时我的神智是清醒的。
因此我想说的第一点是我这次是故意杀人。
第二点，既然我是故意杀人，应该受到刑事的追究和量刑，因此应该被送往监狱，而不是精神病院。
自从我怀疑自己得了脑癌，由妻子带往脑科医院吉田大夫处诊断以来，妻子的态度有了转变。这使我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疑惑。
我一直在想，她是希望我患上癌症还是不希望。或者是利用我的强迫性格，使我产生病的绝望想像？但绝望是绝望，疑惑是疑惑，我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
有一天，趁妻子不在家，我偷看了她的日记。才发现我不过是她的一个“同居者”，也一直是她精神上的被支配者、被分析者，她在日记中明确地记载了我患有重病。这使我对吉田大夫的诊断有了怀疑。但如果去其他医生那儿复诊核查，即使患了癌症，大夫也不会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
于是，我想到一个方法，去其他医院诊断时乔装打扮，戴上假发和胡须。在了解诊断结果时，再恢复本来的姿态，我是以家族中的兄弟身份去打听。这样做尽管让人感到有些害怕，但居然让我办成了。
而其他医院诊断下来的结果与吉田大夫相同，我患的不是脑癌，而是神经性的头痛症。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发现妻子频繁出入于吉田大夫的家中。
她去那儿干什么？既然我患的不是什么重大的病症，有必要那么频繁地出入一个医生的家里吗？而且她为什么又要在日记中记载我患有重病呢？
最后我发现妻子与那个医生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即吉田大夫不过是以前和美子有过肉体关系男人中的一个。
因此，我申诉的第三点是如果可能，我要尽快与妻子解除婚姻关系，当然离婚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妻子的不贞……”
但是检察官和警署刑事方面组成的专家组认为，姜原的精神状态并不属于正常范围。而且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犯罪杀人的前后，由于精神的重压曾一度陷入强迫性的歇斯底里症和精神发狂的状态之中。
另一方面，据美子和律师向检察方面的辩诉，根本不存在什么“日记”之事，如有必要可以刑事搜查；至于和吉田大夫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之说，纯属子虚乌有，是姜原的一种“被害妄想”。而且美子声称现在仍然爱着自己的丈夫，不愿意离婚。
而检察方面对此事的调查，也毫无证据可觅。经过详细分析，警方认为姜原的这封书面申诉，思维奇特，逻辑混乱，缺乏可信性。因此当事人“被害妄想”的可能性很高。
司法鉴定结论是：“当事人具有精神分裂性性格。在杀人时心智丧失，情感障碍，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识别能力。而现在呈现出强迫行为、被害妄想和精神分裂性的混合症状，即当事人具有明显的精神病倾向。在对其实施强制入院精神治疗之期间，应免予刑事起诉。”
姜原，这个经历了畸形爱情关系的年轻人，就这样，将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他的另一段人生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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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床日记》
每当心理诊所业务空闲的时候，丛昌岷就会赶紧从他的案例档案袋中拿出心理咨询的资料，开始记他的临床日记。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太过于空闲，他会显出疲乏，厌烦的样子；要不然就一下子变得故意讨人喜欢，富于幽默和有魅力的样子。只是在他记日记的时候，才会显示出少有的安静模样。
这天下午，当我兴致勃勃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埋头专注在桌上的资料中，甚至没有觉察有人进屋。
“怎么，又在记你的临床日记吗？”我轻声笑着问他。
丛昌岷抬起头来，目光神采奕奕，很有兴致地说：“不，是在看国外精神分析学家的《临床日记》。作者是一个很有趣很重要的人物，名叫沙托尔·弗莱恩斯。知道吗？”
“哦，只知道一点点。”我说，“是匈牙利人吧，在家中十二个兄弟姐妹中属老八，父母都是生于波兰的犹太人。在维也纳大学学过医学。1908年由于荣格的介绍，而认识了弗洛伊德，才走上精神分析的道路。以后与弗洛伊德关系很好，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去美国访问讲学，他是同行中的一个。他的代表著作好像是《性理论的尝试》。我就知道这些了。”
丛昌岷矜持的一笑，点上一支烟，慢慢地说道：“这个人物曾在1913年当时的匈牙利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精神分析学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还担任过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会长。1919年匈牙利共产主义政权建立时，他还做过世界上最早的精神分析学专业的大学教授。不过，当时这个共产主义政权非常短命，弗莱恩斯在大学的使命也就很快终结。”
“说他是精神分析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我能理解，可你为什么要说他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呢？”我问道。
“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专门从事疑难杂症的案例治疗和分析。他甚至把心理患者带到旅途上去进行精神分析，这在当时是违反治疗原则的。”丛昌岷博士变得来劲了，他侃侃而谈起来，“在个人私生活上，他与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已婚妇女发生恋爱关系，那个妇女后来与自己的丈夫离婚后，便与他结为夫妻。那女人有个女儿叫埃尔玛，她把女儿交给弗莱恩斯进行心理治疗，结果埃尔玛爱上了她的养父。于是弗莱恩斯与这母女俩陷入了复杂的三角关系中去。此外，他晚年时，因为心理实验的治疗问题，受到弗洛伊德严厉批判，之后师徒两人关系变坏到不可挽回的程度。”
“你的精神分析学史知识真令人惊讶！”我感到由衷的钦佩。
“这没什么。”丛昌岷说，但看得出来，他为我对他的惊讶而感到得意，“其实，弗莱恩斯的代表 性著作并不是《性理论的尝试》，而是《临床日记》。这是他死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一生临床心理治疗的心血和成果。”
“这就是你刚才专心致志在读的那本书吗？”
“嗯，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对我以前临床日记中所记载的那个案例分析很有裨益之处。盛明医生，那个中学女教师的案例你也是知道的，我原先还有几个疑难点不能分析，真想拿出来和你研讨一番。这下可迎刃而解了。”
我记得那个女教师的咨询是个比较困难复杂的案例，几年前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委托我指名要丛昌岷心理医生进行咨询的。
丛昌岷见我不吭声，笑了笑继续说道：“弗莱恩斯的《临床日记》主题非常广泛，但概括起来不过有三个：一是个人的心理外伤和自我防御机制；二是心理医生与受伤的心理患者的相互分析；三是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你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可以借过去看一看。”
我回答说：“我倒是对你临床日记中记载的那个女教师的案例更感兴趣。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分析治疗这个案例的。”
丛昌岷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犹豫了半晌，他说道：“好吧，这，在心理诊所里是不公开研讨的案例，因为牵涉到一些敏感和禁忌的话题。希望你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密。”
“好吧，真有意思。”我搓着手，从他那里接过记载着这个案例的临床日记时，觉得似乎有几份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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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骚扰(1)
虞梅琳长着一双看上去很漂亮的，具有摄人魔力而又毫不掩饰的眼睛。此刻她垂下眼睛，乌黑的睫毛在雪白的脸颊上投下一层浓密的阴影。细长而修整的眉毛，微妙地扭曲起来。
今天早晨的巴士特别地拥护，车厢里人挨人，挤得密不透风。她觉得一条有力的腿插在她臀部下的两膝中，由于众多乘客往前拥挤的压力，使她无法转过身来，但她能敏锐地感知这是一条男人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