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演变史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调查的结果是执政党的一位议长和两位议员辞职，一名议长和一名议员被开除出党，多名议员被公开警告。在政府中，5名高级官员被免职，10人受到其他处分，执政党在民众中声望大跌。
  虽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但阳光法案的实施确实对韩国政坛的腐败特别是高层腐败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金泳三的反腐举措在韩国前无古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伤害最重的是他自己。虽然金泳三在反腐中强调“清理上水”，即强调“上梁正”，并且他本人也确实做到了清正廉洁，生活非常简朴，但是他却终还是被韩国根深蒂固的腐败病所击倒：他的亲信和儿子都因腐败而被拘留，这对他的声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金泳三的悲剧有力地证明韩国社会的腐败是何等难以根治。
  好在韩国人是以意志坚强闻名的，在金泳三因反腐伤及自身之后，继任的金大中并没有因此而稍停反腐的脚步。他继续在制度性反腐建设上投入巨大努力。他倡导制定了《防止腐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加强了对财产公开的审查，增强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他创造性地把市民团体纳入反腐败力量之中，鼓励市民对反腐的参与程度，一定数量的市民可以联名向上级机关申请监察。他强调中下级公务员腐败的清除，而不是只把眼光盯在高级官员，因为事实证明，中下级官员的腐败比高层腐败更严重、更普遍、对社会危害更大。
  金大中的反腐措施收效显著。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共搜查了2246名腐败嫌犯，拘留810名。美国商务部在200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评价各国履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防止贿赂议定书》的状况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韩国政府为反腐败所作的努力，并介绍说，韩国是模范成员国之一。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韩国总统的反腐成果最终总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虽然金大中本人是清廉的，并且他把前总统金泳三的儿子送进监狱，但是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同样因为腐败而锒铛入狱。次子金弘业受贿48亿韩元和逃税，被判入狱2年；三子金弘杰被控受贿35亿韩元，也被判入狱2年。头发斑白的金大中在执政的末尾为儿子的丑闻，五次向国民公开道歉。唯一令人口服心服的是，他们都是在金大中执政期间被指控被判刑。
  事实又一次证明韩国人要走的反腐之路是漫长的，不过韩国人也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不屈服的意志。据《检查日报》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高级官员于2003年3月2日透露，为了防止卢武铉总统的亲属圈与腐败现象在染，有关方面将对总统的所有远近亲属实施24小时的监控措施。
  这位官员称，从现在开始，来自总统反腐委员会等部门的官员将与警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合作监督机制，共同完成任务。另外，总统府还将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监督总统亲属及高级官员，避免他们出现腐败行为。
  为什么要学习韩国？(5)
  几位反腐韩国总统的道德勇气实在令人钦佩。他们能跳出集团的利益和党派的利益，真正以民族国家为己任，勇于从最困难最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金融实名制）下手，敢于擒贼擒王挽弓挽强，虽然最终严重伤及了自己党派的利益（如金泳三），甚至在政治爆炸中炸掉自己的儿子（金泳三和金大中），也在所不惜。韩国领导人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成为韩国社会进步的最要因素。
  三是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韩国社会发展中极其强调社会伦理价值，强调社会风气的纯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人的精神面貌。而中国则由改革开放前的极其强调变为忽视放弃，由此造成人们信仰空虚，道德失范，拜金主义和GDP成为唯一信仰。
  韩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旧传统。韩国是世界上保留了按古礼祭祀孔子的国家，长幼尊卑秩序在韩国社会上表现得很明显。“仁义忠孝”这些传统道德信条仍然被韩国人所信守。韩国人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水平，一个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的社会风气、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远高于中国。爱国和民族主义成为韩国人最突出的民族特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人的献金运动。一个民间团体号召韩国人把家里的黄金出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渡过金融危机。在韩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卖掉黄金当然要承担绝大的风险，况且国家规定得一个月后才能取款。然而，有人登高一呼，韩国的银行里就天天排满了来出售黄金的人们。这里面有刚刚结婚的夫妇，也有失业的工人，有政府公务员，也有寺庙里的和尚。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到住宅银行，把坎肩上的金纽扣拆下来，交给营业员，以表自己的微薄心愿。一个两岁的小孩子被大人抱来，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金项圈，这是长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意识形态缺失阶段。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号召力，因而也就不再具有整合人心的功能。而孔孟之道、“温良恭俭让”经过一百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有力摧毁，也只剩下了碎砖片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去了信仰的中国人的道德良知也在迅速流失，整个社会遭遇空前的道德危机。除了“物质主义”、“金钱崇拜”之外，人们在精神上十分空虚。在缺乏民族主义粘合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如同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家庭成员间缺乏彼此的关心照顾也缺乏对家庭的忠诚。这样的家庭能真正兴旺发达吗？
  当然，韩国也有一系列不如人意之处。而且，韩国的不如人意之处，也往往与中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韩国也有造假，而且造得惊世骇俗。韩国也发生过桥梁倒塌事故，一样震惊世界。韩国的腐败也是世界闻名，难以根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不如人意之处的产生，与中韩两国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关。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韩国经验和韩国教训对我们的宝贵性。
  当然，最为中国人敏感的就是韩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这种“歧视”既有韩国人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的原因，又有一种“暴发户”对落后于他的邻居的歧视。从深层次看，这也是中韩两国共同拥有的东方文化中缺乏宽容所致。如果因为这种“歧视”，影响我们向韩国学习，那么无疑只能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不智。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1)
  自行车
  （一）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像什么《鬼子兵的兽行》、《军妓血泪》之类。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不能糟蹋的。这是一个性格里缺乏庄严气质的民族。
  没听见谁为此而义愤填膺。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她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这个民族可以争夺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二）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在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房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日本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汉奸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汉奸，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老百姓管给什么人办事，谁在上头给谁当差呗，什么时候不是混饭吃！
  我的心扑腾一下。这满炕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1945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做“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日本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拴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满洲国硬币做划挡。
  话题从日本人身上蔓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日本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谈起日本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过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讲古”，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怪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日本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我的这些质朴而又健忘的父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