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最新力作：历史的空白处

考试取官，衡文不衡人，虽然考生的“人事档案”上都有相貌的描绘，但无非“面白无须”之类，太粗，大体上还只能以文取人。即便如此，殿试的时候，长得对不起皇帝的，还是没有进入前几名的可能。有清一朝，传说有歪头举人，但从没有听说有过歪头进士的，如此说来，考前还是有相上貌的检验。
  最露骨的以貌取官之举，要数大挑举人。在清朝，举人一般说来是不能直接做官的，但朝廷会不定期地在那些几次会试不第的举人中进行挑选，挑上的可以被派去做知县和教谕、训导之类的教官，人称“大挑”。大挑不用考试，甚至挑和被挑者之间，话都不用说，一般是皇帝派个亲信王公，主持其事，被挑的举人们十个一排，跪在下面，王公挨个端详，看着顺眼就挑出来。相貌在这里起了几乎是唯一的作用，据说，就脸相而论，“国”字形最佳，“日”字形就差点，如果是“冒”字或者“昌”字形，上大下尖或者下大上细，就玄，如果是“月”字形，有点歪，肯定没戏。传说晚清的名臣阎敬铭也参加过大挑，此公相貌不样，一眼高一眼低，主持的王公一见，即大笑不止，说这样的一副相貌居然也来“大挑”。
  古代社会，女子以色事人，相貌自然绝顶要紧，都说红颜薄命，但又有几个女子不希望自己相貌佼好呢？无论社会地位高低，生的好，固然有薄命，被山大王掠走做压寨妇人的可能，但机会毕竟多一些。没办法，谁叫那是男权社会呢。不想，那些被女子所侍奉的男人，也要在意自己的相貌，靠低眉顺眼为官。某些大权在握的男人，偏是喜欢属下的男人，在操持公务的同时，奉献一点色相。显然，这里跟同性恋关系不大，只跟我们的政治文化有关。怪不得在某些古人的语境里，“臣”和“妾”具有差不多的意义——一边是君与主，一边是臣和妾，风流所被，至今古风犹存，君不见，庐山会议上，“政治贞操”的概念，不仅被发明出来，而且十分管用，爱提意见又不服从领导之徒，“贞操”说一出，立即缴械投降。
  只要我们的官是为个人服务的，无论这个人是君主，上司，还是别的什么角色，无论男官女官，大概都脱不掉以色事人的干系，相貌，就永远会成为选官的因素之一。
又想起了王大点(1)
  在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2000)的前后，我曾写过若干文字，算是纪念，也算是抬杠，多少有点为了跟某些永远站在思想正确的制高点的“学术法官”闹点别扭的意思。文字中，有一篇是关于王大点的。在中国的历史上，王大点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闹义和团那年，他是北京城里五城公所的一名衙役，干的是“警察”的买卖，当然有点小权力，但社会地位低贱，属于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贱民。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粗通文墨，而且胆子大（人家是警察！），在义和团在北京城里杀教民、打洋人，攻使馆的时候，他天天跟着看热闹，看了就兴奋，兴奋了就记，留下了一部日记。我当时解读这本日记的时候，写的文字叫做“世纪末的看客”。文章在《读书》发表之后，好像还有点反响，记得有若干人给我写信打电话，文章也被若干乱七八糟的选本转载过，看来读者对这样一个看客很有点兴趣。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妓女，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的。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在1964年），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点的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一只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的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醤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又想起了王大点(2)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的面目五花八门，内容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些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日记里，这样的排头砍去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十一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得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被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漪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