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最新力作：历史的空白处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惜迂回曲折，通过地缘关系，借助资助举子的名义，转弯抹角地跟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搭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人群体的依附性，得到了他们自身行为的高度强化。
  在当代中国，自从计划经济告别历史舞台之后，新生的企业家阶层，似乎依然无师自通地在袭承前辈商人的故技，他们对于依靠自身力量改造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环境不感兴趣，对市民运动畏之如虎，反而特别热衷跟官府和官员个人的私下结合，从找保护伞到寻租，实际上随着最终可能仅仅是舔上一点官员吞噬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余沥。为了在国家加大反腐力度的情况下，更好地跟官员拉关系，某些商人对上党校学习和参加某些重点高校的高级管理班特别有兴趣，其主要目的，无非是力图跟官员有机会接近，建立“同学”关系，最终在双方的交易中，加大保险系数，让官员更放心。不消说，从这些行为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嗅出昔日“会馆”的陈年霉味。
  历史告诉我们，尽管有会馆这种运转有效的沟通平台，但中国的商界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明清的“资本主义”只好一直萌芽下去，从来长不成树，现代工商业只有在清末到民国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变革中，才赢来了自己两个黄金发展期（1914到1918；1927到1937），成长起新一代企业家群体。然而，在清末崛起的一代企业家损失殆尽之后，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茬的企业家群体却重蹈会馆时代商人的覆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事实上，腐败的官员，并不是一个好的保护伞，基本上没有可靠性。而对公共物品的分享掠夺，官员往往占有更大份额，而且既不承担风险，也不付出成本，而且还有在大事不妙的情况下，反噬的可能。现在的官商合作中，官员的份额越来越大，贪欲会使他们变得非常疯狂，贪欲使合作的“诚信”荡然无存，只要有必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吞掉合作伙伴，这样的事情，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官商结合，现代市场运作，资本运作的结果，使得今天的官僚阶层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充沛财力，手中的权力变得格外的强大，不仅可以方便地操纵政策的制定，聚敛社会资源，刮老百姓的钱，而且终有一天可以吞噬合作者，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部分来自于迷恋政府权力的企业家。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真理：作茧者，终究是要自缚的。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最令人诟病的小煤窑主。各地的小煤窑主，都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在安全设施不具备的条件下招募工人下井挖煤，出了矿难则掩盖事故，转移尸体。但是几乎每个能运转的小煤窑，背后都有官员。官员平时分享着煤窑的利润，出了事，只要瞒不住了，前来查处的人中，也往往有昔日拿股份的官员。等于是婊子要做，牌坊要立，扫黄也要参加。小煤窑主固然可恨，但是这样官员呢？我们看到，最大的利益，官僚拿走，最黑的黑锅，往往都是企业家在背，我们要问，你们还能背多久？
  今天，北京城里，昔日残留的会馆还有孑孓，有的如湖广会馆，还重新修缮，再度开放，戏迷们依旧可以前去听戏。但是这些会馆留下的残墙剩瓦也许想不到，时间过了这么久，昔日的官商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新的悲喜剧。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1)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则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留过学（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它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它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2)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
  当袁世凯（图31）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一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然而，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居然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过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刚刚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