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蒋经国

5月19日，《自由时代》系列刊物负责人郑南榕发动了“五一九绿色行动”。公政会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党外人士指挥请愿队伍到“总统府”前广场请愿，要求台湾当局立刻“解除戒严”，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在此情形之下，公政会负责人又传出不拟出席5月24日的党内外的沟通会议，而改派层次低的人员出席。此消息                             使蒋经国及中介人士感到：党外人士反复无常，不易相处。
  另一方面，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原就不懂多元社会中民主的妥协之重要意义。他们看到党外人士与国民党代表平起平坐，沟通意见，协调办法，就坐立不安愤怒难熬。有些保守学者批判国民党中央的沟通政策为丑剧，坚持国民党要对“敌人”革命，否则就等于向“敌人”无条件投降。甚至有自称“中国国民党忠贞爱国党员自救行动促进会”者，散发《为五一零沟通丑剧告全党同志书》的传单，不仅指斥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而且盼蒋介石显灵，赋予蒋经国以智慧、勇气、魄力与决心，不要再姑息党外，以免死无葬身之地。与此同时，情治机关查封了党外人士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杂志，并以“诽谤罪”严判党外《蓬莱岛》案，郑南榕被逮捕。
  国民党当局在一面沟通之时，一面实行镇压之策，引起了台湾舆论界的强烈批评。党外人士在各地纷纷举行坐监惜别会、告别演讲会，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被判刑的党外人士林正杰说：最近他和党外一连串的人以不同罪名被判下狱的主要原因，是台湾“司法”欠缺独立和公正；同时，也因他在党外“首都公正会”中全力促成组党时间表等，触犯了国民党的最大禁忌。国民党当局一面喊沟通，一面又大肆抓人，是担心党外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变得无法控制。香港《镜报》1986年11月。党外人士开展的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民众的参加。同时，这些活动也加速了组党的进程。
  随着党外运动的迅速发展，9月28日，党外人士130多人发起组织的民主进步党在台正式宣告成立。该党是以原公政会、编联会等党外组织为基础而建立的以国民党为对手的反对党。
  本来，党外势力准备于1987年7月前完成组党工作。按照民主时间表也将在1987完成组党。党外人士为何提前组党呢?据港报载：台湾党外人士原有一个估计，党外要实现组党只有                             一个机会，就是在“蒋经国时代”或“后蒋经国时代”交替的时刻。他们认为1986年9月正值此良机。当时岛内盛传蒋经国乘坐轮椅出席会议的消息。他们认为，如不抓住这一良机，万一蒋经国突然有什么意外，台湾形势急转直下，势必坐失组党良机。另一原因是党外领袖有多人遭逮捕，形势更加险恶。党外人士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在当前争取民主运动中，就会显得力量分散，方向不明，缺乏号召力。直接推动党外势力组党的原因，是身居美国的党外领袖许信良公开宣布将在10月4日在洛杉矶成立台湾民主党。如让海外党外势力抢先组党，岛内的党外人士势必失去组党先机。在内外情势的促使之下，台湾党外首脑尤清、费希平等人决心冲破“党禁”，公开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
  在民进党成立的第二天下午1时，蒋经国召见郝柏村，询问郝对民进党成立的看法与意见，郝答称：
  1“中央对于重要政治问题的政策决定应采取主动，并明订目标宣示‘国人’，如‘中央民意代表’问题是不能再拖了。”
  2“推展‘民主宪政’是反共利器，组党是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在什么前提下组党。我以为应基于‘忠于中华民国’、‘忠于中华民国宪法’、‘坚决反共’，支持‘一个中国的复国政策’、‘反对分裂或台独’。”
  3“有温和的反对党可使本党警惕上进。”
  4“现在偏激分子扬言组党，其主张实际为否定‘中华民国’，或与中共‘统战’呼应，或为‘台独’，当然不能容忍。”《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313~314页。
  蒋经国同意郝的看法，但主张对于偏激分子的行径，“目前仍以避免冲突，冷静处理”。《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314页。
  下午4时，蒋经国召俞国华、黄少谷、郝柏村、袁守谦、倪文亚、马树礼、沈昌焕、汪道渊、李焕开会，研讨民进党成立问题。会上有人主张采取高压政策，有人主张对民进党“依法”处理。蒋经国对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说：
  “昨日偏激分子宣布组党为长期斗争中的一个现象。开放组党的政策正由中央研究，未决定前仍照现政策，不可因此一事而变更政策。现对民主进步党采不承认政策，并照‘行政院’说过的‘依法’处理。”
  针对有人批评当局软弱，蒋经国辩驳说：“其实忍辱负重乃为达成更大目标，盖发怒则今日对方不是我们对手，而无目标、无志气才是真正的软弱。”他还说：“此时非出一口气表现力量的时候。”①
  秉承蒋经国的指示，施启扬在“立法院”宣称：“此时此地不宜组织新党，如仍有少数人士不顾现实情势擅自组党，‘政府’将‘依法“处置”。
  9月30日，李登辉将民进党成立的详细情形向蒋经国作了报告。蒋经国对李说：
  “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的态度，轻率采取激烈的行动，引起社会不安。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研究组党可行性，暂时秘密讲行。”②
  “党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针、原则不能因客观情形的变化而改变，必须维持下去。党员的团结，党员的工作能力提高都是重要的事情。”③
  10月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夫人和《新闻周刊》编辑简洁贤等人就民进党成立事采访蒋经国。葛兰姆夫人问：“新的‘立法’对于组织新党会有什么规定?”
  蒋经国答称：
  “我们现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问：“您认为反对党会构成政治上的挑战吗?”
  答：“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问：“您认为最近宣布成立的‘民主进步党’符合这三项要求吗?”
  答：“他们还没有表明他们组织的所谓‘政党’的理念，因此，我们现在无法判断。”④尽管蒋经国从内心世界不愿意看到台湾有反对国民党的党，但从他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基本上容忍了民进党的成立。
  ①《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316页。
  ②③李登辉1986年9月30日日记，载1993年12月2日《中央日报》。
  ④《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417～418页。
                             
  蒋经国晚年为什么对党外势力的组党活动由过去的镇压政策转变为沟通政策，并默认民进党的成立呢?笔者以为：
  其一，蒋经国已经看到：要促进所谓的“政治和谐”局面与维持其多年苦心塑造的“民主橱窗”形象，就必须同党外势力进行沟通，寻求共识。
  其二，整个世界都在从对立走向对话，为国际舆论所迫与出于稳定台湾政局的需要，只有对党外势力让步。
  其三，进入80年代之后，国民党当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其“统治权威”较70年代明显下降，如果继续一味镇压党外势力，势必会加剧党内外之间的矛盾，引起更大的冲突。
  其四，集中全力对付中共。
  正是基于上述四点考虑，蒋经国在同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讲话称：“‘国家’遭逢艰难时，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坚定、沉着”，“我们不能盲目冲动，意气用事，因为意气用事或冲动都极容易使得自己失去理智而遭到挫败”，“小不忍则乱大谋”。台湾要“突破困境”，必须在观念及做法上做必要的检讨与研究。“经国以为任何外来的挑战，都不足惧，最要紧的是我们内部要团结”。《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21～322页。
  蒋经国在会上一再强调：“个人的生死毁誉并不足惜，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