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

今其势如在倒悬，汝往当如救焚拯溺。”又戒众将“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姿妄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者”，并称“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宗庙，扬功名于无穷” 。如此说来，这岂不可以称作仁义之师了吗？而且，朱棣的话，就兴灭继绝的封建礼法来说未尝为无理。因而安南人民“延颈跂足以待王师之至”，明朝军士“皆欢呼用命”。五年五月，明军大胜，黎氏父子均被俘虏，都督柳升等将其“献俘阙下”。
  但问题并未完结，关键在下一步如何处理。
  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据张辅报告说，当地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诣军门言：“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 对此，各书记载大体相同。同年六月，明廷竟因之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分司，并设立府州县等机构 ，俨然为内郡。朱棣忘却了祖训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话，也忘了安南被朱元璋列为“不征”之国。从此，明军便陷入泥潭，难以自拔。
  明廷规定陈氏宗族被杀害者赠官，居官者仍其旧，又诏访明经博学、贤良方正等各种人才送京擢用。同时“中朝所置吏，务以宽厚辑新造”。然而，“蛮人自以非类，数相惊恐” 。永乐六年，陈氏故官简定反，立国号大越，纪元兴庆，诸县响应。明守军战败，朝廷派沐晟率师征讨，再败。不得已，又派张辅再次往征。简定同时使用政治手段，争取大越政权的合法化。他自己做太上皇，陈季扩做皇帝，而且遣使自称前安南王孙，请求封爵，被张辅拒绝。陈季扩等兵败乞降，朱棣诏受其为交阯布政使。但其心实未降，明廷随即又派张辅、沐晟再次率兵征讨。直到永乐十二年，陈季扩才“兵败服诛”。明朝先后以张辅、丰城侯李彬出镇交阯。
  “郡县交阯”—— 一招失算
  朱棣曾经说过“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但他却派出中官马骐等到交■采办，“大索境内珍宝”，把内地的弊政漫延至交阯，致使“人情骚动，桀黠者故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有的“自署官爵，杀将使，焚庐舍”，有的“皆自称王” ，此起彼伏，官军无法控制，朝廷派荣昌伯陈智带兵助剿，到永乐十九年才“贼悉破灭”，但原陈季扩手下的一个金吾将军黎利仍未拿获。黎利曾一度归附，而又自称平定王，置官署。在明军的追剿下他逃入老挝，被迫“求抚”，而心实未降。这时适逢朱棣死，仁宗即位，大赦天下，黎利乘机再起。洪熙、宣德两朝不断派兵征讨，并下诏“大赦交阯罪人”，招抚黎利等人，“停采办金银香货”，但迄无成效。这时明军诸将多畏缩怯战，而宣宗则主张放弃交阯。黎利声称已经访得陈氏之后，请求“循太宗皇帝继绝明诏，还其爵土”。这样，问题便又回到二十年前的出发点上了。宣宗打算顺水推舟，借此息兵，“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 。但撤兵之诏未到，交阯已经丢失。明朝所设的三司官及镇守中官全部撤回。一共得以回还者仅八万六千人，“为贼所杀及拘留者，不可胜计”。正如蹇义、夏原吉所说：“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 夏原吉掌握着国家财政，他非常清楚征交阯所花的代价是多么大。他不同意放弃交趾，对于宣宗撤兵的命令，他说：“臣以为非是。” 他们曾是朱棣出兵安南的支持者，他们希望维护先王的业绩，同样可惜二十年中抛在战场上的血汗呀！
  且不说征交阯所耗费的财兵、物力，单说八十万大军离乡背井，就从农田中夺走了多少劳动力。永乐年间的无休止的征战，给经济造成的负担是巨大的，给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户部尚书夏原吉的一首《鸟夜啼》，正描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离乱之苦：
  慈乌哑哑清夜啼，飞来飞去无枝栖，天空月冷声惨切，更深夜永情悲悽。东家织妇年二五，良人万里操干橹。冬衣未寄春复临，机杼劳劳不胜苦。耳边忽听慈乌声，炎炎万感焚中扃。掀襟抆泪罢机杼，披帘促步趋前庭。悲悲咽咽对乌说，莫向清宵学啼血。妾夫别去三逾年，鱼雁迢迢至今绝，愿乌将妾相思情，西飞啼向夫郎听。夫能听兮妾情达，妾情达兮夫心宁。夫宁岂欲终忘返，恩义须期两无赧。夫能努力树功名，白发归来未为晚。 
  远在战场的军士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不仅有奔波之劳，还有杀身之患，连粮饷也常常难以继给。我们也录一首诗看，《交州病中录诸友，时军中绝饷，以手帖干主帅索粮》：
  问病寻方事总虚，漫劳车马慰踌躇，三年玉署兰台笔，学写颜公乞米书。 
  官员尚且如此，士兵可想而知。他们只好哀叹和祈望了：
  不有辕门贤主帅，飘零谁与慰我魂！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是结束了。它使明朝官民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到明朝中后期，不断有人对明军撤出安南的政策提出批评。
  然而，明军在交阯坚持下去能够成功吗？安南脱离中原政府的控制到永乐时已经有“四百四十六年” 。以元之强悍，仅能“屡破其国” 。明朝虽然在交阯设立了郡县，但那里“群盗蜂起”，“或聚或散”，盖“交人久外声教，宽纵不堪官吏将卒之扰，往往思其旧俗，一闻贼起，相扇以动。贼酋所至，辄为之供仪隐蔽。以故贼溃复聚。 如前所述，中官贪暴虐民，甚至黎利的九岁女儿也被中官马骐携归明廷以充宫婢，病死在内地 。因此当地人民更为不满。二十余年中，反抗从未停止。明军是被打出来的。谷应泰说是“城下之盟”，“割地之议”，诚然。情况十分凄惨：“旌节符绂，狼藉裔土，将吏公卿，流离草莽，战士污魂，哭闻中夜，孤臣■血，碧化千年。……死者君其问诸水滨，生者不望生入玉门。贻笑蛮方，损威中国。” 谷应泰责备于宣宗君臣，我们不是更应该责备朱棣吗？永乐时期，国力可谓盛矣，不是一直打了近二十年吗？如果坚持下去再打二十年，损失恐怕会更大。
  交阯撤兵之议，非自宣宗始。洪熙元年，宣宗即位不久，与杨士奇、杨荣有一段对话：
  上御文华殿，召士奇、杨荣曰……“朕有一言，怀之久矣。今独与卿二人说，未可轻洩也。昔在南京，皇考因交阯擒叛贼至，曾与朕言：‘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四夷惟安南最先归化，后来黎氏篡陈氏而夺其位，所必当讨。而是时求陈氏之后立之不得，故郡县其地。果若陈氏今尚有后，选择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朕对曰：‘朝廷若行此事，诚帝王之盛举。’皇考笑曰：‘此语未可轻洩。’然藏在朕心未尝忘。朕今思之，若陈氏果有后，选一人立之，使供藩臣之职，三年一贡，如洪武之制，用宁其民，而中国亦省兵戍之劳，岂不可乎？如此，不免论者谓朕委弃祖宗之业。然继绝兴灭，实我皇祖之志。’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 
  我想，这绝不仅是修实录的史臣为以后不得已撤军杜撰出来的遁词伏笔。相反，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宣德皇帝才对交阯的战事不积极，对战败者不加重罪，直至正式撤军。
  安南之役在周边地区也有反响。朝鲜听到这个消息后，太宗李芳远对群臣说：“闻皇帝征安南，安南人束手就戮，无有敌之者。”工曹判书李来回答道：“以天下之兵，伐此小国，谁敢有敌之者！”李芳远说：“不然，兵在精不在众，岂可执一言乎？且安南国王奔告于皇帝，则帝之此举，不得不尔。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国少失事大之礼，必兴师问罪。我则以为，一以至诚事之，一以固城垒、蓄粮饷，最是今日之急务。” 诸小国是愿意与明朝和平交往的，他们甚至不惜俯首事大。但是，如迫不得已，也会起而反抗。
  郡县交阯，无疑也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然而却正是朱元璋所告诫的“倚富强，要战功”。事实证明，“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在于其地小民少，而在于难于控制。朱元璋主张“以不治治夷狄”，把安南等定为“不征国”，其用心是深远的。朱棣声称“四海之内皆赤子”，虽然应当地军民耆老请求郡县其地，结果还是造成了连年战乱。最后撤车是必然结果。 
二、郑和下西洋——震惊世界的壮举
  就在朱棣发兵安南的前一年，即永乐三年（1405年） ，又开始了另一件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事，这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
  自明初以来，中国东南海上局势很是动乱，不仅有安南的四出扩张侵略，而且还残存着许多反明势力，有元朝的余孽，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武装。他们不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国，往往为寇。广东人陈祖义等因犯事逃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招慕流亡，控制了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许多海外贡使被拦劫，使明朝向海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同时，南洋一些地方对明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抱有敌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