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

     在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早年嫁在地主家庭，五○年代土地改革后失去家产，遵刘吩咐留在乡中自食其力。一九六○年，她的儿子用米糠充饥，因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假如我们面前有幅中国地图，不妨将目光移到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听听安徽作家陈登科在他的《故乡行》一文中是怎样「话凤阳」的：
     一九四八年年底，国民党军队撤离的第二天，陈登科到了凤阳。「我所走过的大小村庄，所能见到的除了凄怆、荒凉四字外，便是衣不遮体的病夫。」「在我的印象中，凤阳只有一个字：『穷！』」
     一九五六年春，正是所谓「高级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即中国人走进毛式社会主义之前，陈又到凤阳，「住的时间虽不长，但是，它在我的印象中，那个『穷』字却被洗刷一清。所到的村庄，猪羊成群，牛马成行，鸡鸭满塘．．．．谁人不说凤阳是个好地方呢？」
     一九五八年秋，陈三到凤阳。「走马观花，参观了四个大队，所到的村庄，庄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震霄汉，歌声连天．．．．尤其吃饭不要钱，更受到人们的称赞。」「当然，也有人暗地在问：『来参观的人这样多，一摆就是七八桌，几十桌，又是酒，又是肉，这笔招待费将由谁来支付呢？』但是，大多数人，吃了，喝了，都说好，都说这就是共产主义萌芽．．．．」
     一九六○年春天，陈又去了。「跑了好多村庄，所见所闻，又是一番景象」，「房倒屋塌，树木光光，不分男女，大多数是手柱木棍，歪歪倒倒，满眼浮肿的病人。听到的全是哼声，怨声，诉苦声．．．．因此，在我的脑子里，对凤阳又恢复了第一次的印象：凄怆、荒凉！」
     一九四八年的荒凉源自战争，一九六○年的荒凉既非源于战争，也非源于天灾。须知《人民日报》数月前还在刊登各地「齐报秋粮丰收」的报导。
     不过，陈登科的文章还没有告诉后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我们将从「微观」的角度透视一下，看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所说过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可怕的年份」里，中国人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第八章 反右倾饥馑蔓延 全文完博
        第九章 饿神州遍野哀鸿
 由于囿于吴家花园一隅，彭德怀并不了解全国的形势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实际情形不是他设想的千万人挨饿、饿死一些人，而是几亿人挨饿，饿死了大约两千万人。      一九六八年秋天，笔者被派到安徽省南部的一个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和几位安徽籍的士兵同居一室。在谈天中，他们分别将自己家中在那场饥馑中遭的灾难告诉了笔者。每次谈话当夜，笔者都根据回忆作了记录，连续记了数日。为使后人对中国历史上这惨绝人寰的一章有贴切的认识，现摘录如下。
     士兵甲：「五九年十一月左右，公社食堂开始没粮了。干部挨家挨户搜查，翻出的粮食统统集中到食堂。不劳动的不得去食堂打饭。我父亲是干部（一九六八年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职务不明）。我有四个妹妹，父亲不太重视，七岁和四岁的两个妹妹饿死了。死前几天还能走动，只说没劲，后来突然口吐白沫，嘴紧闭，死了。我哥哥曾经饿得口吐白沫昏过去，抬到食堂，用筷子撬开嘴，灌米汤，才得救。」
     「一个冬天只吃菜叶和树根。我当时十一岁，常常出去偷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
     「偷东西的，抓到就打。村里有一个小姑娘偷东西吃，被干部把手指尖打烂了。当时，劳动的每天补助二两米稀饭。有一个连长——生产队长叫连长，大队长叫营长——的弟弟，一天没干活，去食堂打饭，被哥哥看见，揍了一顿。当时的人都野了，还有打母亲的。」
     「生产队里死的人数目属于中等，村子里原来有七十多人，过了大半年，只剩四十几了。但现在又有八十多了，比困难前还多。」（中国大陆通常将一九六○至六二年称为「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者注）
     「我们小学是五九年十一月散伙的，第二年收上麦子后又复学，同学死了三分之一。这可不是说假的！」
     「六○年的春天前、麦收前大量饿死人。麦收以后，干部把粮食集中到食堂，社员不干，偷，拼命吃，因为万一被干部发觉，吃不成。吃完了，饿了两个月，赶上收稻子，社员炒稻子吃，还不敢弄出香味，否则干部要发现．．．．」
     「我们父母没饿死，我才能当兵。有的父亲或母亲饿死的，即使是贫下中农孩子也不能当兵，怕有仇。」
     士兵乙：「困难时，我家里饿死两个——妹妹、伯父。家里原来有四个人，还有母亲。只有我一个人吃商品粮（非农业人口由国家配给口粮，称为「商品粮」——作者注），一个月二十五斤半，其他人一天不足一两。」
     「妹妹饿死后，我本来从来没有偷过东西，鼓起勇气去偷，可是没有经验，被抓住了，还丢了一只帽子。」
     「有的人开始挖螺蛳吃，丢壳。后来没有吃的，又把壳找来，磨成粉未吃掉。」
     「有的人饿得无力，担水担不动，喝下雨屋檐漏下的水，有毒的。」
     「我们当时宁肯饿死也不讨饭。有的地方就出去讨饭。」
     （笔者问他：「当时怎么想的呢？」）「恨干部，但不敢讲，干部要吊人的。」
     （「有没有人认为是共产党不好？」）「也有一些。他们不知道这是坏干部搞的，这次搞文化革命才清楚了。」
     丙：「我们家乡是旱地，可以种青菜、萝卜。没有粮食，拿萝卜当饭，所以饿死的人比较少。」
     「那时钱多得很，萝卜卖五毛钱一斤。那时我们还只有十几岁，袋袋里也总有几十块钱（相当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作者注）。挑一担萝卜出去卖，几十块就到手了。」
     （「怎么花呢？」）「也买不到什么，随便就花了。那时大米三块钱一斤（官价一毛左右），大人有钱就买米，我们就乱花。」
     「其实那两年打的粮食比现在还多，双季稻，每季都有四、五百斤（指亩产）。干部上报几千斤，都交给国家了。老百姓家里是空的。国家粮仓里有的是。」
     （「怎么不去偷？」）「那怎么敢？那时候老实。干部要打的。」
     笔者没有向他提出当官的为何不开仓放粮这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知道离他家乡不远处有个和县，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西楚霸王项羽在那里自杀，遗下一处霸王庙。该县还有一处「陋室」，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在那里写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篇。当时刘任和州剌史，相当于今天一个地委书记。他上任第一年，便遇上旱灾，于是即向朝延奏明灾情，请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同时又组织百姓疏通水道，补苗追种。由于忙于公务致使自己的居处杂草丛生，他感触万端，遂写下了那篇流传千载的《陋室铭》。
     自古以来，向朝廷及时报告灾情，吁请赈粮是地方官的一大职责，中共不少干部也是这样做的。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兼任山西阳城县委书记，他请求上级拨来一批粮食，救活了不少农民。文革中赵被整死之前，有人到阳城搜集赵的「罪行」，很多人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拒不与来人合作。但是，在饥馑来临之前，毛泽东的「反右倾」运动早已将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清洗了一大批，剩下的赵树理们不过是漏网之鱼，在两千名县委书记中是少数，这样国库有粮而农民饿死的惨事便不可避免了。
     地方上饿死人本与军队无关，但由于「反右倾」搞得高级将领们人人自危，也不敢说实话。有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一九六○年八月到省内一个县里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说。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那位处长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注１：见《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
      连不必对地方上死人负责的高级军官尚且怕说了实话而蒙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地方官们哪里还敢奏报实情！一个县里饿死三万多人而不报告，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一九七○年，一位安徽籍的知识份子、共产党员，对他家乡巢县的情形作了如下的回忆：
     「五九年秋天开始挨饿时，我祖父就拒绝吃东西了，让他吃他就发脾气。可他还要打猪草，喂一口猪。慢慢地不行了，躺在床上死了。七十三岁，本来身体好好的。有一口棺材，埋了。祖母要带两岁的小弟弟，吃一点，但也不怎么吃。不行了，忽然想吃东西了。家里只剩一只老母鸡，她一下子全吃光，到夜里静静地死去了。死了，放在门板上，队长抬出去，扔在山沟里了事。」
     「我们有个亲戚是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