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

外婆在旁制止道：「你爸爸也有好长时间没有吃肉了。」由此可知，除了毛泽东夫人江青还能有本事搞到食物养猴子之外，中共领导人在那「困难时期」的日子过得的确很苦。
     当时中共还有一些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干部。譬如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袁子钦将军领导掌管物资的管理局，但他不利用这近水楼台为自家弄食物，而是让孩子们打榆树叶，他亲自将树叶掺和在玉米面里做成饼，同家人一起吃。中共制造了那么大的灾难而不垮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干部。
     那时十七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大致是市、地区的书记或厅、局长）猪肉两斤、鸡蛋两斤、白糖一斥；八级以上的高干（大致是省、军、部、级）则猪肉四斤，其他各物加倍。高级知识份子如学者名流、教授等，亦有相应的照顾配给，同食不果腹的饥民相比，虽俨然如特殊人物，但实在也算不上有任何享受。北京的高干每月可到政协礼堂的餐厅去吃一顿，但仅一顿而已。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胡锡奎有一天在中南海开会，半夜散会后与司机到那餐厅，欲饱食一顿，惜仅有一张餐券，司机没份。胡请求多给一份而不得，二人竟空腹怅然离去。
       由此可知，当时的中国，「路有冻死骨」不假，「在北京前门外的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都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的农村逃荒来的。」（注１５：黄秋耘著《风雨年华》。）但是，「朱门酒肉臭」（「臭」字作酒肉之「香气」解）却的的确确没有。人民没有造反，这也是原因之一。
     高级干部们自己节省几两肉，救不了百姓，关心民生疾苦的干部们决定担当政治风险，动手向公社食堂这个肿瘤开刀。由于不到一年前，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在自己家乡无为县大批解散食堂而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因此胆小怕事、以保官为首务的干部是不敢碰这个问题的。
     在离无为仅一百馀里的江苏省会南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刘顺元知道不解散食堂便不可能遏止饿死人的灾情。因此，当省委派去宝应县救灾的干部向他汇报，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时，他立即指示：「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当时的江苏省长惠浴宇后来回忆说：「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又救了宝应县多少条人命啊！」
     惠浴宇说的是对的。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要是别的书记们也那样不怕丢官，毅然解散自己管辖地区的公共食堂，许多农民及其孩子不是可以免于一死了吗？再退一步说，要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后毛泽东不是倒行逆施地下令将已解散的食堂重又建立，并没收自留地和家畜、家禽，那些农民是决不会饿死的。说到底，他们饿死是由于毛泽东造成的人祸而不是天灾。
     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各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的政策。各地的干部竭力防止农民外逃，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保住大跃进的声势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不愿饥民到别人那里去乞食，丢自己的脸。但是，他们之所以敢公然将饥饿的农民困死在家中，那是有中央文件作依恃的。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三月十一日发出。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制定的文件原本没有这一款，毛泽东三月五日在会上说，「文件还要修改，里面．．．．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以后才发了这个紧急通知。）该文件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予以收容、遣返。
     自这时起，中国的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盲流」。作为动词，它指农民未经政府许可进入城市、矿区的行为；作为名词，它是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的农民的统称。乡下人「盲目流入」城市，自然有碍观瞻，而且有害于社会治安，再加上城里人有饭吃，尽管只够果腹或半饥半饱，总没有饿死之虞。他们相信共产党的宣传，视乡下人「饿死人了」的申辩为「胡说」，因此普遍对这些「盲流」们不予同情。这里有个小例子，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连他也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他有段文字回忆那时的情景：「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误会不久，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东北大森林里去了。他们到北京来求我帮助路费，诉说困难。我拍著桌子怒斥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们流落在一个小车站上衣食无著，来信叫我寄点钱去帮助他们继续赶路。我为『划清思想界限』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个组织部门里去．．．．从此兄弟间断了关系。我以为我是对的。」
     那些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越大的城市越惨。因为大城市常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见他们衣衫褴褛、当街乞讨的模样，连城里同胞也认为他们丢了中国人的脸。再说，其中有些人也难免有偷摸行为，既然中央、国务院有指示要收容遣返回乡，而回去后还是没饭吃，还是要往外逃，有些地方索性便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视作劳改犯人，与真正的犯人无异。他们唯一的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流入」城市而已。
     中央文件写得十分周到，对于流入东北、西北、内蒙古的农民，规定可不予遣返，算是对那些地广人稀的地区的支援。「盲流」们到了上述地区，通常成了最下等的苦力——新社会的剥削对象。东北长白山区的设备简陋的小煤矿，下井挖煤的除了劳改犯人（不少是右派份子）便是「盲流」。人民公社办的煤窑，更欢迎盲流们下井去挖煤，因为条件恶劣，时常死人，而死个盲流是无人注意的，连抚恤金都不必付。
     有些盲流比较幸运，笔者在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就碰见这么一位。他原是山东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一个字也不会写的标准文盲。他「盲目外流」的经历是这样的：「到了一九六○年，农村劳力不得乱走了，我们找人开了张证明，说是外出办事，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在一天夜里，一共七个人，打起铺盖卷溜出了村子。．．．．到了北京立即转去关外的火车，闯关东了．．．．」他们的确是盲目的，并不知道目的何在。幸运的是，「火车开到山海关外头一个站时，有人上车来挨个儿问，『有没有工作？要不要工作？』原来是鞍钢的招募人员。我们愿意干的便被集中到后面几节车厢。一共四百七十三名，除了少数河北人，以及几个妇女，其馀全是男的农农民，来自山东。我就成了这四百七十三个人的大队长．．．．来鞍山后，老工人都称我们『盲流』，为此常发生打架事件。后来领导正式宣布，应当叫我们『新工人』，这才了事。」
      华北的农民为求生计，二百年来一直在闯关东。东北好几千万人口就是这么来的。官府既未组织移民、屯垦，那些农民自然也是「盲流」。他们开发了那一大片国土，对国家的页献有目共睹。中共对到达东北、西北的「盲流」网开一面，不予收容遣返（其实东北的城市照样「收容」），做得很对；但是在大片饿死人的农村地区采取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使他们坐以待毙的政策却是人脑能想出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政策。毕竟在一九六○年初，中国还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象前文说安徽三兄弟中的一个逃到江西生存下来那样，很多人是会找到活路、免于一死的。中共「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制造了大量不该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相信至少数百万农民像安徽三兄弟被困死在家里的两个那样，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把关堵道，在边强地区就不那么容易。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份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到六○年，云南不少边境居民逃到了国外。跑的人数不详，但六○年之后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说法是「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当然不对」，（注１６：见《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传》。）可见问题相当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住后均绑起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结果至少有十万广东人逃离。一九六二年新疆边境伊犁、塔城地区七万多人逃往苏联的事件，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诱惑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因大跃进的人祸使那里的边民们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望了的边民们连同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
     从一九六一年起，中共又将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破坏说成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的一条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