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

一九五八年出现过的荒唐事，除了宣布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条之外，安徽件件有份。但他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办「万猪场」就是中央的指示），内心未必就那么热衷于共产。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无端被整，曾希圣即使没有大彻大悟，也半彻半吾了。回到省里，他发牢骚说「庐山气候不对」，使他「不敢讲话」，说反右倾是「一边倒」。省里艺人创作历史剧《宝英传》，叙述太平天国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纷争，他热心参与，从台词到服装设计都亲自研究修改。该剧批评「天王」洪秀全「听信佞言」、「排斥忠信」、「屈煞贤臣」，将身份类似总司令的石达开描绘成「傲慢自负」、「受排挤打击」、「失败了的英雄」。观看预演后，曾希圣特地点明这出戏「在庐山会议后，更有现实意义」，可见他对彭德怀多少有点同情。
     一九六○年初安徽大量饿死人，曾希圣当然应负首要责任，安徽人民恨他也恨得有理。但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是，在那之后，他的确变了。六○年春天，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到安徽检查工作，在宿县召开过一个座谈会，会上有提出「现在保命要紧」，要求拿出主意来，改变现状，渡过难关。曾希圣接受了此一主张，八月间在全省的地、县委第一书记会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将土地划出一部份给农民，让农民专种口粮，自种自吃。由于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只有两亩左右，如果将种口粮的土地分给各户，那么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实亡了。
     过了不久，曾希圣觉得「保命」二字太难听，又在省委内提出「是不是可以试行『井田制』，井字中间的土地集体耕种，交公粮，井字周围的土地由农民自种自吃」。但是由于在省委内先后有两名书记被整，先是一九五七年李世农当上右派份子，五九年张凯帆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剩下的书记、委员大都心有馀悸、胆小怕事，因此「保命田」也好，「井田制」也好，都等于革公社的命，在省委内就通不过。曾无可奈何，只得提议搞早已有人搞过的「包产到户」，但这也是被毛宣判为「反社会主义」的，他便将其改头换面，挂上个「责任田」的名字，在全省推行起来。此外，他又搞出「借地」一法，公社的田不能分，但可以借，借地种粮食，借地种油料，借地种蔬菜，谁种谁收。
     自一九六○年底至六一年初，安徽成了全国第一个全面推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省份。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过他汇报的是「责任田」而不是「包产到户」。他在会议中也说，责任田「不同于包产到户」（二者都是分田由个人耕种，区别是前者是田间耕作各尽责任，分配时还是并大锅；包产则是上交所包的定额后，馀粮归个人支配。故农民欲得「包产」不成才退而求次，接受「责任田」制度）。向毛汇报后，他立即打电话回省，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但没过几天，会议尚未结束，他的顶头上司、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将他找去，说「责任田」是错误的，要他立即打电话回省，通知下面煞车。但曾不买柯的账，照旧搞他的「责任田」。四、五月间，柯又说那是「方向性错误，不能在全省推广」，可是曾仍坚持认为「没有错」。此时，刘少奇、邓小平直接人赴安徽调查，派去的人回京汇报，当汇报到柯说的「责任田是方向性错误」时，邓小平大为光火，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这场纷争决非柯、曾二人的事，实际上这是庐山那场争论的继续，而且由于无数农民饿死的灾难，使这场争执更形尖锐了。是共产党就都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不成问题；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是个老而又老、始终未得答案的问题。排队下地，排队上食堂当然是社会主义，但是「田蛤蟆一口饭，癞蛤蟆也一口饭」，「勤快人瞅著懒人气得肚子疼」可说是懒人不劳而获，剥削了勤快人。如果说剥削是资本主义的特徽，公社的大锅饭又像是资本主义了。不过，党的领导人多数更著重实效而不太注意「主义」。譬如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彭真，一九六一年三、四月间在京郊怀柔县做调查期间发表的谈话，就很能代表他的思想：
     「集体经济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看我们生产搞得怎么样。生产比个体经济搞得好，有优越性，否则无优越性。」（三月三十日）
     「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儿？优越是优越，大家劳动就是不积极。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就是大家都积极。」（四月十九日）
     「你说集体经济优越，社员不积极，你说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自留地平整得好，没有坷垃，还夹上篱笆。集体耕种的地，哪一块赶得上？．．．．农民对集体的积极性不及个体的高，是带普遍性的，这不是偶然的，是带有必然性的。」（四月二十六日）
     「你们怀柔县怎么弄我不管，只要你们把地种得像自留地似的．．．．」（日期不详）
     党内有彭真这种不在乎主义、只求将农业生产搞好的思想的人不在少数。总书记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注１５：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所表达的思想与副总书记彭真大体是一样的（这话最早是安徽干部说的，为邓接受。「白猫黑猫」是误传）。
     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都在乡下搞调查。
     四月底至五月中，周恩来率人在河北农村搞调查，五月七日他打电话给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
     朱德在陕西、河南、河北调查后，于五月九日给毛写信，说明食堂有「五不好」，并告毛，这三个省的省委均主张开放自由市场。
     五月十日，邓小平、彭真就北京郊区的调查结果向毛写报告，表示基层干部和农民均主张取消供给制。
     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在湖南老家给毛去信，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五月十三日，邓子恢向中央送去报告，主张停办农食村食堂，扩大分给农民的自留地。
     五月十六日，毛收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报告，该报告建议解散公共食堂，将经济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
     其实当时毛泽东也知道，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是守不住了。一九六○年底的一天，他表弟贺晓秋的儿子从湖南来京找他诉苦，当会客室里只剩下他们二人时，贺从一个布袋子里掏出一大堆公共食堂的餐票说：「主席，我想请你到我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贺显然说出了几亿农民的心里话，毛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现在党内主要同志都明白地用电话、信、报告的方式表达了意见，他便在五月下旬开始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采取守势，作了退让。他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注１６：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注１７：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终于决定解散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结束搞了近三年、害死无数人命的大锅饭。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的立场稍微软化了一些。一九六一年七月，他到安微蚌埠，曾希圣又向他汇报搞「责任田」的事。他表示：「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注１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五期第三十六页。）
     这样，柯庆施和曾希圣的争论就该有个结论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时，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那误国害民的极左路线，他只是鉴于国民经济形势险恶，稍稍收敛其左调，不那么咄咄逼人而已。这位深谙权力斗争艺术的老手只是在作暂时的退却，这是曾希圣乃至刘少奇等人都没有摸透的。毛丝毫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农民在一个集体里生产、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所以，到了六一年秋天，他见各省干部在刘、邓的支持下，或派人去安徽学习、「取经」，或省委书记亲自在本省推广安徽的经验，个个热衷于搞「责任田」、「包产到户」时，便认为党的干部们又在搞右倾了。他亲自批发了一个批判包产到户的文件，要求各省开会研究，实际是要求停止、煞车。
     但是，即使不识字的农民也明白「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他们不愿意混大堆干活，只希望将土地分到农户，包产最好，包工也可以，总之对集体生产没有兴趣。
     曾希圣虽然曾是最受毛宠爱的省委书记（他是唯一曾同时担任两个省的第一书记的人），但这时已不再追随毛的左倾路线，而转向刘、邓靠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