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

  周炳国的眼神冰冷，就是闫磊看我时的那种眼神：“冷静点儿。你还记得我们在饭馆，你说假林慕就在门外盯着你？”
  “没错，你在，闫磊也在，你们都在。难道我在说谎？”
  “不是你在说谎，”周炳国看着我，“问题是，他们去调来了那天饭馆门口的录像，你所描述的那个位置，360度都有监控，可根本没有出现过所谓的林慕。他们不是认为你撒谎，而是认为你出现幻觉，脑子有问题了！”
  我被彻底算计了，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这就是真的。我居然是个疯子？！
  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定义。林慕的死从来没有从我的脑海中抹去过。所以从一开始那个戴发卡的小姑娘，只是一个幻觉。从来没有人在便利店买过凉茶，没有人在面馆的门口死死地盯着我们；宾馆的楼下也没有把我引到侯文杰别墅的神秘女子。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臆想出来的。
  我臆想着来到了侯文杰的家，然后杀了他，又臆想出一套说辞来对付警察。这就是我杀害侯文杰的动机，因为疯子杀人是不需要动机的。他们全然不顾我浑身伤口的出处，无论有多荒诞，不管我自己信不信，反正他们是信了。
  更荒诞的还在后面。周炳国从北京组织来了一个所谓的专家团，对我作了一次心理评估。我满怀希望，借此能够洗脱身上莫须有的罪名。我做了400道在他们看来睿智而我却觉得无聊至极的测试题；看了20多幅画；和一个又一个的专家面对面聊天；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我没有疯。可结果居然没有通过！
  这是不折不扣的陷害，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周炳国到底在想什么，现在连他也不信我。他是被收买还是受威胁了？我想不出个所以然，但按句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我十分荣幸“被精神病”了。
  我从来没有进过精神病院。一个两天前还捕获了管文明的战斗英雄，转眼间就成了阶下囚。确切地说，还不仅仅是囚犯，我的周围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冷酷的杀手，就连小蟊贼都不是，而是一帮连屎尿是否拉在裤裆里都分不清楚的老少爷们儿。
  我每天要在六点起床，洗脸漱口，拉屎撒尿，然后吃上一份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药。本来人没事儿，吃完了不疯也傻了。由于我是杀人犯，所以很荣幸地被关进了一个小房间里，独自生活。等待着我的是进一步的司法鉴定和法律审判。
  这间房只有十几平方米，呈长方形，门正对着一张床，床边上各有三个铁环搭扣，门旁就是马桶和洗手池；四面白刷刷的墙，会压抑得你喘不过气来；顶灯深深地嵌在天花板里；为了防止病人自杀，房间里没有任何尖锐锋利的边边角落；床头有扇窗，我住在一楼，正对着操场；窗户不是玻璃的，而是纱窗，但你想要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在纱窗前，竖着大拇指粗细的一根根铁栏杆。
  门的中间位置，还有一个朝外开的小口，每天的饭菜和药都是从这个小口送进来的，小口上面是个塑料窗户，护士或医生要看着你把药吞下去，然后对着他们张大嘴确保咽下去了，才算过关。
  你要是负隅顽抗，或者被他们看出来你在自作聪明，那就悬了。床边上的搭扣就是专门对付不听话的病人。他们会像裹粽子一样把你裹在床上，灌你药不说，没准儿还会给你打上一针，让你吃喝拉撒在床上一个礼拜都下不来。可即使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我还是要作一些抗争。
  那些药，正常人真的不能吃。
  等护士走后，我确保没有人监视，马上跑到马桶边，用手指头抠那些吞下去的玩意儿，吐出来。
  我不知道这样是否真的有效，但总要求个心理安慰，总比任由他们摆布要好。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被锁在房里，似乎除了躺在床上，就没有什么事儿可做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忍受着从来没有过的心理煎熬，睡得着才怪。白天的时候，我还可以看到草，看到太阳，看到操场上的人。到了晚上，月光照在操场上，白花花的一片，就像在地面上撒了一层细盐，阴冷凄凉。
  尽管恐怖，可我还是忍不住从床上下来看看，比起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毫无休止的挣扎，夜空中的半轮月亮，至少还有一点儿生气。
  单调的景物看久了之后就会有莫名其妙的想象，总觉得穿着病服的精神病人中有人从病床上逃了出来，站在地上，起先是一个，然后一个挨着一个排在操场上，眼神呆滞地看着我。
  一会儿这些病人又消失了，我揉了揉眼睛，窗外的操场上空无一人。刚刚从恐惧和惊讶中缓过来，身后的走廊上又传来了脚步声，“咚——咚——”一步之后要顿一顿，才会走出第二步，仿佛在确认着什么。
  我总觉得门后面有人用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回过头去，门上那扇塑料小窗背后的漆黑，深不见底。我只得回到床上，把脑袋埋进被子，这样才会稍稍找回一点儿安全感。夏季的夜晚总是瞬息万变。转眼间，天空亮如白昼，隔着薄薄的被子，似乎就像有一道强烈的光打在身上。紧接着传来隆隆的雷声，一记接着一记，仿佛从遥远的地方滚滚而来。窗子上“咕咚咕咚”像是有人在敲打。
  我从被子里露出眼睛，每隔着一记闪电，总能看到窗上清晰的纹路，我被吓了一跳，等待着下一个闪电。当下一次光明再次来临的时候，我确认我看到了一个怪物，它的脸贴在窗上，确切说都不能算是脸，只是一个球体，突出的两坨像烧熔后烙上去的铅块，紧紧地贴在两侧，球面上坑坑洼洼好似布满了令人惊诧的伤疤，就像一条条肥硕的蚯蚓在蠕动。
  它居然还在对着我咧着嘴笑。我从床上一股脑儿摔了下来，一直退到了门边的角落，它就一直放肆地盯着我。暴雨倾盆而下，像一颗颗石子重重打在窗台上，我蜷着身子，警惕而又颤抖地盯着窗外，当光明再度重现的时候，那张脸已经从窗户上消失了。我在雨声的掩护下，壮着胆子静悄悄地走了过去，有限的范围内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我照常吞下了药水。坐在床边呆滞了20分钟，以往这个时候是我确认护士离开的时候，应该趴在马桶上把药水吐出来。可这次我犹豫了。这种感受说出来挺离奇，我神志清晰地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药物来治疗我产生的幻觉。
  一切都细致明了地在眼前发生了，可就是因为发生了，才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假林慕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要命的偏头疼；周炳国奇怪的表情；那份由众专家共同认定的鉴定书就把我指向了非正常人类。
  昨晚出现的那个诡异的脸孔转眼即逝，再度让我怀疑自己有了幻觉。难道我真的疯了？我坐在床边，环顾四周，四周的白墙上并没有出现奇怪的现象，到了这个时候，我倒非常指望能够再次出现令我惊恐的事儿。我在迟疑，药效一点点在我的身上起着作用。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掺和了什么，我感到大脑晕晕沉沉，就像服下了安眠药似的，嗜睡如命。
  不知道何时我躺了下去，天花板在打转，我犹如喝了酒般感觉晕眩，眼皮不停地往下耷拉，一闭眼，林慕的影子又出现了。这次她是真实的，就在我几米远的地方，她说，好吧，我们进去吧。
  在发现林慕眼镜有问题的半年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她的“色彩恐惧症”。我总希望找到其中的根源。这种心理上的疾病，虽说还没有严重到打乱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多少还是有些不便。
  我曾经提议她去看心理医生，但似乎她对此反应很大，主要的表现在于她并不认为自己有病。为此，她还特地买了两张电影票，来证明自己只是不喜欢色彩，但绝非病态到拒绝色彩。
  然而事实上，她对色彩的负面反应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在电影院，我一直观察着她对那些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画面的反应。显然，她在努力向我表现出自己的淡定。更准确地说，是为打消我的顾虑，而强迫自己坐在一片色彩之中。
  然而，这已经超出了她的承受范围。起初的时候，她还能坚持坐在椅子上。很快她的身体就开始颤抖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脸上尽现痛苦的表情。我一直握着她的手，能够深刻感觉到她握紧我手的力度，从小到大的变化。到了最后，她猛然站起身来，迅速而又慌乱地离开了放映厅，就像逃离手术台的少女。
  我站在洗手间的门口，听见林慕在里面一阵接着一阵，深沉而又强劲地呕吐，过了一会儿，她脸色苍白地走了出来。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她又戴上了那副眼镜，又回到了黑白的世界。我们下了电梯，回到大街上，一言不发。
  我们像两个有心事的情侣，一前一后地走着。走过第四个街口，她突然回过头来：“再给我点儿时间。”
  林慕的口气带着哀求，我不知道她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以至她要如此地排斥色彩。
  “你有把握吗？”我问道。
  “有！”林慕坚定地说着。
  我们最终放弃了去看医生的念头，对于林慕来说，也许她始终认为可以靠自己从这个怪圈中走出来，但如果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不会任由她的固执，最终害死了自己。
  有过这次尝试之后，林慕似乎强压下去了某种痛苦。这个猜测，不是因为她变得郁郁寡欢，恰恰相反，在我面前，她反而变得更为活泼。林慕并不是这样的人，她的秉性是文静的，只是为了告诉我，在没有色彩的世界里，她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快乐、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