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1940年春，西北工委先后制定了《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发至各级党委，指导民族工作。
  这期间，西北工委组织了一些大型文化活动。如建立才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举行成吉思汗公祭大会；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1940年10月，延安清真寺落成并举行典礼；成立中国回教救国会陕甘宁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1941年秋天，根据中央指示，由朱德和高岗发起成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10月26日，成立大会开幕，东方各国和国内的回教协会、蒙古同学会、藏族学会、彝族同学会等民族团体及18个民族的一百多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朱德为主席，高岗当选为委员；毛泽东、朱德到会讲话，号召东方民族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
  1941年10月，成立民族学院，高岗任院长，来自七个民族的四百多名学员在这里学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研究我国民族问题及培养民族干部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两个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三）整风运动和历史总结
  1942年春，党中央发出整顿党风的指示，并派任弼时（中央书记处书记）指导西北局的整风运动。4月21日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召开动员大会，任弼时作报告，要求用几个月是时间学习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通过整风运动，统一党的思想，加强党的领导。
  随着整风学习的深入，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左”倾路线展开批判。同时，由任弼时负责，着手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重新审查。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即九.一指示），强调党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统一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和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 14
  西北局根据中央要求，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历时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联系本地区实际，对边区的历史进行总结。高岗代表西北局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回顾了边区党的历史，总结了经验教训。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几年来的工作，肯定了边区党委在1938年5月以后（即高岗任边区党委书记以后）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于中央路线相符合的，并作出决定，纠正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以及把党政军民平列起来的错误观点，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确定了以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为边区今后的基本任务。
  1942年11月21、22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右倾分裂主义……向这三个路线作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有作结论（王明），你们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  15
  194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认为1935年9、10月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名以上的党政干部……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并认为，在1935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央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高岗在1954年反省时曾不无愧疚地说：“当年西北党史座谈会上，郭洪涛受到很厉害的批判都能接受，现在被人家一批就受不了啦。”
  西北高干会结束后，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邀请边区政府和参议会常驻委员的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传达了高干会精神，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扬。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说：“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行，是一贯精神。”“以伟大的党羽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
  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非常高兴，批示：“此种座谈会应每月举行一次”。
  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工作中，西北局和边区党委也出现了一些扩大化偏差。高岗发现问题后，立即找人进行调查，并先后向任弼时和毛泽东反映了情况。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指示，审干工作要“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搞错了的坚决平反。中央派帅梦奇（中组部副部长）协助边区党委对错整错斗的人进行平反甄别工作；高岗作了自我批评，亲自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指示组织部门安排好他们的工作。
  （四）走上辉煌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其他解放区学习的榜样，高岗的威望也随之提高，他已不是刚从内蒙回来的那个满腹怨气，对工作无从下手的骑兵司令，而是一个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精心调教的攻击领导干部了。1943年冬，西北局召开劳动英模大会，党中央、边区和各分区的党政机关向高岗献锦旗，赞扬他是“西北星辰”、“西北灯塔”、“西北人民的救星”。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10日，高岗参加了长达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并被推举为“七大”预备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大会副秘书长。毛泽东在关于“七大”方针的报告中说：
  过去有的同志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30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民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先在这里进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1945年4月，高岗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生涯登上新的高峰，走上辉煌。
  “七大”结束后，1945年6月底，高岗主持召开了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二次西北地区高级干部座谈会。根据“七大”精神和党中央解决历史问题的办法，再一次对边区党的历史进行分析讨论，摆事实，讲道理，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了团结，巩固了西北党的领导。会间，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讲话，说：“刘志丹、高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然而，时隔十多年之后，高岗出了问题，郭洪涛于1956年和1958年，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诉，说“陕北特委和本人在内战时期执行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要求重新审查他在陕北时的问题。【注16 这部分及以下内容，详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55～359页。】
  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对郭洪涛的申诉，提出《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否定了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78年，中央组织部又以“组通字36号通知”，将中央监委1959年的《意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把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注释说明抹掉了……
  这样的处理，引起了思想混乱，在同志间造成了新的不团结，也引起许多陕北老同志的严重关注。
  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张策、张邦英联名给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党中央召开有关同志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陕北肃反关系到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党内的“左”倾路线问题，党中央非常重视。1983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堂、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召集座谈会，共同研究解决。中央强调，解决争论问题的方针，是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分析，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团结同志，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这场历史问题的争论。
  参加座谈会的有：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崔天民、李铁轮，他们都是当年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