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这种后勤体制，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辽沈战役中，东北军区共运送粮草八千万斤，油料八千桶（每桶141公斤），动员民工160万人，其中7.6万随军参战，担架13800副，马车6750辆，修路4370公里，架桥385座，等等。在以后的百万大军进关与平津战役期间，动员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畜力，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在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东北全区参军总数160万人，支前民工313万人次，担架206178副，大车306710辆，马907020匹，粮食450万吨。谁能说得出，为战勤保障工作，高岗付出了多少心血！
  1948年11月2日，随着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接着是百万大军进关与平津战役。高岗作为东北战勤工作的总负责人，随军到平津战役前线总指挥部，为解放平津再立新功。
  总之，关于北满时期的工作，高岗虽然不是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但他像在陕北创业时一样勤奋努力地工作。那时环境很艰苦，在哈尔滨，他就睡在沙发上，夜间不停的来电话，很少睡觉。有时半夜出发去前方找林彪商讨后勤保障工作；热河闹鼠疫，他带着警卫员去了解疫情；山东来的部队没有冬衣，一夜冻坏好多人，他亲自到处找仓库解决冬装；为了解决前方给养，他奔走前方后方。在整军治军方面，他发扬陕甘宁时期的经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纪律教育。东北局改组以后，他一度主持东北局和军区司令部的工作，上下团结一致，很快扭转了东北的局面。因此，林彪很佩服他。大军进关时，高岗去送别，林彪感慨地说：“老高，没有你，我打不了胜仗！”
  就是在这期间，他们与彭真等人因为对工作方针的意见分歧而结怨。但从他们打算请刘少奇主持东北局工作这一点来看，当时对刘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
  1947年8、9月间，东北局派赵德尊去平山向中央工委汇报情况，他先找了安子文谈了彭真等人的错误、中央改组东北局的决定和东北局7月会议决议等情况。安子文说：彭真已调中央，现在他的地位这么高，在东北并未给什么处分，这事一定要慎重，千万别再说了。后来赵德尊和康生谈，康生说：这么重要的问题，当然要说。于是，赵德尊向刘少奇汇报，刘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东北党就是因为和朝鲜党不团结，结果垮了……
  赵德尊回来向东北局汇报后，他们认为刘少奇偏袒彭真，从此对少奇产生隔阂。
  高岗后来反省时说：
  “1946年改组东北局以后……自己一点宗派的眼光看问题是错误的，不是与人为善。那时，他（彭真）也坚持错误。我们不是帮助的态度，而是对立的态度。那是很狭隘的。当时争论很多，那时，我对，他错。但这是陈云、林彪、罗荣桓等一致的意见，不是我一个人的。当时东北的经济发展，整个改组，是林彪、罗荣桓、陈云为主，还有中央的好多干部、军队，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做了一些工作。”
  （六）历史的总结
  回顾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尽管在出关初期的半年多，对一些问题发生意见分歧，甚至造成一些失误，但那不过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曲折。总的看来，东北各项工作的成就是伟大的，对全国解放战争所作的巨大贡献不可磨灭。
  1948年大军进关前夕，东北局于11月23日在沈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注37 该决议于1949年5月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开始进入东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帮助下，曾经利用和平烟幕进兵东北。接着又依靠其当时军事上的优势，配合东北反动势力，向我作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们于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情况，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时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所存在的错误思想，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这些同志对于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以肓目的乐观代替了冷静的科学分析，对旧政权旧军队敌伪残余分子和阶级本质，缺乏阶级的分析，过份强调少数一时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他们违背了毛主席1945年12月的指示，在坚决依靠东北人民坚决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上发生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少数同志丧失阶级立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开始就遭受到另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坚决反对，但仍给予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以很大的损失。直至1946年东北局“七·七决议”之后，才在全东北党内贯彻了毛主席1945年12月的指示，克服了党内右倾危险，使全党同志团结在东北局周围，同心协力，坚决依靠群众，动员1.2万干部深入农村，实现土地改革，发动农民斗争，消灭封建势力，消灭土匪，使反对蒋美匪军的战争成为广大东北人民参加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整整三年的艰苦战争中，在正确的军事指挥之下，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使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从防御转入反攻，以致最后彻底的全部消灭了敌人，解放了全东北。
  我们还要引用陈云在会上说的一段话：
  东北解放的原因，一是中央领导的正确，二是有国际援助，三是关内的配合，四是前后方的努力。如果前面三条都有了，第四点是有决定意义的。
  第四点里有几条，可能在现在与以后，都会有不同意见，首先是对形势的认识，其中包括和与战、敌我力量之强弱、独占东北、优势与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七?七决议”之前就有争论，“七?七决议”以后也有，但是，另外的意见占了领导地位。这种争论在部队、在地方都有，这决不是个人意气，而是原则上的争论。因此，东北局的改组很有必要，否则搞不好。再就是1.2万干部下乡，没有这点，我们立不住脚。三是仗打得好。形势不利时，我们正确的退却（比如不打第一次锦州之战），该打时就苦打硬打。四是“七?七决议”后，东北局领导同志高度的共产主义的团结，这是有很大意义的。这里林、罗以全力照顾地方，地方优先照顾军队，这就合拍了……
  罗荣桓认为：
  胜利原因是在东北局统一集中的领导下，贯彻了中央方针，完成了土改，进行了建设，创立了强大的军队，以这来解决历史上的争论与教育全党。历史的争论，事实已做了结论。
  形势问题，有所谓独占东北的口号。这一口号存在侥幸心理，是对和平发生幻想，想靠红军保镖。后来又有一战（决胜）的问题。这还是和平幻想……
  毛主席1948年12月的电报，具体解决了形势发展的问题。但“七·七决议”以后才贯彻了毛主席的方针。从三年的战果来看，更证明了“七·七决议”是正确的。
  胜利时指出这一条很必要，这不是仅是为了回答过去的争论（这在事实上已做了结论），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全党干部。
  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回顾这段历史过程，应是认识与实践逐步统一的过程。认识与实践脱节，主客观的脱节导致战略上的失误。对这个失误，彭真有责任，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有责任，而且责任可能更重些。然而在“七·七决议”以及1948年11月会议决议中，却以毛泽东的“一二?二八指示”为线定是非，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这些是是非非，影响到东北干部的团结，甚至使得一些人结怨甚深，延续多年。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说：彭真在东北的错误只有半年，当时有许多情况都不清楚，不能算路线错误，只能说是“路线性的错误”。1953年在财经会议上，他再次提起，说一波的错误与彭真在东北的错误不同，彭真的错误是“路线性”的错误。
  1985年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双方重开论战，陈云和彭真各自组织人写了该书的“综述”。彭真认为他当年是执行中央的指示，并无大错。两篇文章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这件事就不要再争了。两篇文章都不发表，一起存档。
  这段历史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但要说高岗从那时就反对刘少奇，就有野心，甚至要夺权，显然根据不足。反之，要说彭真等人那时反对林彪和高岗是“有先见之明”，甚至以此说明林彪、高岗之“一贯反党”，亦不符合历史。
  历史就是历史，既不能以今天的正确来掩盖过去的失误，也不应以今天的过错，甚至罪行来否定过去的功劳。
  五、建设新东北
  194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由高岗担任东北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的工作。9月，在全国政协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支援全国解放，建设东北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做出了很大成绩东北的成就受到毛泽东多次赞扬，不止一次号召全国各地向东北学习，要求领导干部向高岗学习。
  （一）战略转变
  早在1948年3月东北大反攻开始不久，东北局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今后东北的基本任务是：努力发展农业与工业生产，增加我们的物质力量，改善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满足前线大兵团集中作战的一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