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最后，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一尊石碑，记录着当地老百姓为修建“怀英阁”集资捐款捐物的明细账目，总计14万余元。接待者还告诉我们，除了这里，榆林地区还有两处“怀英阁”。
  十多天后回到北京，看到一部新华社记者拍的内部参考片，说榆林地区群众那么贫困，却大修庙宇，大搞迷信活动，其中特别提到集资就、十几万修建“怀英阁”，解说词还说（大意）：“反党分子高岗的塑像赫然列在毛主席身边……”。
  问题严重了。后来怎么处理的，不得而知。它，这座凝聚着陕北干部群众对革命前辈思念之情的“怀英阁”，如今还在吗？
  2007年7月于北京
  结束语
  在本书即将结束时，作者诚恳希望和读者一起以平静的心情来审视、剖析这个值得反思的历史事件，了解其发生、发展的深刻原因和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的确光荣、伟大、正确。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其最大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内斗争时有发生，思想认识的、路线方针的、牌匾集团的，甚至以我划线的……斗争批判，肃反清洗，屡见不鲜。残酷的党内斗争造成的冤假错案之多，自我损耗之大，难以估量。而受到伤害的人，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有时甚至远远超过敌人所能加害的程度。如果没有那么多那么大的内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肯定会取得更大更好的成就。
  高岗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正如本书所述，固然与当事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其具体的特定原因，但细细想来，像其他内耗事件一样，还有着多方面的共同的原因。
  高岗和所谓“高岗反党集团”，“高饶反党联盟”，所涉及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经受了艰苦的战争年代的考验，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为什么，又怎么会在短短一、二年之内，就背叛党，背叛他们为之奋斗多年是革命事业，而成为“反党分子”呢？50多年来，我们反复听到、看到相关的领导人讲话、报告或文件中，无非是说高岗有野心，搞阴谋。具体就是反对刘少奇（这是事实），想取而代之（这就是推论了）。以图将来成为毛主席唯一的接班人（这更是无限上纲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或听到足以置高岗余死地的其他犯罪事实。但他却自杀了，被定性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这究竟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必然事件？认真想来，高岗的毛病和错误的确不少，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它们究竟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如果当时能够实事求是地估量他的错误，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真正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样的原则处理，而不是偏听偏信，夸大缺点，牵强附会，无限上纲，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式，悲剧会发生吗？
  联系到后来发生的诸多类似事件，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尤其是它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混淆敌我矛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合诸多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错误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类似的错误绝非仅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止一次犯这样的错误，究其原因，除了国际国内、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条件影响外，领袖或领导集体自身的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还不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品质和作风在他们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影响，反映在他们工作中，必然导致党的工作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偏离正确轨道。尤其是，长期以来，我们党缺乏真正的集体领导和民主监督，特别对领袖的监督，结果往往使这些偏差不能及时得以纠正，必至酿成大损失，方才醒悟，却为时已晚。
  试想，假如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不搞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的、似是而非的主观唯心的东西；假如他们多一些民主法制观念，不搞一言堂，不独断专行，不以我划线定是非，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健康成长来说，尤其是对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基本原理的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和素质的提高，封建主义主义遗毒和实用主义谬误的清除，集体领导党和民主监督的确立和加强，显然是必须长期贯彻的艰巨任务。同时，在当前大力利用“机遇”的情况下，在经济、政治、思想、作风等各个方面规范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并普遍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觉悟，抵制资本主义的迷惑，坚决清除腐败，去恶存善，去假存真，去丑存美，仍是十分必要和艰巨的任务。
  这些就是作者最恳切的期望。
  2006年8月
  跋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终于要出版了。这本书从1994年开始筹划到现在出版，经过了漫长的13年。从最初打算写一个回忆资料，到后来完成这样一部著作，从思路到内容到结构，经过几个人反复推敲，几易其稿，几经审核，务求材料真实，言辞朴实，立论有据。在交稿之前又多次多方征求老同志的意见，进行修改。
  这本书是50多年来第一次较全面、真实地披露高岗事件发生过程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它对我党在建国后政治生活的影响，第一次明确提出高饶事件是一个政治冤案的观点。
  事实上，多年来，无论是高岗的亲属还是曾经和他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受株连或未受株连的同志，都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党中央提出意见或申诉，要求对此案重新审查，重作结论。在本书即将完稿的时候，2005年，我们很欣慰地得消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向高岗的亲属表示（大意）：中央领导很重视同志们反映的意见，几年来有关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一致认为，高岗同志在西北和东北时期对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他在北京的问题，由于有1955年党代会的决议，中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50年啊，终于又听到了“高岗同志”这亲切的称呼！对此，无论是高岗的亲属，还是他的战友及部下，都会感到欣慰的。接下来，中央同意高岗的亲属修复他的墓碑——按照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的样子，只刻写墓主“高岗”和生卒年份，不写立碑人，不写碑文。
  我第一次去万安公墓看那半截残碑，是在1997年的初夏。它掩映在杂草丛中，一片凄凉。要知道，他可是共和国的第一任副主席呀！
  2006年听说要重修墓碑了，便去看个究竟，拍了第二张照片——整个墓区经过清理，杂草没有了，显得清爽宁静的两侧还栽了两束鲜花。转眼看到小路旁多了一个告示牌，过去一看，原来是告知墓区路线及“名人墓”所在位置，高岗名列其中第71位，位置在“酉区”。
  2007年初，听说墓碑修好了，赵老几次要去看看。我说等天暖和再去吧，坐轮椅不会很累。5月，他过生日，提起此事，却因孩子出差，说等回来再一起去。他多年患重病，很久没有写毛笔字了。在等待日子里，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写了几次才写成一张条幅“高岗同志之墓”，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要把它贴在碑上，照张相留个纪念，也算了个心愿。
  不料，此后不久他的病情加重，住进医院。在病危之际，他依然念念不忘这件事。6月27日，赵家兄弟和我一起去了万安公墓，遵照赵老的嘱托，贴上碑铭条幅，献上一个花篮，拍了照片。忽然天暗如黑夜，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第二天我去医院，给他看了我拍的照片。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这件事告一段落，了却一个心愿。昨天……天意，冤案，窦娥冤，六月雪，高岗冤，天降暴雨……这本书前前后后经过多少曲折，几个人，十几年，不容易，要写个东西记下来……事情办成了，做了一件好事，不要沾沾自喜……是一家之言，要准备接受各方面的响应，特别是不同的反映，要准备挨骂……”
  或许是他再无牵挂，或许是医生、家属和他自己努力配合，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我们期待着他早日康复！
  为了让他早日看到这本书，我和出版社的同仁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我随时向他报告进展情况，既是为了安慰他，也是为了鼓励我自己。
  然而，天不遂人愿！9月9日（星期日）早晨六点半，突然传来噩耗：赵老已于昨夜十点50分离开了我们！本来，我正准备这天下午去医院，向他报告书稿已进入排版阶段的消息，不料还是迟了一步！由于他生前已办理好遗体捐赠手续，9日上午八点半，我随赵老的子女们一道，匆匆送他最后一程——将遗体送往北医三院的解剖楼！来不及通知亲朋好友，连鲜花都来不及准备，也没有隆重的告别仪式，真正的“后事从简”！从接到噩耗起，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赵老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辈。他生前把一生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建设事业，刚正不阿，淡泊名利，历经坎坷；身后又为医学研究作最后的贡献。他真正做到了无私无畏，堪称我们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