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第69章


  最后,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一尊石碑,记录着当地老百姓为修建“怀英阁”集资捐款捐物的明细账目,总计14万余元。接待者还告诉我们,除了这里,榆林地区还有两处“怀英阁”。
  十多天后回到北京,看到一部新华社记者拍的内部参考片,说榆林地区群众那么贫困,却大修庙宇,大搞迷信活动,其中特别提到集资就、十几万修建“怀英阁”,解说词还说(大意):“反党分子高岗的塑像赫然列在毛主席身边……”。
  问题严重了。后来怎么处理的,不得而知。它,这座凝聚着陕北干部群众对革命前辈思念之情的“怀英阁”,如今还在吗?
  2007年7月于北京
  结束语
  在本书即将结束时,作者诚恳希望和读者一起以平静的心情来审视、剖析这个值得反思的历史事件,了解其发生、发展的深刻原因和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的确光荣、伟大、正确。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其最大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内斗争时有发生,思想认识的、路线方针的、牌匾集团的,甚至以我划线的……斗争批判,肃反清洗,屡见不鲜。残酷的党内斗争造成的冤假错案之多,自我损耗之大,难以估量。而受到伤害的人,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有时甚至远远超过敌人所能加害的程度。如果没有那么多那么大的内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肯定会取得更大更好的成就。
  高岗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正如本书所述,固然与当事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其具体的特定原因,但细细想来,像其他内耗事件一样,还有着多方面的共同的原因。
  高岗和所谓“高岗反党集团”,“高饶反党联盟”,所涉及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经受了艰苦的战争年代的考验,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为什么,又怎么会在短短一、二年之内,就背叛党,背叛他们为之奋斗多年是革命事业,而成为“反党分子”呢?50多年来,我们反复听到、看到相关的领导人讲话、报告或文件中,无非是说高岗有野心,搞阴谋。具体就是反对刘少奇(这是事实),想取而代之(这就是推论了)。以图将来成为毛主席唯一的接班人(这更是无限上纲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或听到足以置高岗余死地的其他犯罪事实。但他却自杀了,被定性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这究竟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必然事件?认真想来,高岗的毛病和错误的确不少,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它们究竟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如果当时能够实事求是地估量他的错误,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真正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样的原则处理,而不是偏听偏信,夸大缺点,牵强附会,无限上纲,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式,悲剧会发生吗?
  联系到后来发生的诸多类似事件,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尤其是它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混淆敌我矛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合诸多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错误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类似的错误绝非仅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止一次犯这样的错误,究其原因,除了国际国内、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条件影响外,领袖或领导集体自身的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还不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品质和作风在他们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影响,反映在他们工作中,必然导致党的工作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偏离正确轨道。尤其是,长期以来,我们党缺乏真正的集体领导和民主监督,特别对领袖的监督,结果往往使这些偏差不能及时得以纠正,必至酿成大损失,方才醒悟,却为时已晚。
  试想,假如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不搞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的、似是而非的主观唯心的东西;假如他们多一些民主法制观念,不搞一言堂,不独断专行,不以我划线定是非,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健康成长来说,尤其是对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基本原理的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和素质的提高,封建主义主义遗毒和实用主义谬误的清除,集体领导党和民主监督的确立和加强,显然是必须长期贯彻的艰巨任务。同时,在当前大力利用“机遇”的情况下,在经济、政治、思想、作风等各个方面规范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并普遍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觉悟,抵制资本主义的迷惑,坚决清除腐败,去恶存善,去假存真,去丑存美,仍是十分必要和艰巨的任务。
  这些就是作者最恳切的期望。
  2006年8月
  跋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终于要出版了。这本书从1994年开始筹划到现在出版,经过了漫长的13年。从最初打算写一个回忆资料,到后来完成这样一部著作,从思路到内容到结构,经过几个人反复推敲,几易其稿,几经审核,务求材料真实,言辞朴实,立论有据。在交稿之前又多次多方征求老同志的意见,进行修改。
  这本书是50多年来第一次较全面、真实地披露高岗事件发生过程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它对我党在建国后政治生活的影响,第一次明确提出高饶事件是一个政治冤案的观点。
  事实上,多年来,无论是高岗的亲属还是曾经和他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受株连或未受株连的同志,都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党中央提出意见或申诉,要求对此案重新审查,重作结论。在本书即将完稿的时候,2005年,我们很欣慰地得消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向高岗的亲属表示(大意):中央领导很重视同志们反映的意见,几年来有关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一致认为,高岗同志在西北和东北时期对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他在北京的问题,由于有1955年党代会的决议,中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50年啊,终于又听到了“高岗同志”这亲切的称呼!对此,无论是高岗的亲属,还是他的战友及部下,都会感到欣慰的。接下来,中央同意高岗的亲属修复他的墓碑——按照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的样子,只刻写墓主“高岗”和生卒年份,不写立碑人,不写碑文。
  我第一次去万安公墓看那半截残碑,是在1997年的初夏。它掩映在杂草丛中,一片凄凉。要知道,他可是共和国的第一任副主席呀!
  2006年听说要重修墓碑了,便去看个究竟,拍了第二张照片——整个墓区经过清理,杂草没有了,显得清爽宁静的两侧还栽了两束鲜花。转眼看到小路旁多了一个告示牌,过去一看,原来是告知墓区路线及“名人墓”所在位置,高岗名列其中第71位,位置在“酉区”。
  2007年初,听说墓碑修好了,赵老几次要去看看。我说等天暖和再去吧,坐轮椅不会很累。5月,他过生日,提起此事,却因孩子出差,说等回来再一起去。他多年患重病,很久没有写毛笔字了。在等待日子里,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写了几次才写成一张条幅“高岗同志之墓”,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要把它贴在碑上,照张相留个纪念,也算了个心愿。
  不料,此后不久他的病情加重,住进医院。在病危之际,他依然念念不忘这件事。6月27日,赵家兄弟和我一起去了万安公墓,遵照赵老的嘱托,贴上碑铭条幅,献上一个花篮,拍了照片。忽然天暗如黑夜,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第二天我去医院,给他看了我拍的照片。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这件事告一段落,了却一个心愿。昨天……天意,冤案,窦娥冤,六月雪,高岗冤,天降暴雨……这本书前前后后经过多少曲折,几个人,十几年,不容易,要写个东西记下来……事情办成了,做了一件好事,不要沾沾自喜……是一家之言,要准备接受各方面的响应,特别是不同的反映,要准备挨骂……”
  或许是他再无牵挂,或许是医生、家属和他自己努力配合,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我们期待着他早日康复!
  为了让他早日看到这本书,我和出版社的同仁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我随时向他报告进展情况,既是为了安慰他,也是为了鼓励我自己。
  然而,天不遂人愿!9月9日(星期日)早晨六点半,突然传来噩耗:赵老已于昨夜十点50分离开了我们!本来,我正准备这天下午去医院,向他报告书稿已进入排版阶段的消息,不料还是迟了一步!由于他生前已办理好遗体捐赠手续,9日上午八点半,我随赵老的子女们一道,匆匆送他最后一程——将遗体送往北医三院的解剖楼!来不及通知亲朋好友,连鲜花都来不及准备,也没有隆重的告别仪式,真正的“后事从简”!从接到噩耗起,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赵老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辈。他生前把一生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建设事业,刚正不阿,淡泊名利,历经坎坷;身后又为医学研究作最后的贡献。他真正做到了无私无畏,堪称我们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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