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

母亲默默做了许多事情，像是提升女性地位、改善农村地区收入、带领社会关心那些被遗忘的阶层。那么多的事情单靠一颗心是不够的，要是没有正确的知识与判断，就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你现在的位置很重要啊。代替母亲角色的这段时间，说不定没有一天是可以好好睡觉的，要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没资格成为这个国家的女主人。务必每天想着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才行。”
有一天父亲是这样对我说的，他是大力支持我成为第一夫人的人，同时也是最冷酷的顾问。每当要做的事情遇到难关时，父亲的忠告总是解开难题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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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收养了孤儿的未婚女性所提供的社会福利机构。
国民健康第一优先
在我担任第一夫人的时候，一直想尽全力代替母亲去照顾被社会遗忘的贫苦阶层。虽说当时人民饿肚子的问题已经改善了许多，但是仍有许多人生病却无法就医，于是母亲设立了“受惠免费诊疗所”，专门照顾那些接受不到医疗照顾的人们。我永远忘不了和母亲一起去服务时所看到的景象。为了领药而大排长龙的病人们，表情里没有丝毫的生活意志。光是吃饭都很拮据的家庭，要是家里再多一个生病的人，生活自然就会变得更加困苦。在那个时代，一辈子只要能健康活到死去，就是最大的福气。
母亲过世之后我深受打击，导致我的体质整个改变，有一阵子也曾为身体状况不良所苦，就算是炎热的夏天也不停打喷嚏，非常容易疲劳。身体不舒服时整个人提不起劲，有一次还发了高烧，好几天都受尽折磨，经历过这种折磨后才领悟到，原来拥有健康的身体是多么重要。
我非常认真地投身在免费诊疗所参与义工服务，帮助护士们照顾患者的同时，也会聊病患们的故事。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生活中最大的担忧就是生病，要是生病时能毫无担忧地买药、到医院接受治疗的话，就能卸下肩上最大的负担。
我认为照顾国民的健康是政府的义务，所以一直致力于医疗事业。在夜间免费诊疗所。
“医生先生，我家媳妇生了病，可是都没能去医院也没吃过药啊。”
一位老奶奶哀伤地哭诉着，不禁让我感到心痛难过。对于生活困苦的人民来说，医院的门坎实在太高了，尽快建立医疗保险制度是当务之急。
医疗保险相关问题不停被质疑，同时却得不到任何实际成果。虽然在1963年拟定了《医疗保险法》，实际上却没有被正确地执行。全国只成立了少数的医疗保险协会实施示范保险业务，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回馈于人民。
为了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1976年12月我在圣洁教[1]首尔神学大学大楼里设立了夜间医院。医师和大学医学院学生们自愿前来帮忙诊疗，人民的反应相当热烈。在那里老年人可以享有无条件免费治疗的优惠，一般人民的话只收取实际费用。另外也首度成立了捐血本部。这家医院在1979年更名为“新心医院”，到1987年为止，到新心医院看诊的累计人数高达四百三十万人。如果将免费诊疗换算成挂号费的话，总额高达一百亿韩元。之后还开设了小儿麻痹症青少年会馆，持续不断地有医药品寄送至此。
父亲偶尔会到夜间免费诊疗所查看诊疗现场，看到人山人海的病患，父亲的神情难掩悲伤。于是我对他说：“我们国家也迫切需要一个完整的医疗福利制度。”
父亲深思熟虑过后，决定打好医疗保险制度的根基。虽然有许多经济学家和相关人士反对：“就国民收入还不到一千美元的经济现状来说，实施这样的政策还太早了。”但是父亲用他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持续推动了这项制度。在填饱肚子都很不容易的情况下，如果只注重眼前，这项制度确实过早，但若放眼不久的将来，这确实是一项必要的制度。
1976年终于全面修正了既有的《医疗保险法》，1977年7月1日起，以五人以上员工的公司作为对象，实施了强制入保方式的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的执行，形成了国民福利相关的舆论，也成了启动国家福利政策的契机。之后通过国家支持，成立了韩国麻风病医院研究所，也推动了敬老医院的设立。
医疗保险制度的导入和发展过程让先进国家看了都叹为观止，而我们的医疗保险政策也如火如荼地在进行。推动过程中虽然遇到不少难题，但这是迈向福利先进国的第一个信号弹。这也是我担任第一夫人期间，付出极大心力和热忱所进行的事项，所以对我来说也有着相当大的成就感。
帮孩子们建立健康又快乐的未来，也是我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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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督教新教下的一个教派。
不知不觉间累积的外交训练
第一夫人的任务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待国外贵宾。1979年为了筹备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访韩事宜，青瓦台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当时因为驻韩美军撤退一事，韩美关系处于相当敏感的时期，甚至还散发着一股紧张感。
在敏感时刻迎接如此重要的贵宾，更不能疏忽任何一个小细节。卡特总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个友善的隔壁大叔，第一夫人罗莎琳女士则温柔婉约，浑身散发着女人味。
父亲和卡特总统的会谈从一开始就因聊起驻韩美军撤退一事而擦出火花。父亲不停地提起驻韩美军除了对韩国之外，对整个东亚和世界和平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卡特总统则拒绝父亲所提出的冻结驻韩美军撤退事宜，同时也强烈质疑我国的人权问题，让整个会谈散发着浓浓的火药味。
在会谈中两位最高领导人谁也不愿退让一步，导致会场没有任何人敢出声。卡特总统甚至回绝国宾礼遇，决定到美八军[1]驻地的宿舍就寝，这已表现出他有多么不悦。
对于身为青瓦台女主人的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一句话、一个行为都有可能造成两国反目成仇，因此我如履薄冰般地小心谨慎。父亲和卡特总统正在打冷战的时候，我和罗莎琳女士认真地聊了一下。当时卡特总统和龙山美军部队士兵们慢跑的画面，引发我国国民关注，而我就以慢跑为例，向第一夫人表达了韩国和美国的差异。
“看到卡特总统慢跑的模样，我国的国民们开始对慢跑产生了兴趣。”
“是吗？总统会这么健康，都是因为每天坚持慢跑。他不管去哪个国家，早上一定都会出去慢跑。”
“连我看了都觉得应该会对健康有很大帮助。有一定体力且健康的人，相信一口气跑好几公里都不成问题，但是对刚开完刀身体不适的人来说，过度的运动会不会反而带来负担呢？”
“说得没错，生病的人要是太急着慢跑，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我也是这么认为。然而，我觉得这个观念套用在国家上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我国依旧处于南北分裂的痛苦之中，朝鲜南下造成整个国家巨大的创伤才没多久，目前朝鲜依旧时时刻刻在等待着机会南下，派送间谍、挖进攻用的地洞，甚至还派了特攻队突击过我们的青瓦台。”
“这么严重？”
“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当务之急就是从朝鲜的南侵中保护自己的国家，阻止战争的爆发，同时也得要加强韩国的经济发展，让那些饿肚子的人民脱离苦难。这就是韩国目前面临的最大课题。”
向美国前总统卡特说明韩国的现状和保留驻韩美军的必要性。
“我也很清楚韩国目前正在蓬勃发展。”
“现任的总统相当关心韩国的人权问题，也听说为了驻韩美军撤退事宜烦恼不已。人权问题固然重要，但就如同要让一个生病的人像健康人一样慢跑，反而会造成他身体的伤害一样，对于处于南北对立的紧张时刻、还得全力投入经济发展的韩国来说，和其他国家的状况确实有些不同，还希望您能了解这一点。”
“您说得很有道理，我一定会把您说的这番话转告给总统。”
据说卡特总统在当日的晚宴上，从总统夫人那里听到了我说的那番话。由于整场晚宴中他不停地向我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以至于有人称那次的晚宴为“槿惠—卡特会谈”。之后卡特总统的态度大变，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甚至最重要的驻韩美军撤回事宜，最后也决定取消了。罗莎琳女士在记者的采访当中提到，两位领导人的意见相差甚远，导致对话很难进行下去，但是后来她把和我聊天的内容转达给卡特总统后，就顺利地解开了那些争议点。
一个国家的外交实力并非一日就能积累而成。第一夫人时期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建立的交情至今仍维持着。
父亲比任何时候都要开心地对我说：“槿惠这次立了大功，做得好。”经过这次的契机，我明白了其实国家间的外交也是由人来进行的，为了守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一个领导者的外交能力是多么重要。我坚信只要能给对方信赖感，找出适当的说话方式，就有无限可能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沿用了母亲使用过的接见室——那是一个小而温馨的空间，简单的装潢很适合在里头喝下午茶——并保持母亲使用时所布置的饰品和窗帘。母亲当初选择的点点纹路窗帘就算用久了也不觉得过时，接见室的节俭之美也深受外国贵宾的喜爱。
执行第一夫人任务的时候，在青瓦台里接见的国外贵宾就相当多。有来自德国、美国、瑞典、英国、法国、日本的贵宾，还有新西兰副首相夫人、哥斯达黎加外相、突尼斯总务处长官、澳大利亚和泰国的大使夫人、危地马拉和肯尼亚的外相夫人、以色列和芬兰大使等，数都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