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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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于朝韩之间北纬三十八度停战线的一个村落。
拒绝担任指名副总裁
2000年的“4·13”国会总选，第十六届国会议员新选之后，大国家党为了重组新的党指导部，准备召开全党大会。5月31日将在首尔蚕室室内体育馆所举行的全党大会，由李会昌、金德龙、孙鹤圭、姜三载四位候选人角逐总裁，并由我、崔秉烈、姜在涉、李富荣、朴喜太议员等十四人角逐副总裁。
当我表态要参选副总裁时，党内随即出现许多反对的声音。理由有两个。首先，就算我不参选也会有一席副总裁是留给女性的保障名额，所以反对的人认为我没必要大费周章去辛苦竞选副总裁。第二个理由，他们认为大邱与庆北的候选人应该单一化[1]。
我对于这两个理由都无法理解。都已经是21世纪了，却还有给女性的副总裁保障名额，让人有要女性什么事都别做的感觉，我实在难以接受。同样是副总裁，保障名额的“指名职”副总裁与竞选出来的“选出职”副总裁，我相信两者说话的影响力一定会不一样。我不想因为是“女性政治人”而被保护或受到特别待遇，也不想因为自己是女性而坐在保障名额的位子上，这并不符合我的政治信念。我认为，应该坐在通过公平竞争由党员们选出的位子上，才能充满自信地说话。
我绝不以安逸自处，而是勇往直前去做一个走正路的政治人，每一刻都不得松懈。
而且我无法认同口中喊着抑制地区主义，党内选举却促进地区主义的事情。大邱地区的国会议员们对我说，“一人两票”方式就是在全党大会只有大邱一名、庆北一名候选人的单一化方式，这样可让大邱、庆北的代议员们投票时各投大邱一票、庆北一票，如此便可以力保两个候选人都当选。若是我也出来竞选，大邱就有两个候选人，票就会被分散。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地区来规定候选人单一化，以便让该区议员当选呢？我实在难以接受。
我深切认为抑制地区主义应该从党内选举开始做起。现在执政党与在野党都一样，在党内选举时这种地区主义的助长风气很浓厚。如果想要达到真正的政治改革，执政党与在野党都应该改掉这一点才对。
女性领导者们拥有的亲切与细心特质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
尽管有反对的声音，我还是决定竞选副总裁。我提出的竞选口号就是以“民主化的政党”、“政策政党”、“信息化的政党”为方向来改变政党。这与我后来当了党代表后所提的“政策政党”、“院内政党”、“数字化政党”三大目标也是一致的。
媒体也对大国家党的副总裁选举相当关注。不久后，媒体抽样调查代议员投票意愿，结果显示我是第一名，把很多人吓了一跳。保守倾向的大国家党党员们竟然会让女性成为候选者第一名，令人感到相当意外。
于是我抱持着更大的责任感，努力竞选这次的副总裁。我对全国的党员们呼吁支持我以及支持党改革。随着投票日接近，我听说国会议员们之间在传言：“如果把朴槿惠养得势力过大，她会脱党参加总统大选”、“就算不投朴槿惠，她也会被任命为副总裁，所以应该投给需要这一票的人”。
没想到给予女性优待的保障名额反而在选举时成了女性候选人的障碍！这个问题至今仍是女性政治人会遇到的难题。执政党与在野党都一样，选党指导干部时，即使女性候选人没进前五名，仍会自动成为最高委员，这样的制度现在仍然存在。乍看之下对女性有利的制度，事实上并非如此，有时候反而令女性候选人得不到应得的票数。有些代议员们即使有支持的女性候选人，也会因为她反正都会当选而投给其他男性候选人。谁规定女性候选人只能有一名？没有这条规定吧！
直到投票前一天为止，我都还是保持在第一名，但是投票当日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代议员一万三千多人之中大约百分之十四，也就是一千八百人把票投给了崔秉烈候选人，他以第一高票当选。而我则是大约百分之十二，也就是一千五百票的得票，位居第二。后面分别是李富荣、河纯奉、姜在涉、朴喜太候选人等。
有分析指出，在投票前一天议员们为了牵制我而动用了集团投票制[2]，但我心里很平静，因为我是尽了最大努力以自己的力量达成的。既然是用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我觉得“得比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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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候选人单一化：不同政党或同一政党同一选区的多位候选人，为避免选票分散、增加获胜机会，通过某种方式协商、遴选，只保留一位候选人参选。
[2]按投票人所代表的人数来计算票值的投票方式。
即使被排挤也要坚守信念
当选为副总裁之后，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政治改革与政党改革。有史以来所有国家的兴亡盛衰都是由政治所左右，国家的发展以及国民是否过得好，都与政治是否发挥了应有角色有关。我们国家的情况是，政治没能好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成了国家危机的核心所在。
踏入政界后的两年期间，我已大致掌握我国政治的问题点。我发现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政治体系的问题，政党正是这个错误体系的核心。
我国的政治是政党政治，不论执政党或在野党都一样，党内的总裁一个人就拥有公荐权等党内所有的决定权，这是过时的政党体系。所以再怎么聪明的人只要进了政党都必须排队等待，不是看国民的脸色，而是看拥有公荐权的党总裁的脸色，这样也就自然花费更多时间在政党上，而将国会摆于次要位置。这是我们的政党体制与政治文化的问题所在。
我下了结论，必须改正这种错误的政党体制与政治文化，才能扶正我国的政治。政党改革可谓政治改革的核心，所以尽管常被人说引发党内纷乱，甚至被排挤，我还是一贯坚信党内必须改革。也因为这样，我被挂上了“非主流”的名号。
在我刚正式踏进政界时，经常发生一些违背我信念的事情。例如，我没有去参加大国家党举行的1999年1月的马山集会以及2000年9月的釜山与大邱集会，随即党内责备的声音就如雨点般不断袭来。
大国家党的场外集会原本是因为执政党的错而开始的，却演变成了长期集会，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副作用。我一开始也常上台批评执政党，但我认为既然国民都已经知道情况了，就该中断场外斗争，回归国会才对。与其在场外，不如在国会会场与执政党抗争，这样才更容易让国民安心，更能获得国民的支持。许多国会议员私底下表示同意我这样的想法，但到了公众场合却不愿提及。从我国政治文化看来，是因为他们如果发声，到头来都会对自己非常不利。
为了党的民主化与透明化，我提出了很多主张，但是我的主张形同“荒野的回音”，讲了一次又一次却没有任何改变。我心里非常郁闷，究竟该如何做才能改变党？经过一番苦思后，我决定参选党代表。在竞选过程中，可以让党员们更了解党改革，进而带动实质的改变。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因为贪腐以及相关事件而失去民心之后，如今执政党也要进行政党改革了。执政党不但决定废除总裁制，而且要导入改良式的公荐制，导入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国民参与竞选制等，在当时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方案。
我的信念是以国民利益为出发点，所以绝对不会改变。2003年于国政监查会。
之前我也提过很多方案以求改进政党的问题，没想到执政党先发表了类似的内容。虽然我对执政党此举感到非常惊讶，但另一方面，我心里产生了希望：如果在野党与执政党都互争要改革政党，那么原本预想很难推动的改革说不定会比想象中更快达成。
执政党都这样了，在野党应该至少要比执政党多改革一项吧？所以我提议在总统大选前废除总裁制，使党权与大选权分离，用改良式公荐制来改革以往的公荐制度，并且将政党的财政营运透明化，导入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国民参与竞选制。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废除总裁制、公荐、财政透明化。国民参与竞选制现在已经一般化了，但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质疑，他们认为党的总统候选人应由党员选出而不需一般国民参与。
对于我这样的主张，党指导部开始出现“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党内最好不要有变动，所以不行”、“为了政权交替，现在党内必须团结才对”等等说法。而且还说虽然可以接受国民参与百分之五十的总统候选人竞选，但是在总统大选前废除总裁制与导入集团指导体制是不可行的。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帝王式的总裁制应该废除，这才是核心。最重要的政党改革问题，竟说要日后再做，讨论的重点还停留于“总统候选人竞选规则要如何制定”、“国民参与的选举名单要如何确定、比率应如何调整”，这样的情况令我感到惋惜且郁闷。
之后，大国家党于2002年2月27日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对总统候选人竞选方式与党指导体制变更的相关党宪修正案进行了最终确认，但最终还是否决了废除总裁制、区分总统候选人与总裁的提议。
最后我决心要退党。在中央委员会拒绝我的主张后，立刻于隔天，也就是2月28日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看不到政党改变的情况下，如果还期待国民给予支持，等于是欺骗国民，所以我必须这么做。”随即便退出了大国家党。
对于一直主张党改革的我而言，退党是不得已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