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

光看山东半岛的两个港口城市烟台和威海极力竞争连接到韩国的铁路渡轮，便可得知。
那晚与烟台市委领导们一起吃了晚餐。烟台市方面表示：“每日中韩飞机往返五次以上，活跃地来往着，希望铁路渡轮能尽快正式连接。”而我也回应道：“亲眼目睹铁路渡轮运输的样子让我感动不已，也让我燃起了韩中两国未来能更近距离连接的希望。”
晚餐当时，恰巧烟台市委书记孙永春为了参加特别会议而出差至其他地区。隔天用完早餐后正准备要离开烟台市时，接到孙永春书记为了见我一面开了七小时的夜车在清晨抵达的通知。听到他为了我连夜赶路，让我既感动又有些抱歉。
“在烟台，有两千家韩国企业及两万名韩国居民在此生活，希望看到未来两国间的交流可以更加热络。我认为韩国和烟台若成功通过铁路渡轮连接，未来交流一定会更加频繁。希望铁路渡轮运行这件事，有朝一日能确实实现。”
孙永春书记对于铁路渡轮一事显得格外关注，关于铁路渡轮将成为建构东北亚区域共同体及共同发展的起跑点一事，中国的烟台正在具体实施当中。
慈父慈母般的情感——李光耀总理夫妇相信很多人会认为外交中存在着各种规范礼仪，应该非常冰冷生硬，但是外交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此在这些过程中有时也会开出友谊之花。打从代理母职担任第一夫人那时开始，我至今见过无数外宾，其中有仍维持着友谊关系的人、有认识已久的人、有虽然没见过几次面但理念契合而想再次见面的人。这些人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有的甚至曾经是国家的领导者，因此对我来说这些人脉是我一生最大的资产。
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夫妇，对我来说就像是父母一般的存在。李光耀前总理与我的父亲在60至70年代都身为一国的领导人，两人就像是竞争对手那般。我与李光耀总理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10月他来访韩国时，也正好是父亲遭枪击的一周前。当时，父亲想向他们展现韩国工业化发展的现状，要带他们前往浦项治铁及京釜高速公路现场视察，但是李光耀总理当时并不是很想去。我想，这或许是领导人之间的一种竞争心态吧。最终还是视察了浦项治铁及京釜高速公路的李光耀总理表示，他对韩国的发展与成长可能性深有感触。
父亲与李光耀总理会面当天，我在两人的用餐现场担任翻译。两位皆充满着英勇的男子气概，领导艰困的祖国走向发展之路，充满了热情与想法。从彼此的对话，可以感受到高手之间相互较劲的味道；但两人对彼此的称赞，也使得会谈气氛融洽。会谈结束后的一周，父亲遭枪击去逝，李光耀总理哀痛万分，并发来悼文慰问。
2006年5月20日中午，我再次在首尔与李光耀夫妇会面。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他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可以感受到一丝不苟的外表下的那份从容与仁慈，以及满腹经纶的领导者风范。“要是父亲现在还在世的话，会不会也是如此风貌呢？”当下，这样的想法突然涌上了心头。
许久未见的两位，待我如同自身儿女般亲切，问我是否有困难、身体是否健康等，并提到当年二十几岁的我为他们担任翻译时的事。在谈话的过程中，总理夫人柯玉芝女士突然从拎包中拿出了一罐像是糖果的东西，说道：“您到处走访演说，最重要的是要保养好自己的喉咙啊。”她一边说着，一边将喉糖递给了我。我心想“要是父母亲还健在的话，应该也会这样照顾我”，不免感伤了起来。
那天下午，我在首尔新村进行首尔市长选举的助选演说，遭到不明人士袭击。明明早上还好好地与前总理夫妇会面，彼此道安问候，没想到才到下午，就站在生死关头，可想而知两位当时有多么惊吓……事后我听说两位听到了我的消息，非常地难过，也寄了一封早日康复的慰问信给我。我绝不会忘记待我犹如父母般慈祥的两位。
两位的长子李显龙总理现在是新加坡的新领导者。如果说在我父亲的时代，是与李前总理相互竞争，那么我则希望能与他的儿子李显龙总理，一同探讨两国共同发展的方针路线。
与世界知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共同“升级”
随着《财富的革命》一书出版并登上畅销排行榜，撰写本书的世界知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博士来访韩国。同时，我接到了托夫勒博士希望与我会面的消息。我平时就很喜欢阅读他的著作，欣然接受了那次邀请。
当我走进约定地点的首尔某间饭店餐厅，大批媒体记者蜂拥而上。看到如此热烈的采访现场，让我再一次感受到托夫勒博士的声名远播。
“过去我读了很多您的著作，能够这样与您见面真是荣幸。”我先开心地向博士送上问候，他也立刻回应：“我同样也通过新闻，读了许多关于朴前代表的事情。”
托夫勒博士这句充满幽默感的回答，逗得我和现场媒体采访者们笑了出来，瞬间化解了初次见面的生疏感。媒体采访完后从房间散去，我们则开始用餐并展开了严肃的话题。在正式进入主题前，托夫勒博士先表示了他对我国的关心。
“韩国在朴正熙总统的带领下，有着显著的发展以及社会变化，吸引了身为未来学家的我的高度关注。过去我对朴总统的评价很高，也关心并注意他在政治上所走的每一步，通过这次的韩国访问，能够与您相会，实在是十分开心。”
“托夫勒博士，您认为未来的教育该如何进行才好呢？”
我认为教育是决定我们未来的重要事项，也是最迫切需要改变的部分，所以好奇托夫勒博士的见解。托夫勒博士与我分享了许多教育想法，还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模式建议。
“您想想在网络发达的今日，韩国社会为什么还要要求孩子们一定要遵守上课日程，将他们关在学校里面度过时间呢？何不大幅减少上课时间，同时也能减少政府负担，并将学校建筑物运用在新用途上呢？若要培养农业领域的专家，就必须摆脱以往统一化的评价机制，那些孩子们应该通过自行生产的农作物来被评价才是。”
我们以教育开始了第一个话题，后续又探讨了许多其他领域的议题。一开始以我的提问为中心所进行的对话中，我们发现彼此的价值观和哲学观有着许多共同点，托夫勒博士也进而延伸出更多提问。
“朴前代表，您认为哪一个组织最充满官僚性呢？”
“关于朝鲜问题，您认为该如何解决？”
很意外地，托夫勒博士的提问刚好都与我关心的议题相符，尤其是朝鲜问题以及政府组织相关问题。当我说应该去掉政府组织赘肉，采取“以小型政府迈进”的方式时，托夫勒博士就像等待已久般地强调：“若要适应未来快速变迁的社会，所有官僚组织都应该缩小化并需要有弹性。”
与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博士的对话，是提升彼此的时间。
我回答道：“阳光政策的宗旨很好，但因政策没有原则不断包容，导致朝鲜的核武器实验危机出现，现在最重要的是有原则地施行对朝政策。”博士听完表示这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并强调：“政策必须随着急速变化的时代形势一起转变。”见完面后，陪同的秘书室长对记者们公布了刚才我们对朝鲜核武器问题的相关谈话内容。“等等，那些话究竟是博士说的，还是朴前代表说的呢？两位的想法怎么会这么相似？”就连记者们也觉得讶异，可见我与托夫勒博士的观点是多么一致。
随着谈话时间的加长，我与托夫勒博士越聊越有共鸣，想继续聊更多话题。原本预计一个小时的会谈，不知不觉间已过去两小时又十分钟。秘书室长的手机不停响着，但我们依然没有理会，因为难得遇见理念相通又能聊得如此深入的人，这份喜悦实在不想被打断。虽然聊了两个多小时之后依然想再继续，但当时我和博士都已耽误了各自接下来的行程，最终只好不得已起身道别。
我说道：“经过今天的会谈，我好像得到了‘升级’一般，虽然感到可惜，但因时间的关系不得不结束这场会谈。”以诙谐才智开场的托夫勒博士接着回答：“我认为，这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人认为自己知道所有事情，我今天也同样通过朴前代表学习到了许多事情，看来我们双方经由这段谈话都得到‘升级’了。”
韩国与美国，一同分享的未来
我在一年前答应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出的“肯尼迪论坛”演讲邀请，他们曾经邀请过布什与克林顿等美国总统，以及全世界国家元首及著名人士前来演讲。
我因行程太满，对答应好邀请却延迟了一年而感到抱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不仅是美国，还是全世界梦想成为未来领导人的优秀人才们的聚集地，因此我比任何时候都还要费心准备这场演讲。
2007年2月12日，一走进肯尼迪学院演讲会场，我十分震惊。当时正值以严寒气候著称的美国波士顿冬季，寒冷的强风吹袭着，再加上演讲时间是在傍晚六点，与用餐时间刚好重叠，预计不会有太多学生到场来听演讲，但三层楼高的演讲厅，竟然座无虚席，甚至连演讲厅的走道也坐满了人，足足超过五百多名。
肯尼迪学院院长艾尔伍德博士先向大家介绍了我作为开场，学生们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我出场。
我开始演讲。演讲主题是“韩国与美国，一同分享的未来”。这是有些沉重的演讲主题，但因在座的都是梦想成为未来领导者的人们，我想要陈述一些较严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