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

驻守在边疆地区（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及其他地区）的俄国军队在大演习中对这一原则贯彻得最坚决。在上面提及的库罗帕特金的报告中，甚至对在大演习中给予双方以过多的行动自由表示不安：“我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对演习双方首长的行动自由不加约束。这可能是大演习的总导演的需要……军队实际上主要是实施机动，许多部队只是在大演习的最后一天才看到敌人……因此，为使大演习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在给予双方首长以自主权的同时，还必须在他们的决心有损于大演习的效果时予以纠正。”
大演习中双方兵力大致相等，参演条件基本相同，导演部不必干涉任何一方的行动，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是，这些正确的要求远未经常得到遵守。关于这一点在下面还将谈到。在举行大演习的实践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方法。如，在苏沃洛夫和拿破仑时代，军事首长基本上一人就可以导演演习和大演习，而不必成立另外的机构，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大演习中就不可能了。由于参演部队的人数非常多，演练的战斗行动的规模特别大，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炮火的作用，所以必须成立专门的调理机关以协助大演习的总导演工作。这是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上的最新现象。演习调理员的主要任务是：使训练过程接近于实战条件；使部队按复杂情况行动；判定双方冲突结果和炮火效力，总之，保障演习和大演习的顺利进行和达到预期效果。在各国军队中，大演习的总导演即总调理员。在俄国和德国的皇帝大演习中，由皇帝本人充当总调理员。给每个团或独立作战支队指派一名调理员和两名助理调理员。在由若干个部队组成的大支队中，给每个纵队指派调理员。
大演习每一方的调理员小组由首席调理员领导，而后者同时是大演习总导演的助手。调理员不是预先被分派到师和团里去。只有在大演习的某一方的司令员定下决心之后，在了解清楚该方部队将组成什么纵队和以什么队形行军，向哪个方向派出了什么独立支队，向部队下达了什么任务之后，首席调理员才把调理员分派到该方的各纵队和支队中去。
在双方实施行军、侦察和接敌时，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对部队行动的监督。但是，由于在分队中没有调理员，在部队与部队的调理员之间缺乏联系，双方在冲突时的行动不可能是有教益的。冲突的结果只能根据双方步兵和骑兵兵力的多寡来确定，几乎不考虑步兵火力和炮兵火力与行动的作用。因此，调理员在大演习中的全部工作往往只是把冲突双方的部队分开。《对抗大演习》一书的作者格里亚兹诺夫公正地写道：调理员在这些大演习中所起的警察作用多于教育者的作用，他们只注视着战场上的“秩序”，注视着那些程式化的东西。日俄战争以后，俄国、德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在大演习中开始给分队指派射击调理员，其主要任务是核算射击的效果和确定损失情况。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指派专门负责核算炮兵火力的射击调理员。为了标示炮兵射击的方向、距离和目标，各炮连规定了复杂的信号旗使用方法。在确定损失时把失去战斗力的士兵和士官撤到就近的后方，然后再把他们作为补充兵员投入战斗。
法军在1910年皮卡尔季亚大演习中，采用了新的组织调理员工作的方法。他们没有给双方的步兵部队和兵团指派调理员，而是把整个演习地域划分成两个区，每区各派一个调理员小组；再把每区划分成若干地段，由地段调理员监督双方的行动并判定冲突结果。此外，各调理员小组内还有若干名预备调理员，以备在演习双方的行动超出规定区域时派他们前往监督及裁判。骑兵调理员未采用这种方式。考虑到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难以预先确定双方冲突地点，仍和过去一样，给每一方的骑兵部队和兵团都指派了调理员。大演习中，要保障首席调理员的电话、电报畅通，而给地段调理员配乘骑传令兵以及汽车、摩托车或自行车。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双方冲突时可以更准确、更有秩序地组织他们进行战斗行动推演。但是，由于在步兵部队和兵团中没有调理员，不可能对部队在行军过程中的行动作出评定，而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也是在没有考虑指挥员的决心和其他战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当时就有人提出，必须采取部队调理员与地段调理员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但这个意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未被采纳。总之，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未形成一套严整适宜的调理机关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未制定出确定战斗行动推演程序的调理员条例或教令。而1882年步兵作业细则和机动集训细则中的对调理员在对抗演习中的规定又太笼统。
大演习中，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方法如下：大演习开始之前，先把双方拉开一定距离，使之能够组织与实施侦察，完成一定的机动，然后展开进攻。1870年颁布的德国军队大演习规则要求，在大演习开始前应把双方的距离尽量拉大。1882年俄军步兵作业细则要求，双方队伍的集合点应相距较远，以便使每一方只有通过侦察才能了解到对方的行动方向和行军队形。还规定，这个距离的大小取决于参演兵力的多少，但不应小于7至8俄里。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双方在演习开始前的距离应拉开数十以至数百公里。演习双方的首长往往数昼夜判断不出对方的行踪。在有些情况下，实施完机动，大演习也就结束了。1882年俄国军队的步兵作业细则还规定，冲突时，双方的距离不得小于100至200步。
无论是俄军还是欧洲其他国家军队所举行的大多数演习和大演习，实际上并未进行战斗演练。每次冲突都以局部停止战斗而告结束。双方各自拉开，一方退却，而另一方则等待对方退走。然后，根据调理员的决定，重新开始机动。“大演习”一词正是由此而来，因为大演习的全部实质，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运动使己方处于比敌人更为有利的位置。在大演习中，双方由于都害怕对方实施翼侧迂回而竭力避免发生战斗冲突，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即只要一方刚一开始迂回运动，另一方就马上实施退却，根本不做任何击退敌人突击和阻敌行动的尝试。在平时大演习中形成的这个习惯，后来即使在日俄战争中也未改掉。在辽阳及其他战斗中，俄军竟毫无道理地放弃了所占领的阵地，一退再退。
当时对大演习之所以抱这样一种态度，不仅是因为害怕迂回和包抄，而且还因为当时的军事理论观点存在着某些缺陷，因为尽管有多次战争的经验，但是，对于采用纵深战斗战术训练军队突破设防阵地以及组织纵深积极防御的必要性，却尚未充分认识到。许多将军和军官都认为这样片面地训练军队是不正常的。几乎每一期《军事文集》和当时外国的许多军事书籍都载有这样的文章，即认为不仅应训练军队实施机动，而且还应训练军队进行战斗，
尽管实施大演习的方法有一定的改进，但在各国军队的大演习中仍有许多程式化和严重违反实战要求的东西。在有皇帝和其他知名人物参加的大演习中尤其如此。在这种晴况下，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训练军队，而是要炫耀一下军队，因而，生动、活跃的训练被弃虚作假、搞花架子所代替。格鲁阿将军在自己的著作《我的一生》中，是这样描述九十年代初在彼得堡军区司令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导演下举行的一次演习的：“大公的三驾马车的铃声告诉正在交战的人们，总司令亲临现场观看演习来了。于是，许多场面如法炮制出来；骑兵不顾规定的炮火扑向步兵散兵线和正在射击的炮兵阵地……步兵预备队排成密集队形出动了……炮兵连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山脊上，在敌人的视线之内大胆地把炮及弹药等从车上卸下来，放置在暴露的阵地上。完成任务的过程没有任何新东西，无论是炮击卡韦拉赫茨基耶高地，还是猛攻拉博拉托尔纳亚小树林，方法都是早就规定好的。”这场和每年一度的马尔索沃广场五月阅兵式相比无多大区别的演习结束后，对各部队的行动进行了讲评。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瓦斯蒙德将军讲话之后，大公也讲了几句，他说：“参谋长指出了缺点。我要补充的是，演习搞得很好：步兵进攻了，骑兵冲锋了，炮兵射击了。谢谢你们，各位先生！”
这样组织演习，势必产生弄虚作假，逢迎讨好的现象，势必使人们不是专注予部队的战斗训练，而是想方设法表明部队的训练状况比实际上还要好。德国和法国军队的大演习往往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计划是按小时制定的，对各部队和兵团在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都作了明确规定。由于是按预先制定的计划实施大演习，有时甚至会出现非常荒谬的事情。例如，在德军于1893年举行的大演习中，由于规定的时间已到，防方充当预备队的一个军未等攻方靠近就发起了反击。有趣的是，许多记者对大演习的准备与实施情况做了广泛的报道。例如，1908年法国军队举行大演习期间，在早报上可以读到关于双方态势的详细材料，了解到双方下一步的决心。这样，不仅指挥员，而且每一个识字的士兵，除了解已方的行动外，还能知道对方的情况。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军队中，演习双方都不主张根据具体情况不间断地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