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哪知他刚一躺下去，突然觉得左眼眼前一片漆黑，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病变，眼球上方新生小血管破裂，使眼球内水晶体充满鲜血，而阻碍视线，他大惊失色，高声叫喊：“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 
  喊声立即惊动大家赶快通知眼科大夫前来诊治。 
  就因为左眼的充血事件，他的眼科主治大夫就这样被他撤换，原因便是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否则怎么会让他左眼失明呢？ 
  他会这样处置眼科的主治大夫，其实他还是觉得医生应该是万能的，他根本忽视了医生只能治病，不能样样有把握。如果不是他的威权性格作祟，他应该会了解这一点的，可是，他的强势作风和威权性格让他蒙蔽了这方面的自觉。 
  在眼科主治大夫被撤换之前，还有几位医师也是被毫无预警地撤换，引起官邸一些医生的许多猜测。 
  例如有一位管新陈代谢的医生，人很好，医术很高明，是“荣总”很有名的医生。就因为这位医生对蒋经国讲话时，比较直率，不会拐弯抹角，一再向蒋经国强调，糖尿病不是光靠吃药就可以断根的。可是，蒋经国并不认为如此，在蒋经国的观念里面，医生除了“医病”之外，还要能够“医命”，而且一切还是要和其他的文武百官一样，要听从“总统”的指示办事。可是他忘记了，医生是专业人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去当一个只会讲好听话的“政治医生”呢？ 
  在他的威权性格之下，当然有不少医生受不了他的脾气，而蒋经国向来是先发制人，在医生表现出一丝不悦时，他就先把他给撤换了。 
  还有一个医生更是被撤换得莫名其妙。这位周姓大夫，从来没犯过什么过错，就是一个嗓门特别大，随护蒋经国出去的时候，大概是讲了几句话，让蒋经国听见了，蒋经国心里不高兴，过了不久就把他给撤换了。 
  可能就是这许多的个案案例，对人起到了警觉作用，所以他的医生后来行事说话，甚至开药处方都格外小心谨慎，因为没有必要为了一件小事和自己饭碗过不去。所以，蒋经国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吃什么药就开给他好了，在他面前绝不说个“不”字。     
不念故旧铁心肠       
  中国人是一个讲究情面的民族，然而蒋经国却在许多方面丝毫不讲情面，让许多人对他含恨不已，这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他的从政性格。 
  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王正谊的“贪污案”，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 
  王正谊是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老先生主政时，对王正谊信任有加，大家一般也都将王正谊当作是老先生这个系统的人看待。 
  后来，老先生卧病，蒋经国想做一些锐意革新的事，就多方整顿。中国人所谓新人行新政，没有新人似乎新政就无从推动，所以，蒋经国就要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马，我想这方面，老先生也是相当理解和支持他的。当时就有一种传闻，指蒋经国有意让他的人――曾在“国防部人事次长室”服务的宋某来接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之职。这是蒋经国的想法，可是，当时大概王正谊一方面还想继续在人事行政局的位子上，发挥所长。加上自己错估形势，认为还有老先生在背后支持他的施政，所以，并不理会外面的一些风言风语。 
  不久，爆发了所谓中央国民住宅的舞弊案，被捕的人赫然包括了王正谊。到底王正谊的涉案程度有多深，大概除了情报单位，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王正谊后来被判刑入狱，被判的是无期徒刑，一直到蒋经国卧病的时候才假释出狱。后来蒋经国不知道是怎么打听出来王正谊出狱了，还曾经问人：“是谁把他放出来的？”当然，以王正谊的脾气，出来以后逢人还是说：“我是天大的冤枉，根本是被栽赃的！” 
  对犯错的人，或是“不听话”的人铁面无情，对一些所谓的亲朋故旧，有事情去向他求情游说，蒋经国还是从不懂得什么“网开一面”。 
  在祖国大陆的时候，老先生有位侍卫长姓王。这位老侍卫长，对老先生的忠心可以说是没话说，在1949年，老先生一家撤退溪口的时候，王侍卫长当时早已退休在溪口养老。在此之前，特别是抗战时期，王侍卫长可以说是跟老先生寸步不离，老先生到哪里，他就跟到那里，以前，老先生既不叫他的名字，也不叫他的职衔，就叫他“卫兵头”，为老先生的安全工作，王侍卫长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 
  从祖国大陆撤退的时候，王侍卫长扶老携幼、变卖家产，然后跟随老先生来到台湾。可是，王侍卫长身无长技，在台湾又是人生地不熟，眼看就要坐吃山空，没有办法，就想到去找老先生帮忙。可是，他想老先生成天忙于政务，哪有时间去处理他的私事，就去长安东路找蒋经国帮忙，他当然是希望蒋经国能给他介绍一份工作，可以让他糊口度日。 
  当时，为了找工作去麻烦蒋经国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不轻易替别人介绍工作的。蒋经国那时大概只是敷衍地答应帮他介绍工作，可是一直没有下文。王侍卫长碰了几次钉子，心中实在气得不得了，心想，我为了追随蒋介石，最后连家产都变卖了跟到台湾来，怎想到连个糊口度日的工作都没法为他代为安排一个，气得从此不再来往。 
  另外一位王姓军官是“安全局”的高级首长，王从“安全局”下来以后，一直没有一个比较有实权的职务，他太太和蒋方良关系一向不错，而且经常一起打高尔夫球，有空还时常在一块儿聊天聚会。她想，先生职务之事请蒋方良去和蒋经国讲讲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于是，王太太就直接去找蒋方良。蒋方良一听，这个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她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蒋方良一口答应了下来。等蒋经国下班回官邸，就向他转述这个事情，没想到蒋经国第一句话便说：“你不要管这个事！”一方面，他不愿意蒋方良插手公事，另方面也等于拒绝了王姓首长的关说，不准备给他做任何安排。 
  王姓首长对这件事情，到底心里作何感想，当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以他在蒋经国身边那么久，加上服务蒋家那么多年，为了谋求一官半职，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回复，当然是满腹不是滋味。 
  对故旧的态度是如此，对亲戚的态度其实也是一样。 
  蒋介石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就是蒋经国侄子，他的父亲与蒋经国是堂兄弟关系，孝文他们几弟兄都称这位长辈伯伯，是官邸老一辈的侍卫，官拜少将高参退役。这位孝字辈的侄儿在老先生去世之后，无所事事，他的母亲蒋太太就以堂嫂的身分，去找蒋经国，想请他为儿子帮帮忙，能够安排一个适当的职位，好歹这位蒋先生也是老先生的秘书，论学问、论人品，谋个职位自忖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哪知这些全是蒋太太一厢情愿的想法，蒋经国根本不理会蒋太太那一套，就直截了当地回绝说：“你叫他参加考试啊！” 
  这位蒋太太所以会去找他，主要的因素也是以为蒋经国对自己人说不定会比较照顾，谁晓得他还是铁面无情，说不帮忙就是不帮忙。 
  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对他们很关照，给他一个相当于侍卫室内卫组主任的位子，后来，因为蒋经国不肯帮忙，这位孝字辈的侄儿只好在士林官邸等退休。 
  蒋经国从来不曾为了亲朋故旧的私事，以公家的名义下条子做什么指示，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为了陈立夫。 
  记得陈立夫回国，蒋经国知道他进出没有车子，十分不便，马上下了一张条子给士林官邸车队，要他们拨一部凯迪拉克五人座的汽车给陈立夫。这是我所知道的蒋经国惟一的一次为了故旧的私事，下条子叫下属办，这算是例外中的例外。 
  廉洁不阿 
  在台湾如今这样一个日趋腐化贪婪的社会，对蒋经国在世时期的廉洁作风，不得不让人兴起一股怀念和景慕的心情。 
  蒋经国一生忙于公务，是一个大家都普遍认同的看法，但是，对他的廉洁自持，大概一般人还很难去体会出来。 
  在“七海”时代，“行政院”或是“总统府”都会派专员，每个月固定时候把他的月俸、眷粮等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和经费，送到官邸给蒋方良签收。然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逢年过节都有送礼的习惯，在他主政时期，他一再强调，要革除送礼浪费的恶习，所以，他是极力反对公务人员或是民间送礼的。 
  可是，在现时社会当中，送礼好像早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没有办法在一时半刻的时间内彻底革除。但是，他不能禁绝别人送礼，他却坚守了自己不收受任何礼品与馈赠的基本原则。 
  如果，他的办公室收到了任何的礼品，诸如外国朋友送的高贵礼物、金门酒厂固定送给“总统”或“行政院长”的高级金门高粱酒，全部都在年终举办一个全体员工(他自己除外)摸彩大会，把所有的礼品提供大家摸彩同乐。记得有一年，有一位宪兵抽到大奖，是一块劳力士金表，那个宪兵抽到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蒋经国自己到死为止，手上都还是戴着一块普通的石英表。 
  一丝不苟，是蒋经国从赣南当专员以来，就养成的一种习惯，这方面是任何人都不容置疑的。     
细说蒋经国的政治性格       
  从整体来看蒋经国的政治性格，我觉得他之所以和他父亲在性格上截然不同，是因为他独特的成长背景因素，这些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