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就以他的生日来说，可以说是他一年到头衣着最整齐的一天，他会叫我们副官拿出他的红毛衣、红领带，外面穿的还是一套旧的西装，可是，这对他来讲已经是衣着上莫大的铺张了。在接见外宾，例如像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的日子，他的穿着会比平日稍稍讲究一些，外面那件深色西装的左方口袋上，还要我们为他放一块折叠成三角形的手绢，这已经是他最“隆重”的服装了。     
不运动只爱躺在床上       
  蒋经国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日常休闲活动，所以，整体来说，蒋经国的家居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单调而缺乏变化的。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休闲活动，他也不做任何运动，因而，到外地去视察，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惟一称得上“不是运动的运动”。 
  我到“七海”虽然是1978年的事情，但是，那时的蒋经国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我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有糖尿病的人通常身体非常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想睡觉，我想这大概也是蒋经国所以没有什么消遣休闲活动的基本原因。 
  他平日的公务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哪还有体力去做什么休闲娱乐？ 
  所以，蒋经国在“七海”最常待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可以躺在床上一整天不下来，他几乎是下班回来就换掉外出的衣服、穿上睡衣，然后躺在床上休息，顶多看看电视新闻，算是他的余兴节目。 
  但是，尽管他平日的公务再怎么繁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官邸。所以，我待在七海官邸照顾经国先生的日常生活，却从来没见过他在官邸动笔处理过什么公事，他是相当坚持在家不谈公务的人。也从来没见他在官邸看过什么书，因为，他在官邸的时间，觉得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在床上躺着，糖尿病这种慢性病让他耗费太多体力，所以他不得不拼命找机会休息。 
  在星期天，他偶尔会找三位秘书长，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三个人，到官邸向他报告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前总统”严家淦在自己病倒前，也曾经于星期天来过官邸几次。 
  像宋时选、宋楚瑜、郝柏村、汪道渊、蒋彦士、李焕、沈昌焕等人，都是经常来官邸向他报告公务的人，但是，他们来官邸无非是因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非万不得已，经国先生是不会叫他们来的。 
  此外，秦孝仪也是来“七海”来得比较勤快的一个，但是，他来官邸不外是为了有老夫人宋美龄从美国来了函电，才会到官邸向蒋经国报告。     
时有柔肠慰方良       
  蒋经国和蒋方良之间，原本就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但是，在一个政治家庭里面，难免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夫妻生活，其实有什么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间的亲眼目睹，却让我对这对患难夫妻，有了新的评价。 
  记得是在一个傍晚，夜色渐渐低垂，我照例在经国先生房间旁边值班，偶然的情况下，见到蒋经国走进他的妻子房间。蒋经国走到蒋方良身旁，双手握住妻子的双手，两个人对视良久，然后，蒋经国一语不发地走出房间。 
  这样的情况，我陆续见了几次，后来才知道是两夫妻给对方打气，鼓舞对方、安慰对方。 
  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需要心灵上的慰藉，如果，有家人给他心灵上的安慰，再重的病也会比较舒服一些。 
  1984年，是经国先生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往年，结婚周年纪念大概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庆祝活动，这次50周年，蒋经国夫妇非常重视，邀请了至亲好友到官邸吃饭。记得当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铭夫妇、毛瀛初夫妇、孙义宣夫妇等人，一共请了两桌。类似这样的隆重宴会，在蒋经国官邸还是真的很少见，可见蒋经国对结婚周年的重视程度。借着这样的庆祝方式，蒋经国也算是表达对蒋方良一生劳悴的感激之意。 
  还有一次，我亲眼目睹蒋经国对蒋方良柔情令人感动的一幕。 
  那是1988年的元月6日，蒋方良因为气喘病发作，医生劝她应该立刻住院，惟恐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可是任凭医生怎么说，蒋方良说不去就是不去，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亲自去劝蒋方良，他说：“方！你一定要去住院，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陪你去，我可以住在你的隔壁房间，好不好？”经过蒋经国的苦劝，蒋方良才总算去住院接受治疗。 
  后来蒋经国真的还陪她去“荣总”住了几晚，那时距离蒋经国去世，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     
难享天伦之乐       
  从家族极盛，到子女星散，蒋经国夫妇的心情郁结是可想而知的。 
  在蒋经国原本的想法里，他是希望把棒子交给一个比较成材的儿子，可是，经过时间和主客观环境的不断考验，他发现这些子女当中，不是禁不起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就是自己没有那样的才具，不能挑起家族的重担。 
  以孝文来说，他本质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可是就因为交友不慎，加上早期对婚姻生活不能很圆融，和徐乃锦之间有些误会。他又喜喝酒，借酒浇愁，终日自我麻醉，最后终于走上卧病不起的末路，成了终年无法正式工作的带病之身。 
  以孝武而言，因为介入岛内政坛和“情治系统”太深，加上1984年发生的江南命案，导致外界对他有极大的误会，认为他是唆使行凶的幕后主使人，最后，压力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蒋经国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终于只好让孝武远离暴风中心，走上“出使”新加坡的“放逐之路＂。 
  孝章这个蒋经国夫妇自幼就视之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却又因为婚姻不令蒋经国满意，一度对她伤心失望，而且孝章的兄弟对她的丈夫有几次不礼貌的言行，所以导致她很少再有回台湾的意愿。即使回台也是来去匆匆，几天就走。亲情各在天涯一方，蒋经国又焉能快乐得起来。 
  惟一能经常在他身边的，只剩下孝勇一个人，他也从而因势利导，成为蒋经国晚年最信任的亲人，外界因此称孝勇为“地下总统”。 
  晚年时期，蒋经国对子女已经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趴在地上给他们当马来骑，所以，往日的天伦之乐，只有从孙儿的身上去找寻。 
  在孙儿辈当中，惟一最让蒋经国疼爱的就是孙女蒋友梅。 
  早年，友梅还在童年阶段时，那时蒋经国和孝文夫妇尚住在长安东路十八号，蒋经国每天回到家来，第一句话必定是说：“友梅！GRANDPA(阿爷)回来罗！”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大家也都晓得，友梅是蒋经国除了孝章之外，家中最受疼爱的小孩，一个是他的女儿，一个是他的孙女，而孝章的婚姻又让蒋经国一度锥心刺骨，痛心之余，他就把爱心全部寄托在友梅身上。 
  后来，蒋友梅长大了，蒋家把她送到美国求学，蒋经国最初当然很不舍得，最后想到儿孙大了本来就是要一个一个离开的，才满心不愿意地让友梅负笈国外。在国外念书的时期，友梅经常抽空写信给最疼爱她的GRANDPA蒋经国，每次来信，蒋方良总是高兴得不得了，拿着信就跑去给蒋经国看。 
  后来，蒋友梅又从美国转到英国去读书，那时，蒋经国已经卧病床榻，蒋友梅还是经常写信回台湾。蒋方良接到信，还是像从前一样，兴冲冲地拿到蒋经国的床榻前。至于回信，大概每次都是请赵聚钰太太代劳。 
  记得有一次，蒋友梅寒假抽空回台湾来看她的“阿爷”蒋经国，蒋经国真是精神为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有一次，蒋友梅腻在蒋经国的怀里，爷孙俩真是情深无限。这时，蒋经国忽然开口说：“友梅啊！你不要去念书了好不好？在台湾陪GRANDPA好吗？”蒋经国说完，蒋友梅在他的怀里撒娇说：“不行啦！我还要去英国念研究生哩！” 
  病榻前，蒋经国和友梅一聊天总是聊个没完没了，可是年轻人毕竟海阔天空，她终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了解祖父的真正心意，也不会明白蒋经国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寂寞难耐，渴望有晚辈在身边作陪。 
  短暂的相聚，终归有结束的时候，漫长的寂静暗夜，才刚刚开始。和儿孙短暂欢聚后，蒋经国还是回到完全孤寂的内心世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官邸待客之道       
  在蒋方良和阿宝姊的主持下，七海官邸即使对待客人，还是保有那种节俭的风格，甚至有时是依来客的等级，来区分如何招待的标准。 
  按照“七海”不成文的规矩，招待客人可以区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级的待客之道，是由“七海”的厨房准备有咖啡、点心，如果客人是下午来的，按官邸的作息规矩，下午照例是要派人去买蛋糕之类的点心。通常，蒋方良是交代只买两份，如果有头等客人才“破例”买蛋糕，请客人享用。 
  蒋经国晚年，为了体念医生为蒋经国治病的辛劳，蒋经国夫妇要阿宝姊特意为值班的医生买一份蛋糕，聊表心意。 
  像赵聚钰的夫人来“七海”的时候，通常就是以最好的茶点招待。 
  第二种的招待方式，是一杯红茶，像毛瀛初太太、孙义宣太太来官邸时，阿宝姊都是这样的简单招待法，通常比较熟悉的熟人，较常用这样的招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