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够讽刺的是，到了1973年，尼克松的政策相当成功，东西关系平静无波，反对人士可以安全地在国内对他展开挑战。争议的核心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美国政策是否可能或有利于脱离其最终结果及间或干预的信念？尼克松声称，在多元世界里，变迁必须通过演变。这就需要有耐心——不是传统的美国外交的长项。批评尼克松的人士，反映着美国例外主义的传统，坚持美国应坚守立刻改造苏联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过去从未有人追求，即使在美国独占核优势时亦然。在把外交政策视为策略和把外交政策视为十字军运动的人士之间；以及认为上策是使苏联知所节制和力主痛惩恶邪的人士之间，无可避免，需要进行一场全国大辩论。总统垮台不是不可避免的事件，然而不幸此时总统权位岌岌不保，停止了可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的辩论。
    在缺乏凌驾一切的原则之情况下，争议中的每一方只专注于不同的威胁。尼克松的梦魇是地缘政治上虚弱不振，必须向苏联扩张主义屈膝献媚。保守派则忧惧，道德上解除武装，或是因为苏联获得技术突破而发动核决斗，以致生灵涂炭。自由派关切美国过度强调军事安全的主张。保守派担心苏联军事上有主宰力量。自由派却要避免过度扩张。尼克松则寻求可行的长远策略。
    结果造成相互冲突、无法解决的压力纠缠在一起的大漩涡。自由派密切注意，唯恐政府对武器管制的承诺降低。尼克松则由古巴到中东，极力抵制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保守派则针对他们认为美国从意识形态对峙，以及核战略方面退却的现象，大肆抨击。这造成一种怪现象：自由派抨击尼克松的国防预算太高，保守派却批评尼克松的武器管制政策太过示好。尼克松借由保守派之助，战胜自由派的反对，取得国会批准其国防预算；武器管制措施需要经由国会通过，尼克松则在自由派协助下，克服若干保守派的反对，获得通过。
    绝大多数的批评之重点（到头来，连自由派的批评也不例外）就是，主张回归到原始的遏制理论，躲在强大的国防背后，坐等苏联制度转变。尼克松认同需要有强大的国防，但不认为应促使莫斯科能制订外交议程，令美国内政危机失控。批评者认为，东西方外交太活跃，会使美国人民的警觉心麻木。尼克松相信，需要有外交弹性来强化美国人抵抗共产主义的意愿。他决心要抵拒苏联的每一项扩张主义行动——若干批评者却把它解释成把欧式地缘政治注入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一种手法。
    1974年6月，杰克逊( Henry Jackson)参议员向他所属的武器管制小组委员会，分发一份由若干知名学者起草的，批评缓和政策的文件。这份文件说：以目前苏联的术语来说，“缓和”或“和平共处”乃是公然与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对敌的一种策略性替代方案罢了。它并不意味苏联及其盟国会放弃与西方自由国家冲突。正面冲突换成间接的作战方式，利用非军事手段，美其名日“意识形态”；照苏联的实务的态度，这个名词包含颠覆、宣传、政治勒索和情报作战。
    全美产业工会同盟( AFL-CIO)主席米尼(George Meany)，也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以一介平民的身份说：苏联是这样看待缓和——缓和是因为美国衰弱。缓和代表着加强意识形态作战。缓和就是挫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缓和乃是苏联终于在军力上凌驾西方以上。缓和也使西方承认苏联拥有东欧。缓和更代表着美军撤出欧洲。
    这类批评令尼克松政府大为愤慨，它从来没有怀疑克里姆林宫认为缓和对苏联多少有点用处——否则莫斯科怎会要进行它？真正的关键是，缓和是否符合美国的目的？尼克松和其顾问们认为，时间站在民主国家这一边，因为在没有苏联扩张的和平时期，将可强化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离心力量。
    我在1976年3月供职于福特政府时，曾对缓和有如下之分析；事实上，福特政府萧规曹随，继续奉行与尼克松政府相同的政策，也遭逢相同的敌手。我当时说：
    “苏联的力量不均衡；苏联制度的衰竭与挫折很醒目，也有文书详细记载。虽然苏联的力量无可避免地会增加，就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做全面评估，她远远不及我们及我国盟友。苏联若是向工业民主国家挑战，可谓极其鲁莽。苏联社会不再绝缘隔离受不到外在世界的影响和吸引，或者全然不顾与外界接触的需求。”
    如果能留出一些时间，就缓和的此一本质上属于理论性质之辩论，或许可以被事件所克服。但是，杰克逊参议员身为批评者当中的知识分子领袖，不肯让时间来考验缓和，他动员力量来制止缓和的进度。尼克松是华盛顿州选出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非常杰出的人民公仆，精研国际事务，尤擅苏联问题，更是世界知名的国防问题专家。他不但学识渊博，更擅长运作政府的不同部门，懂得如何结合国会及行政部门的同情分子。杰克逊的幕僚，以聪明的培利( RichardPerle)为首，学识渊博不逊于他，对于议事运作技术之娴熟胜于他。
    虽然杰克逊是尼克松属意延揽担任国防部长的第一人选，他却成为尼克松政府苏联政策最难缠的反对者。在尼克松第一个任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杰克逊对越南的立场坚定、合理，在国会不断施压有意裁减国防预算的压力下，他坚决支持尼克松维护美国国防实力的作为。在使尼克松提议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获得参议院通过一事上，他居功甚伟。不料，到了尼克松第一个任期行将结束时，虽然两人对苏联所抱宗旨、见解几乎完全相同，两人却分道扬镳。杰克逊不能认同反弹道导弹条约，它限制美苏双方只能各有两个导弹防务基地，他不久即把反对矛头扩及整个东西关系的领域。
    尼克松原始的导弹防务计划，是在美国周边建立12个防务基地。在对付中国所拥有的这样比较小型的核武力，或对付苏联次于全面攻击之攻势时，它可能相当有效；也可以作为最后针对苏联之全面防务的核心。
    但是，国会每年要减低导弹防务基地的数字，因此到了1971年国防部在下年度预算中只剩下两个基地。如此配备完全不符合战略目标；它的唯一用途是实验性质。此外，反映了当时的反军备情绪，国会多数党在每一会期中都大砍国防预算。（尼克松政府知道必败、从不提出的方案，还不计在内。）
    这些压力使得国防部突然间不得已支持管制武器。1970年初，国防部副部长派卡德( David Packard)力促尼克松立刻采取主动，进行战略武器限制谈判，“试图在10月中旬或至迟11月，可以在维也纳达成协议”。他认为极需迅速达成协议，即使只是部分协议也好；因为“国家预算一旦紧缩，很可能大幅削减国防计划，包括战略武力在内都不会避免”。如果不快速达成协议，国会片面决定也将日渐“挫低我们的交涉筹码”。
    尼克松在此一政治背景下，于1970年夏天主动与苏联总理柯西金( Aleksei Kosygin)通信，为两年后达成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界定架构。在此之前，苏联坚持武器限制谈判只局限于美国有技术优势的防卫性武器，而不及于攻击性武器之管制——这方面苏联每年生产各种型号的攻击性武器200枚，美国的生产量为零。尼克松明白表示，他决不会同意如此一面倒的交易。柯西金、尼克松通信的结果是，苏联承认攻击性武器和防卫性武器同时都要受到限制。
    接下来的谈判产生两项协定。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协定，限定只准有两处基地和两百具导弹发射装置——还不够发动一场小规模攻击之用。尼克松同意接受此一上限是为了保存防务核心，因为他担心若不这么做，国会甚至将会删除掉试验方案的经费。这时候，防卫性武器的限制尚无争议。
    引起争议的是一项为期五年的临时协定，规定双方把地面发射或海面发射的战略攻击性导弹，冻结在某一协商程度上。美国五年前就已自己定下标准，因此从未有计划再提升此一方面的实力，遂认为可行。苏联却是每年生产200枚攻击性战略导弹，要达到此一协定的上限，就必须拆除210枚旧的远程导弹。轰炸机（美国在此方面具有优势）不包含在限制范围内。双方亦可以自由改善其兵力之技术。
    要比较双方的导弹兵力，非常困难。美国的导弹比较小，比较精准，其中半数配备多弹头（每一枚都装置若干组爆破设施）。苏联的导弹比较大、比较粗糙、并不灵活。它们的数量亦比美国多出约300枚。只要双方心甘情愿，这些差异似乎都不关紧要；美国是因为在轰炸机上优势大，而且是多弹头（在临时协定五年有效期内，还可以精心改善导弹多弹头的优势）。
    但是，1972年5月莫斯科高峰会议签署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之后，突然间双方却对已协议的发射装置之差异，产生争议。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势。在还未提出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构想之前，美国已定妥上限。五角大楼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内，丝毫没有动作增加其核兵力；五角大楼都没有提出要求增加战略兵力，当然不会有所谓被驳回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