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我对他们感到厌烦。我是个老太婆，又动过大手术，我需要休息。"我告诉他。他点点头表示关心。
  "为什么小偷要撕碎这纸牌？"老李指着桌上的碎片问我，"这不像是小偷干的。""朱家告诉我说是小偷干的。"我告诉他。
  "好的，今天下午我到朱家去和他们谈谈。"我对他表示感谢后就回家了。
  看样子老李并不了解有关我那一串客人的情况，因而我尚不能调查清楚谁在幕后指使打击我的计划。但我从老李没有反对我悬挂那张纸牌通告的事实中得到了一些鼓励。我决定另制一块同样的，再挂在门口。
  我回到家里，阿姨已经来了。我告诉她去了派出所，并把纸牌的碎纸片给她看。她说，"这肯定是朱家的人撕碎的。没有小偷从墙上进来，都是些谎话而已。""朱家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她。
  "谁知道？"她说。但我想她是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过得很清静。第二块纸牌通告，没有被人打扰，也没有人敲锁着的大门。
  第二天阿姨走后，我的决定要经受考验了。席的母亲来到我家门口。我以为她看了通告会回去的，但她没有走，反而敲门叫我。我虽然难以不理睬我的好朋友，但我必须这样做。接着她又日叫我，然后她就走了。
  那天之后，我的外甥女带了她的小儿来了。她是我已故妹妹的女儿。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因为她的家庭出身问题，曾遭受到很多不幸，结果使她变得神经过敏而胆怯，她害怕得罪造反派。因为我进过看守所，她迟迟不敢来看望我，农历新年我叫阿姨去请她来我家的。所以我听到她在门外叫我，感到很奇怪。然而我仍没有去理她。过了一会，她也走了。
  我怀疑席的母亲和我的外甥女两人，都是受人指使来试探我那张通告的。但我不能完全肯定。为此我决定去看望我的好友。
  在我向席的母亲解释清楚为何我不能开门的理由后，就问她："你有没有读过我的通告？""是的，我看过了。但是……"她凝视着我，吞吞吐吐地没有说下去，好像她心里有话不能说出口来。
  她不能自己说她是有人指使她来看我的。可能是因她感到有些羞愧，也可能是她怕我脱口而出随便告诉别人。她低着头看样子非常准为情。
  过了一会，她说，"你对那些客人，各忍一下不是更好？晚上睡不着，你可长期服安眠药。为什么要和人争论？你不害怕他们吗？""不，怎么这样说，我可不怕。我要向他们反击。否则我会被气死或折磨死的。"我告诉她。那时我即使这么说，我仍感觉怒气在从胸口喷出来。由于我女儿的死亡，使我比在看守时对造反派的仇恨更深一万倍。向他们进行反击，至少能使我得到一些安慰。
  席的母亲对我说："我们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很爱慕你。假如我说过一些话或做过一些事，是我平时不会说的或做，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生活在我们目前的环境里，我们不能永远显露自己的面目。""喔，是的。别担心！我完全明白。"我说完就告别了。
  她陪我走到马路上："你同意我对人说因为我身体健康情况而不来看你吗？你知道我有严重的心脏病。""当然。我会因为见不到你而挂念你的。但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不愿使你为难。"我说。
  "你能理解我，那太好了。我希望这种时间不会太长。你己要保重。"看样子她似乎放心了。
  每天下午，我继续坚决对没有事先预约好的来访客人拒绝开大门。大德从未向我提出有关门口纸牌的事。要是他在下午来我家，他总是事先小心地和我联系好。这样，两星期之后，就再也不见这些客人来访了。
  但是这些人要打击、陷害我的行动仍未停止，不过从我家里转到马路上就是了。有一夭，我从外面散步回家，忽然一大群小学生围着我大叫："特务！帝国主义的特务！帝国主义的走狗！"我自顾自地走着，没有去理他们。但有两个大胆的学生拦住我的去路，继续对我大叫。我不能随便将这些孩子推开。所以就停下来，轻声对他们说："跟我来，让我们好好谈淡。"他们都逃走了。我到居民委员会去诉苦，但他们说除非我能说出孩子们的名字，否则他们便没有办法进行调查。
  这种反常的情况天天发生，好像那些孩子在那里准备对我进行侮辱。我把每天外出散步时间更动，有迟有早，但结果仍然一样。这些孩子总是等在那里，而远处也总是立着那个推自行车的人。每当这些孩子开始高声大叫时，那人便骑上自行车离开了。
  虽然这些孩子使人讨厌，也会引起马路上的行人向我盯着看，但我仍没有放弃每天外出散步的习惯。我只是不理睬这些孩子，好像没有见到或听到他们一样向前走着。
  两星期后，阿姨又发现有人用粉笔在大门上写着："一个狂妄自大的帝国主义特务住在这里。"她很恼火，要想用一块湿抹布揩掉。
  "阿姨，让它留着。"我对她说。
  "这太欺人了，"她说，"我们门口的过路人看了会怎么想呢？""他们爱怎么想就让他们怎么想好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已习惯于看到这种讯息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不是有许多这样的大字报贴在人家大门口吗？"我按照我经常外出的时间上街，也看到那个推自行车的人立在对面马路的人行道上。他离开我不太远，我能看清他是个三十来岁留着一头乱蓬蓬黑发的青年。我也看到他自行车上有一个发亮的黄色鞍座套子。当他看见我出来，便骑上车离开了。我没有对那门上用粉笔写上的讯息看上一眼，就关上门出去散步了。
  过了几天，一场大雨把门上用粉笔写着的字洗刷掉了。不久那些孩子也对他们的把戏感到厌倦。最使我感觉有趣的是虽然大德每天来时必然看到大门口用粉笔写着的字，但他却从未向我谈起此事。
  我安静地度过了几天。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我从看守所释放回家的两周年。那天在初春温和的阳光下，我坐在凉台上打毛线，读唐诗。到了下午，我想起在牢房里度过的日子。回忆起每个看守及审问员，就再次使我感到在看守所里所遭受的寒冷、饥饿、以及痛苦的刑罚。我看着那将终身留在我手腕上的伤痕，使我感到好像我虽然已不是被禁闭在监狱的牢房里，但是我面对着被迫害的斗争尚未结束。我的对手仍徘徊在四周，我得继续加强警惕。
  我心绪不佳，不愿外出，因而也打消了下午外出散步的习惯。以后两天，连续细雨。当天气转晴，太阳高升时，我急着想外出活动。
  "你想出去散步吗？今天天气很好。"阿姨离开时这样问我。
  "喔，当然我今天要出去的。"我告诉她。
  "我想你把那旧的拖地木柄[4]带去，到合作社去做个新的。""需要将那旧木柄带出去吗？""是啊，外面缺少木柄。你不把旧的带去，他们不肯给你新的。"下午三时是我外出散步的固定时间。我带了那根旧的拖地的木柄，出发到一家合作社去。那里有几个附近的家庭妇女在打零工，赚些额外的收入。开始我未发觉是否有人跟踪。但当我走下人行道准备过马路时，突然感觉有东西在我背后重重地将我打倒在地。我背部着地，平躺在马路上。这时对面有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接着当刹车尖声响时，有一个人把我拉向一边。那辆公共汽车慢慢地从我的拖地柄上滚过，将它压碎了。那位售票员从窗口对我大嚷："你为什么走路时不向前看看？你要自杀？"然后那辆公共汽车便加快速度开走了。
  接连发生了几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我真感到眼花缭乱，心猛跳得厉害，膝部也在颤抖。
  "一辆自行车将你撞倒在地，那人没有停车。"营救我的人说。
  "你救了我的命，我将怎样谢你？"我的声音发抖，听起来好像另一个人在说话。
  "不，不，是那辆公共汽车及时刹车了。你最好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是否有骨折？"那位好心的人说。
  "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感觉有些发抖。请你和我一同回去，我要送你一些礼物表示感谢。可能你愿陪我到附近派出所去汇报这件事故。"我说。
  "你没有把那骑自行车的人抓住，派出所不会负责的。我还得去参加一个会议。""你有没有看清那撞我的人？""真的没有，不过我看见他自行车座位上有闪烁发光的东西。""是不是黄色有光的座套？""他坐在座位上，但好像有光在我眼前一闪。""他是不是长了一头乱莲蓬的黑头发？""是的。你认识他？"那人问我。"他是你的仇敌？""不，我不认识他。但过去我曾见到过他。""好，我要去开会了。你自己要当心，他是有意撞你的。马路上很空，他不应该撞你。而且他离开时，把车踏得很快。"我再次向他表示感谢后，他在人群中消失了。
  我回到家里，吃了两片阿斯匹灵就睡觉了。那时还只刚过四时。我睡了约有一小时就醒来，觉得全身僵得像块木板，而且又痛得难受，几乎不能行动。好不容易从床上下来，到浴室里。我想洗个热水澡会好一些，但是阿姨不在，我无法准备热水。
  那一夜好像过得很慢，我全身又感觉很不舒服。后来阿姨侍候我在床上进早餐。她听了我谈发生的事故很感担心。她可能在私下猜测我是被人有意撞倒的，对她来说也负有部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