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昨天对的，今天就错了，基层党领导人的言论只有效一段时间。"对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郑念写到，"由于政府是中国人民命运的唯一的仲裁者，他们对政府代理人的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极为敏感，把这些举动解释成自己在权威眼里地位的标志。"对文化革命，她这样总结的到，"我认为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可以更确切地命名为文化取消（cultural annihilation）。"书中这些简短的似乎名言一样一针见血的句子比比皆是，反映出作者对这个制度的深思虑熟的所做出的结论。
  本书对文革的记录尤如史实，读起来好像在读一部文化革命史。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这本书也以编年的方式写下来的，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许可，发展的顺序与时间顺序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由于本书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对文革中的种种政治风波、事件都有记载和分析，这本书也反应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个人思考。个人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使本书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角度弥足珍贵。
  郑念个人的勇气浮现在书的字里行间之中。这种个人的勇气是以个人的抵抗的方式表达的。在本书初始，郑念试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对强制性的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抄家的时候，红卫兵要砸那些她多年收集的瓷器，她以机智保护了大多数的收藏品，抵抗对中国文化品的彻底毁坏。在监狱里，她抵抗当局对她的种种精神迫害和身体折磨，她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发疯，不毁掉自己，保持自己的头脑，保持自己的身体，甚至以背诵毛选来保持头脑的清晰。出狱的时候，她骨瘦如柴，体重不足80磅。在狱中她正值更年期，后来身体常常出血，当局以为她得了癌症，最后才放她出狱。一个人和一个强大无比的制度较量，需要的勇气也许不言自明。这种个人信念和道德坚持的勇气，对高压政治的抵抗，使她从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她的弟弟，却在高压下，背叛了她。临出国前，她把自己多年收集珍藏但被抄家抄走了的瓷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对她来说，一生收集的物品都不值得再存有。
  郑念是一个聪明的、机智的、智慧的女性。书中的很多篇幅是她和监狱内的当局斗智的较量，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在力量根本悬殊的狱中，她的机智聪明使她成为两者之间的精神胜利者。她的不妥协和对时局的分析，居然赢得了一些看守的尊敬。她这个六年没出过监狱门的人，仅凭文革时期的报纸，就敏感地分析出局势的变化，并依此作为自己抗争的论据。她对毛的著作，比审讯她的人还熟悉，她时时刻刻用毛的话来质询她的审讯者。使那些希图从她身上找到证据的人不得不放弃。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是那些迫使她就范的人无可奈何。郑念是一个真正的智者。这种智慧，体现在作品中，是行文中的洒脱。中国文化不乏智慧，可是中国文学中慧性闪光的作品不多。
  而该书的英文纯熟优美，文字清新、洗练，更增加了阅读的吸引力。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写的英文，是一个对英文文字有特殊造诣的人才能达到的洗练，生动和诗意。把这本书放在优秀的英语作品中，郑念的语言毫不逊色。
  《上海生与死》从一个人的角度描绘文革给她个人和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这种回忆录，我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虽然本书也有其局限性，除了我上文提到的之外，书中那个名叫达德的年青人的故事，郑念把他写成一个跟探，似乎证据不那么充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在一个兄弟姐妹，夫妻父母都可能互相出卖的文化里，郑念的警惕性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可是我们能责备她么？
  有人曾说郑念是为讨好西方人而写这样控诉文革灾难的书的。这种论点完全站不住脚。在这些人看来，即使你受了苦，也不要控诉。持这种论点的人自己对中国遭受的苦难是瞎子聋子哑巴，也不想让别人看和说话，更不想让一个可以对世界说话的人说话。表面上是家丑不可外扬，实际上是还是无缘无故恐惧外部世界，仇恨外部世界，自我也毫无信任的老套。而且"讨好"两字，其实是反应了说这些话的人本身的潜意识的下等人"讨好"心态。郑念以个人的勇气，让世界知道文革的真象，这种书，越多越好。一个对自己历史有健忘症人，根本不了解自己谁是谁。一个对历史有健忘症的民族，也无法理解自己和想像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悲剧的集大成。我们对那段历史，不仅仅要弄清史料和很多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要对这场"革命"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为了将来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我们需要更多的郑念。
  nien cheng: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penguin books，1986.
  《上海生死劫》程乃珊、潘佐君译，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上海生与死》，台湾：新陸出版，民國76年。
  （见沈睿《英语"中国主题小说"阅读笔记（三篇）》，世纪中国网站，2006-06-23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7227）一本值得尊敬的书2009-12-04 王小心我是在11月份某一期上的time看到郑念的死讯的。在此之前，我从未看过这本书，也不知道这个人。封面上那个优雅美丽的老太太打动了我，对她的介绍让我更加好奇。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厚厚的一本，讲的是她自己，一个旧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女性在1966-1980年间在上海的遭遇。我这才知道，这本书20年之前在美国出版，震动了当时的英文世界，成为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中国文革掀起的竹帘。
  郑念原籍湖北，1915年生于中国北京，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北平燕京大学。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1957年到1966年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看守所。她的丈夫郑康琪是郑观应的后代，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她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导致家破人亡。独生女儿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死了。1980年她从上海经由香港到了西方，定居华盛顿，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祖国。time对此的评述是，because she knew the homeland she loved so deeply had disappeared long ago。
  奇怪的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反复思索，发现我从未看过哪怕一本，对文革描述如此生动的书。我看过中文出版的报告文学，看过小说，看过历史资料，但没有看过第一人称的，对那期间的回忆和社会风情的白描。我才知道在当时的红色中国是可以有外企的；知道当时还有那样的中产式的生活--她有自己的房子，仆人，有各种各样的古董和首饰；说英文，可以经常出国；更加才知道文革时每日的细致生活，如何开批斗会，红卫兵如何吵架，监狱和看守所的所谓审讯，街道居委会，邻居，开始兴起的"走后门"和一去不回的对知识分子的尊敬和人性中起码的诚信良心。
  郑念的文笔是我们这代人不可企及的：对于这场暴风骤雨式的灾难，即使在最愤怒和不可理喻的情景下，她也避免了最冲动和浮躁的描述，她的文字和故事是那样娓娓道来，充满了老式知识分子的克制与真诚。她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许多地方看得我泪流满面。当她讲到六年监狱之后，她终于回到外面的世界，一个人去买菜的时候，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中，有人叫她"太太"。她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文革前的厨师--她在预知红卫兵来抄家之前，就已经散尽了大部分的家产给自己的佣人--两人泪眼相看，都不知道此生竟然还能见面，这种感情虽然是所谓"主仆"之间的情谊，但比今天的大部分朋友都要深厚吧。
  虽然如此，但我觉得在她的笔下，描写的生活似乎不在中国，而是一个与我拉开距离的世界里。也许因为在英文中，许多对话都被翻译得过于书面，也许因为她所受的教育和修养已经不是我们能够企及，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她的生活，即使在当时，也与我们拉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