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医生

苏巧巧说这就叫“风水轮流转”，我把它解释为“正态分布”和“回归定律”。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人总有“点背”的时候。但这些“点背”的时间片断也是弥足珍贵的，它们通常蕴藏着总住院医生的价值和成长足迹。
这天早晨交班，走进办公室，我看到最近一直“点背”的沈一帆坐在电脑前，背微微弯着，充满血丝的眼睛在一脸的疲惫中强打精神，电脑屏幕上是PubMed(1)的界面。
“忙了一晚上？”我问。
“嗯。”沈一帆的眼睛没有从屏幕上移开，双手在键盘上飞快地输入一个新的搜索关键词，“啪”地一声按下回车，看上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摇摇头，自言自语道，“也不像是这个。”
“我来了之后就一直看他重复这些动作，不用理他。”坐在一旁的苏巧巧冲我眨了眨眼，笑了笑。
米梦妮悄悄地冲了一杯咖啡，放在沈一帆的电脑边上。
沈一帆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飘香的热咖啡，他又重复了两遍“敲键盘—按回车—摇头”的动作，然后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使劲挠了两下脑袋：“昨晚去世一个病人，抢救失败，直到现在我还理不出个所以然。待会儿我又要愧对兰教授了……”
时钟指向八点，兰教授准时迈入内科办公室，沈一帆轻咳两声，一本正经地掩盖心中的慌乱，开始讲述自己的值班经历：
神经科从急诊收治一名21岁的男性病人张迪，大学生，平时身体健康，身材高大，手长脚长，在学校里是篮球队长，两天前和朋友们外出登山，风很大，在山顶时不幸“着凉”了，包车回学校的路上说自己头痛，朋友们触摸他的额头觉得是有些发烫，但大家都认为不过是个普通感冒而已，加上他身体底子好，更加没有在意。张迪一路上沉默不语，后来竟然仰在座位上“睡着”了，朋友们还打趣说他睡相不佳，这么大的人了睡觉了还流口水。快到学校时，汽车一个急刹车，张迪的身体晃荡一下跌到车厢过道，朋友们这才发现他已经神志不清了，慌忙之中有人通知了张迪父母，改道将他送到了医院急诊，神经科医生会诊后立刻把他收住院。
收住院时张迪的体温38.7℃，血压120/75mmHg，心率124次/分，呼吸24次/分，神志恍惚，口腔里一阵阵地流出小股的口水，四肢肌肉微微颤抖着，查体发现颈项稍强直，四肢肌力减低，肌张力略增强，生理反射亢进，病理反射未引出。神经科很快安排了头颅CT检查和腰椎穿刺，遗憾的是，检查的结果都没有明显的异常，仅仅在腰椎穿刺时发现脑脊液压力150mmH2O，也就是稍高了一些。
神经科医生按照“病毒性脑炎”治疗，使用了抗病毒治疗，针对轻度升高的脑脊液压力加用了甘露醇(2)脱水。但张迪的病情急转直下，住院第二天出现腹胀和尿潴留，接下来心率、血压缓慢下降，第二天下午开始使用血管活性药维持心跳和血压，紧接着呼吸频率也逐渐下降，第二天晚上就进行了气管插管，使用呼吸机辅助通气。这个过程，就好像张迪的病床边上站着个死神，狞笑着，高举着镰刀，正一点一点地割断他的生命线。
昨晚是沈一帆的夜班，前半夜过得倒还平稳。清晨5点，神经科突然呼救：张迪的心跳呼吸骤停！沈一帆很卖力地抢救，胸外按压了近50分钟，推注了6、7支肾上腺素，无奈张迪的心脏仿佛已被死神牢牢地拽在手中不放，就是没有半点响应。宣布死亡后，沈一帆关闭了还在“兢兢业业”地做着无用功的呼吸机，拔除了气管插管，然后默默地坐在床沿上：同样的动作他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但这一次他明显感觉到自己拔除气管插管的双手如同第一次时那样在微微颤抖。
“在这条年轻鲜活的生命面前，我狼狈到无能为力！我完全搞不懂什么病能够进展如此之迅猛，短短两天功夫夺走了一个人的大好年华！”沈一帆的语气充满了懊恼和自责。
米梦妮、苏巧巧和我同样是有些瞠目结舌，尽管我们目睹过不少逝去的生命，但在死因上终归能找到一些理由和线索，像这种离奇死亡的的确少见。我们把目光转向兰教授。
“都难倒了是吧？”兰教授逐一审视着我们的目光，“说实在话，我也没有什么想法。你们都是聪明人，不妨头脑风暴一下吧。沈一帆，你先说说自己的分析。”
“我倾向于急性病毒性脑炎或者是急性古兰—巴雷综合征，但两者都不能完美地解释整个病程。虽然这两种疾病也可以很急很重，可以令人神志异常、四肢瘫痪甚至影响到呼吸运动，但终归会给我们医生一点反应和处理的时间，而不像张迪的命运这样如自由落体般地坠向死亡。”沈一帆不甘心地咬了咬下嘴唇。
米梦妮眨巴几下眼睛，第二个发言：“我担心有没有脑血管病变，凭感觉首先考虑先天性脑血管畸形瘤破裂，‘外出吹风’可能就是诱因，昏迷、生命体征不稳定，考虑小脑或脑干出血，虽然张迪第一时间就拍了头颅CT排除了出血，但我总觉得不甘心，心里总是惦记着是不是漏过了出血的层面？”
“我们的讨论也不要总围绕着脑子，毕竟，心跳呼吸骤停的首要原因是心血管事件。我有一个相对荒唐的想法，听沈一帆说张迪平时在学校是个篮球运动员，个子高，手脚长，这会不会是马方综合征造成的现象呢？马方综合征病人的很大一部分死因是主动脉瘤破裂，如果是主动脉瘤破裂引起的死亡，抢救时按压或肾上腺素没有反应是完全有可能的。”说完我微微摇了摇头，我承认自己的想法有点天马行空。
“会不会是中毒？张迪一同外出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头痛不适？张迪会不会独自一人去了什么地方，吸入了有毒气体或者吃了什么有毒的果实？我希望再仔细询问病史，如果之前抽血做过毒物筛查自然更好。”苏巧巧紧随其后说道。
“很好，四个总值班，四种迥然不同的想法。看来我们的头脑风暴颇有成效。”兰教授望着我们，抬了抬眼镜边，“但这些想法归根到底不过是猜测，如果不做点什么的话，它们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干一件事情。”
“什么？”我们异口同声。
“和我一起去见一下家属，谈尸体解剖。”兰教授语气平淡，但透着不可抗拒的沉稳的力量。
我不知道自己脸上的表情是不是显得有些夸张，总之我看到另外三个总值班的脸上都写满了“吃惊”，沈一帆本来举起电脑边上的杯子打算喝一口咖啡，但他举起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当今医学朝着多个方向迅猛发展，诊疗技术日新月异，病理学也进入了以分子病理学、免疫组织化学、电镜技术应用等分支学科为标志的全新时代，而传统意义上的尸体解剖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全球性低谷。然而，现代科学技术赐予医学的“千里眼”仍不足以将疾病的一切“尽收眼底”，我们间或在不明不白中“失去”我们的病人，我们在惋惜中猜测，在猜测中惋惜，常常忽略了尸检这个反映疾病最真实最直接的手段。
其实也不完全是忽略，更多地时候，我们和病人家属一样不愿意去面对。死者已矣，入土为安，身体发肤尚受之父母，再做尸体解剖似乎极不人道，而面对刚刚枯萎的生命之花，张迪父母的心一定正在滴血，在我看来，“尸检”二字对他们而言无异于在心头再插上一把匕首。
在现今中国的医疗环境下，谁也不愿意“惹事”，我们用“善良”的想法将谈尸检这件事加以包装，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习惯，最后它俨然就变成了一纸形式。
“既然死亡是任何人也逃避不了的‘铁律’，我们需要正视死亡和善待死亡。如果医生对尸检都畏手畏脚，对离奇的死亡不加以思考和总结，那么下次发生同样的情况之时，他仍然守不住生命。对于病人而言，尸检是人生旅途的最后总结，是人生大书的最后题跋，它实际上维护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权利。我们既然竭尽全力也没能给病人生的希望，就不要再给病人和家属留下死的遗憾。”兰教授看出我们的犹豫，缓缓地对我们说，然后，她收拾桌面上的东西，起身出门。
这些大道理我们未尝不懂。然而，理想被现实所打磨，处事也变得圆滑。即便我们的内心是一团火，生活为你准备的往往是一盆冷水。眼见到兰教授不容分说地出门了，我们也只能紧跟着，但我的心里暗自琢磨即便是兰教授出马，恐怕也会是碰一鼻子灰。
张迪的遗体已经被送往太平间。我们尾随兰教授的脚步踏上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说实话，工作这么多年，太平间所在的楼层我还从未去过，此番前往，并没有什么阴森可怕的感觉，楼道里亮着暖色光的灯，楼梯边的扶手擦得铮亮。这是个少有人迹的地方，我们行走的脚步很轻，但声声入耳，随着楼层的下降，周围的空气充满了肃穆和凝重，我们看到了楼道尽头太平间的大门，那里阻隔了太多的生死和数不清的情愫。
太平间门外是等候厅，沙发上坐着一对中年夫妇，妻子一脸的憔悴，头发有些乱，脑袋斜倚在丈夫的肩膀，丈夫的手臂搂着她的肩膀，目光空洞地看向前方，脸上的表情很肃穆。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朴素地摆着一盆白色的小花。沈一帆告诉我们，他们就是张迪的父母。
兰教授放慢了脚步，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