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

一
    曾国藩以谦卑圆融之态营造了比以前更舒适的生存空间。而左宗棠的傲慢却终于受到了报复。咸丰九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
    咸丰四年入幕后不久，骆秉章就开始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南亭笔记》这样记载：
    左文襄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
    说的是骆秉章把一切交给左宗棠，自己每日只是饮酒作乐。左宗棠当面嘲笑骆秉章说，你不过就是一个木偶，我怎么牵，你怎么动。听到如此露骨的嘲讽，骆秉章也只有干笑而已。这则佚事从情理上来讲绝无可能，左宗棠再骄横，也断不至此。不过，作为描摹骆左关系的一幅漫画，却十分生动传神。
    由于骆秉章如此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气，把自己当成了真巡抚，将全省官员当成自己的下属，“一意孤行”，对那些品级很高的大员也不假颜色。虽然在左的治下，湖南“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但他的作风却得罪了许多官员。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就写信告诉胡林翼：“湘中人来，颇怨左公。”左氏自己也感到“所处之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遂“为世所指目”。
    关于这次灾难的起源，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徐宗亮《归庐谈往录》记载，永州镇总兵樊燮曾经拜访湖南巡抚骆秉章，身为幕僚的左宗棠出与樊燮共谈，不料双方“意大龃龉”，虽然樊燮为二品大员，左宗棠以一介举人，居然“进起批樊颊”，并且大肆詈骂，使“樊不能堪”，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怨。
    而据刘成禺《世载堂杂议》记载，咸丰九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事谒见骆秉章。骆秉章让樊燮直接去见左宗棠。总兵是二品大员，但清代重文轻武，左宗棠更是看不起胸无点墨的武官。樊燮自恃大员身份，见了左宗棠没有请安，惹得傲慢惯了的左宗棠怒气大发：“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不料樊燮也是个倔性子，顶撞道：“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也朝廷二三品官也。”
    左宗棠平时最忌讳人家提他的“师爷”身份。中不了进士才却给人家当师爷，这是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左氏内心的隐痛。他最受不了别人因为他的师爷身份而轻视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上前一脚踢翻了樊燮，嘴里还大骂：“王八蛋，滚出去!”不久，左宗棠就怂恿骆秉章弹劾樊氏，使他被革职回了老家。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具有戏剧性已不可考。但是左宗棠怂恿骆秉章弹劾樊燮确有其事。官场之上，冤家宜解不宜结，因为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樊燮与湖广总督官文关系极为密切。在官文的支持下，他一个状子把左宗棠告到了朝廷，说左宗棠是“劣幕”，一官两印，嚣张跋扈。一个师爷敢打二品大员耳光，这还了得？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时之间，不可一世的左师爷头颅岌岌可危。
    闻听左氏遇祸，曾国藩“焦灼极切”，他不光为朋友忧，也为大局忧。他在家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湖南樊镇一案，骆中丞奏明湖南历次保举，一秉至公，并将全案卷宗封送军机处。皇上严旨法责,有“属员耸恿,劣幕要挟”等语，并将原奏及全案发交湖北，原封未动，从此湖南局面不能无小变矣。
    左宗棠遇到的这一大难，可与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当时对曾是雪上加霜。此际曾国藩却对左雪中送炭，关爱有加。他十分体谅左宗棠此际的心境，怕他因为惊忧过度，损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宽解。九月三十日，曾在给左的信中写道：“得闻樊案又生波折，深恐台端愤悒自伤，适丁果臣一信，道所以处之之法甚精当，想润帅已抄送左右矣。”
    除了温辞慰问，曾国藩还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咸丰帝将此案交湖北正考宫钱宝青审办，钱宝青是曾国藩的门主，于是曾氏以座师身份，请他设想缓解。在钱的努力下，左氏暂时未获牢狱之灾，得以顺利离开湖南。
    咸丰九年十二月，左宗棠退出了巡抚的幕府，以北上会试为名，打算“直之于朝”，在皇帝面前剖白此事原委。他对这个极端的办法本来也心里没底，一路风雨交加，前途茫茫，心情极差。路上他收到了胡林翼写来的信，劝他不要北上，因为陷害他的人并不会因为他离开幕府而罢手，正在四处布置，他去北京，无疑是自投网罗。左宗棠看了这封信，感到进京既无出路，回到老家，对方仍能“寻踪而得”，深感“侧身天地，四顾茫茫”，无安身之地。思前想后，他决定避难军营。于是调头南旋，来到宿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对左氏的到来大表欢迎，二十天中，他与左“昕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左宗棠向曾国藩表示，请让他自带一队湘军，以一个普通小营官自效，万一官文等“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网罗密布，即匿影深山，亦将为金丸所拟”，那就带队“策马冲锋”，以战场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悲观到了何等地步。
    天下之事，每每祸福相生。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天子亲自问罪，竟成为左宗棠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由于左氏一人事关湖南大局，所以许多大吏特别是两湖官员，积极展开营救。除了曾国藩的努力，还有许多人共同出手。胡林翼写信向官文说好话，老朋友郭嵩焘向肃顺求助。在一番紧锣密鼓的营救下，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
    在“樊燮京控案”以前，就多次有人向咸丰皇帝举荐过左宗棠其人。咸丰因此对左氏印象颇深。这次案件中，又有这么多人为左宗棠求情。潘祖荫甚至对皇帝说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样的话，皇帝因此对左氏更加好奇。因此特意专旨询问曾国藩，想听听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评价，以及能否调到曾的麾下使用。曾接旨大喜，于咸丰十年四月回复说：“（左氏）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曾国藩明知樊案之后左宗棠已不可能再在湖南办团，但却将此列为首选，其用心在为左宗棠谋取实际官阶，即疏中明白说明的“藩、臬”之职。曾国藩推荐左宗棠，不似胡林翼、潘祖荫那样渲染铺张，但却直截了当地为之谋官谋权，更有力度。
    皇帝于是命左氏以四品京堂候补，作为曾国藩的助手，襄办湖南军务。而此前左宗棠因做多年幕僚，得到的官衔是五品兵部郎中。左宗棠做梦也没想到曾国藩等一干朋友的援手，居然使他枯木逢春，化大凶为大吉，他说对此际遇感到“实非梦想所期”。一没有掉脑袋，二没有回老家，对朝廷与朋友们感激次骨，遂磨掌擦掌，准备在曾国藩帐下大干一番。得到左宗棠这样的有力助手，曾国藩当然如虎添翼，他决定放手让左氏大干，派他到湖南募勇，自成一军，以做独当一面的打算。左宗棠仅一个月时间，就募了五千人。此刻的左宗棠意兴勃勃，雄心大炽，他在家书中写道：“此去务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