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

一
    随着左宗棠地位的迅速上升，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又一次出现了恶化。
    首先当然还是用兵方略上的争执。
    投身曾国藩之前，左宗棠批评起曾氏之兵略从来没有客气过。既为麾下之后，左宗棠对曾的许多军事判断虽然不再公开嘲讽，但与朋友们交流时仍直言不讳。比如闻听太平军占领浙江后，曾国藩的判断极为悲观，惊呼道：“现在苏、浙两省膏腴之地，尽为所有，窟穴已成，根柢已固，……东南大局，收拾愈难。”左宗棠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太平军舍弃长江中游的安庆地区，而专集于下游，“大局顿有转机”。事实证明左的看法确实比曾更有见地。
    早在咸丰十年三月，左宗棠就建议曾国藩“先以偏师谋取吴越”。曾国藩却坚持所谓“稳扎稳打”之法，拒绝此议，进驻皖南万山丛中的祁门。左宗棠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却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流露出轻蔑之色：“涤公于我极亲信，毫无间言。唯才略太欠，自入窘乡．恐终非戡乱之人。”
    离开曾国藩羽翼之后，左宗棠开始接连不断地与曾国藩争辩兵机。他认为曾国藩用兵过于拙滞，对自己的束缚过多，在信中经常对曾发出抱怨。随着浙江巡抚做得越来越顺手，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评也越来越直言不讳。在给骆秉章的信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委屈：“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而筹饷亦非所长，近日议论多有不合。祇以大局为重，不能不勉为将顺，然以难矣。”
    入浙之初，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建议还是惟命是从至少积极响应的，但随着他在浙江脚根扎稳，对曾国藩就越来越轻慢起来。曾国藩对周开锡，李庆霖二人十分反感，要求左宗棠斥退他们。左宗棠却对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不以为然，“恪靖（指左宗棠）尝谓文正（指曾国藩）无知人之明，故文正所弃者，无不重用”，反而委此二人以重任。同治元年，当太平军进攻曾国荃部时，曾国藩要求左宗棠派蒋益沣一军往援，左宗棠却拒不从命。曾国藩于浙事或者楚军的“大调度”，都通过书信或者咨文商之于左，可是左却“每置不肯”。曾国藩寄给左宗棠的信件，左动不动就不予回复。以至于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这样抱怨道：“每有大调度，常以缄、咨敬商尊处，公每置之不论，岂其未足与语耶？抑自足而拒嘉谟耶？盍亦箴砭而推挽之？”
    与左宗棠的合作中，曾国藩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角色。和别人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对亲兄弟一吐肝肺。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这样说：“余因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军之力，受气不少。此后余决不肯多用围城之呆兵矣！”郁怒之态，溢于言表。
    不论有多少不愉快，曾左二人关系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的。虽然左宗棠说出“公与弟均尚气好辩，彼此争论，更涉形迹，于大体多所窒碍也”之类的重话，但双方从来没有撕破面皮。因为曾国藩位为两江总督，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名位毕竟在曾国藩之下，不得不时时压制自己的气焰。但当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与曾国藩地位相等后，二人冲突就开始表面化了。
    二人第一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军饷问题。
    湘军不是经制之兵，军饷一直是曾国藩最头疼的问题。当湘军顿兵南京城下之时，曾国荃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连半饱也吃不上，只能煮粥度日。
    为了保证湘军军饷供应，曾国藩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因为江西是湘军重要的饷源地。没想到出任江西巡抚不久，地方主义倾向就压倒了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沈葆桢急于在江西干出成绩，想把江西财政收入都留为己用，不再为湘军供饷。曾国藩闻讯大急。没有了这笔饷银，南京城下的湘军只有两条路，一是哗变，二是在南京城下被活活饿死。
    曾沈二人为了争饷，在皇帝面前打起了笔仗。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氏大营的所有人都气愤填膺，他们纷纷说，如果朝廷设一个“绝无良心科”，沈一定取得第一名。
    曾国藩为此“郁闷殊甚”，写信给左宗棠说：
    幼丹（沈葆桢的字）中丞与敝处大相龃龉，将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开罪之由。以中才而当末流之世，处权势之地，固宜丛尤悔而不自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