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

二
    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后又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左宗棠继续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平生最后一次交集。
    左宗棠十分看重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国，他只是曾国藩的配角。这次征西他却成了主角。虽然头发已白，他却豪情万丈，决心倾情出演。
    然而这次出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他在信中甚至这样说：“仰给各省协款，如婴儿性命寄于乳媪，乳之则生，断哺则绝也。”
    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避免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
    晚清督抚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光绪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我即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份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这让左宗棠大为意外。史载：“文正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中，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最悍将最健者遗忠壮公松山东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xin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
    三
    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执著于“争功”。打一个不客气的比方，左宗棠就是庄子故事中的那只猫头鹰，而战功则是那只死鼠。直到晚年，这种心态丝毫没变。然而晚年曾国藩的心事，却早已达到看破功名，跻身圣域的境界。在他晚年，念念不忘的只有责任二字，至于浮名，他确实是可以置之笑谈之外的。处理天津教案，他就分明是以自己的名声为代价，换得了国家的平安。曾氏死后，他的老朋友欧阳兆熊写了一副挽联，其下联曰：
    省身留日记，读到获麟绝笔，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做秕糠尘垢，开拓万古心胸。
    这副下联稍有拔高，但据事实不远，应该说是读懂了曾氏心胸。
    虽然一直不断挨着左宗棠的骂，对左氏之才，曾国藩却一直是赞不绝口。在听说左宗棠将要西征之时，曾国藩与常州吕庭芷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曾国藩问吕庭芷：“你对左宗棠怎么看？请平心论之。”
    吕庭芷虽然明知曾、左二人恩怨，但更深知曾国藩的为人，因此坦率回答：“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
    陈其无在《庸闲斋笔记》记载，曾国藩闻听此言，击案起身，双目放光，大声说道：“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为之继之。君谓之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这就是“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的最好写照。
    二人心术差距如此之大，曾国藩自然就成了庄子故事中的那只鹓鹐。曾国藩刚回两江，左宗棠就涨红了脸，羽毛竖起，怒目而视，发出吓人的喝叫，一何可笑。直到曾国藩的举动大出其意外，左宗宗才意识到，他误解了曾国藩。他突然发现做了几十年的朋友，他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理解曾国藩。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着“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这两副有色眼镜，一直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以术制人的伪君子，至此才彻底推翻了自己的判断。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思来想去，曾国藩做得如此漂亮，我左宗棠也要表现得更为潇洒。于是，在总结自己的剿捻之功时，他把大半功劳推让给了曾国藩的老部下刘松山，并由此对曾国藩大加推许。在奏折中他这样说道：
    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敝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睹马，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重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费者劝。
    奏折中还谦虚地说自己十余年前就认识刘松山，却没有发现他的才干。
    公开是这样讲，私下里左宗棠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解释自己上这样一道奏折的动机时这样说：
    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独于赏识寿卿（按：刘松山字寿卿）一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
    左宗棠本以为这样一道奏折会显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怀，“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不想，此奏一出，读者惊疑。官场中人都一时转不弯子，闹不明白为什么左宗棠突然出现这样大的转变。中国人习惯于阴谋思维，于是一致公认左氏动机不纯，他故借扬曾以扬刘松山，扬刘松山也就是扬自己，扬自己则是为了贬低李鸿章。
    曾国藩也是这样推测。十一月初七曰，在致郭嵩焘信中说：“左帅表刘寿卿（刘松山字寿卿），谬及鄙人，论者谓其伸秦师（指左所统帅的军队）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真是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