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揭密[河边]

郑敦谨带了伊勒通阿和颜士璋在南京城里走了几天，倒真打听出不少事来。光是张文祥报仇刺马的事，就有好几个版本。又听说丁日昌的儿子丁蕙蘅也可能事涉其中，又有湘军派张文祥刺马的几种传说。这些纷头乱绪、复杂情节让郑敦谨感到真如步入蛛网一般。他这才明白，原来此案是不能深究的。要是一直查下去，可能将来真像伊勒通阿说的那样，再想从此案中脱身就难了。郑敦谨开始不自觉的想后路了，不过，依着他的性子，他是绝不会像张之万那样将事情一推了之的。但不这样，又怎样了结此事呢？慈禧与同治帝对此案十分关注，正眼巴巴地等着呢。如何能不露声色的全身而退，不要陷进去呢？郑敦谨一时理不出头绪。
  这天下午，三人正在江宁细柳巷行走，抬头看见一座官宅。郑敦谨问道：“这是哪个官员的宅第？”
  颜士璋道：“这是营务处总办袁保庆的宅子。”
  “噢，袁保庆前些天去镇江协查案子，不知道现在回来了没有。我们进去看看。”
  袁保庆恰好是前一天夜里刚刚回来，这天又出去查营去了，并不在家。家人听说是钦差大人府上的两位正六品郎中来拜，急忙通禀。不一会儿，一个少年急匆匆的跑出来，向三人行礼，然后将他们让进正院客厅。
  这个少年名叫袁世凯，是袁保庆的长子。字慰庭，号容庵，就是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创始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是后话，此时他只有十五岁，其貌不扬，长的又黑又胖，有些罗圈腿，但说话办事却极周到。郑敦谨并未表露自己的身份，随便找了一处座位坐下。伊勒通阿只好坐到上位，问袁世凯道：“令尊什么时候回来？”
  “家父现在城郊，临走时交待，若有急事，可驰马飞报，不消一个时辰就可回来。大人可是又要提审张文祥？”
  “这倒不是，令尊已经好多天不问此案了，难道也想保得自家清白不成？”“大人，这话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尚可，但家父身受马制台知遇之恩，又同心治理江宁多年，二人相处甚得，马制台被刺之日，家父痛心欲绝，誓将此案一查到底，岂会在这个案子上撇清。家父曾说，此案不清，枉对马前辈之栽培。”袁世凯说到此，话锋一转，又道：“不过，依小侄看来，家父之心愿恐怕……”颜士璋一到南京就听说过袁保庆有个十分聪明的儿子，听他话说一半，追问道：“依你看，这个案子会怎么样？”
  “容小侄放肆说一句话，不知各位大人容得不容得？”
  “你尽管讲。”
  “从表面上来看朝廷催责的十分紧，但西宫太后对马制军的评价只有一句话，‘马新贻办事甚好。’直到最近，也是只提其案，不提其人。这说明马制军被刺杀案并未影响大局，他在太后及各位军机重臣心目中的地位也不甚高，朝中为其申冤之人，也皆非马之朋党亲戚。而刺案之背后，另有一批势力，这势力却不希望其案查下去。查下去的动力不足，而阻力却很大，这样看来，这个案子能够深究的可能性不大。”
  郑敦谨不服气道：“但近来上谕连连催案，督责甚紧。而朝中言官喋喋不休。这案子怎么会平白无声的了结呢？”
  “这些都是就事论事。此案涉及朝中重臣，而疑点甚多，谣言纷起，朝廷的初衷当然是想查清楚。不过，等朝廷慢慢知道了其中内情，也便不想查了。听说这里边有湘军裁撤、浙江巡抚之子寻仇、杀夫占妻背义忘恩、回疆入中原等等案由，哪一个查下去都不利于朝廷。而且查案日久却没有结果，魁军门、张漕帅、郑大司寇都不能根其原由，那朝廷颜面又将被置于何地？所以要想彻底查下去，极难！”
  郑敦谨三人从袁府中出来，伊勒通阿叹道：“看不出，袁保庆风风火火的一个人，却有这么一个少年老成，洞察世事的儿子。”
  郑敦谨道：“袁世凯说的不错。看来此案认真不得。”
  颜士璋道：“若是进不得，那便需想一个退身的法子。”
  伊勒通阿笑道：“这法子我是说过的，等曾国藩来了，让他顶杠吧。他是湘军首领，这事还需他来摆平。”
  郑敦谨想了一会儿道：“不妥。不过，袁世凯有一句话倒可拿来现用。”“郑大人，是哪句话呢？”
  “他说：‘等朝廷慢慢知道了其中内情，也便不想查了。’我们不妨将其内情详详细细的禀上去，看看朝廷是什么意思？”
  “风闻上奏的名声，也不好听啊。”
  “可以用密折。只要话说的中恳，多留回旋余地，朝廷那边是不会见怪的。” 
                  
十一、曾国藩查出案中案
  曾国藩一到江宁，就为张文祥换了监所，并调了伙食。吃住都得到了改善。然后，亲自去监狱探望张文祥。张文祥最终被曾国藩打动，遂招出了新的供词。但新供词着实将曾国藩吓了一跳。
  郑敦谨上了密折的第十一天，曾国藩才姗姗来迟。此时已经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正月初十了。曾国藩一路蹉跎，等到了江宁的时候，已经对此案的断法成竹在胸。作为一个在官场沉浮起落，名利场中跌打数十年的封疆大吏；一个浑金璞玉、守拙用浑，看破天道人事的儒将。曾国藩将张之万与袁世凯的担心都想到了。
  马新贻既无赫赫战功，也无特殊政绩，而四十三岁便作了浙江巡抚，四十六岁升至闽浙总督，四十七岁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谁都看得出，这是朝廷专门培养出来的政治新贵。慈禧之所以要培养他以及其他新锐人物，目的很简单：不能叫天下的大官都让湘淮系人马做了。同治初年，八个地方总督席位，湘淮系常占五位；十六个巡抚席位，湘淮系经常保持在十一位以上——用曾国藩得意幕僚王闿运的话说，湘淮两军，“偏、裨皆可督抚”。湘淮内部，固有龃龉，然自外视之，这个集团气焰嚣张；自上瞰之，更令治国者寝食不安。曾国藩何等机敏？他当然能体会到中央对以他为首的强力集团所抱有的那一份警惕之心。
  不过马新贻新亡之日，形势已经大变。同治三年（1864年）攻破太平军天京之后，慈禧开始大幅裁撤湘军，培养非湘势力。经过几年的经营，靠淮军起家的李鸿章，凭楚军成名的左宗棠、从湘军中分出来的福建大帅沈葆桢、李鸿章的得意门生淮军名将刘铭传等一批人纷纷发展起来，与他分庭抗礼，而湘军在朝廷的压力下其势已微。这个时候，马新贻作为打击湘军势力的急先锋，作用已经不是很大了。而且，可以接替他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朝廷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马新贻而作出引起政局动荡的决策。作为在短期内地位急速上升的一品大员，马新贻也没有时间在京师朝廷之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如果马新贻的案子盘根错结，牵涉太广，慈禧就不会深究此案。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一小批湘军中下层势力以及哥老会的阴谋，那他曾国藩反而很愿意不遗余力的查清此事。这样一方面可以向慈禧表示自己的不贰忠心，解除朝廷对自己的猜忌之意；另一方面借着此案为朝廷去忧，提高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讨得慈禧的欢心。
  那么这个案子又将从何处下手呢？曾国藩一路上将驿站的邸报都仔细看了，江宁也有自己亲信不断传过来消息。当初不避风险，欲效皋陶的郑敦谨现在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口，可能正急得团团转呢。郑敦谨的能力，他是佩服的。所以自己若还是照常升堂问案，很可能会步郑敦谨的后尘，这样审和不审没什么两样。如何才能探出实情，曾国藩与幕僚王闿运商量了好多天，最后定下审案之法：堂上审不如堂下审，众官会审不如自己单独审，明审不如暗审。
  郑敦谨见了曾国藩，问他何时提审张文祥。曾国藩笑道：“不忙，先看看笔录，再查查案情。还要让彭玉麟、赵烈文、吴汝纶等人出去查访一番，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郑敦谨本来是要和曾国藩一起会审的，但他在江宁等了二十多天，不见动静，等的烦了，于是称病到栖霞山疗养去了。魁玉等人自然更是不愿主动参与此案。曾国藩等众人都远离此案时，却带着几位幕僚来到江宁大狱，张文祥的牢房之中。
  曾国藩隔了牢门向里看去，见一个胡子长长、头发凌乱的大汉正睡在一堆稻草之中，仔细看那张脸，并无凶恶之相，多日不见阳光，面色更显苍白，眉毛向四面乱刺着，闭着的眼睛糊着些眼屎，有些狼狈，但还能辨得出此人以前也是甚俊朗的一个人物。牢头喊道：“张文祥，快起来，总督大人来了。”
  张文祥睁开眼，看了看曾国藩，坐起身来，背转过去，身上的重镣哗啦啦的响着。那牢头骂道：“你敢无礼？！”
  曾国藩喝止道：“不要难为他，去将他的镣铐去掉。”张文祥听了这话，转头狐疑的看了曾国藩一眼。
  曾国藩走过去坐到张文祥的对面慢慢问道：“张文祥，本督听说你孔武有力，一刀可以戳穿五张牛皮，是吗?”
  张文祥点点头。
  “把牛皮靶抬出来。”
  两个戈什哈抬出一个靶子来，那上面蒙着五张黑黄色的水牛皮。
  “把刀给他。我要看看你的本领。”
  狱卒忙将一把小刀交给张文祥。张文祥接过刀，冷笑道：“把刀给我，不怕我刺死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