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早在1956～1957年间，因为反对合作化，在不少省市有过一次“拉牛退社”、“包产到户”的风潮。1956年的《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提到了安徽芜湖地区生产组包工包产、四川江津包产到户，并认为这些做法“是完全对的”。（何成《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人民日报》1956年4月29日)当然，这些“资本主义主张”很快被批判禁止。 
    六十年代，由于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包产到户在一些地方再度出现。农民说，远看1953年、1954年，近看自留地，这些都比集体搞得好。有些人还将单干称作他们的“总路线”，而政府之所作所为，是“张果老倒骑驴，一步一步退”。据杜润生回忆，1962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70％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期内解体，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成为西北全区的一大政治事件。而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单干，据统计约占20％～30％左右。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也支持搞“责任田”，而这“责任田”在实行后亦被称为“救命田”。只是这个做法很快受到了压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严厉批评，并被免去第一书记的职务。相较而言，此时农民经营的“责任田”与其后小岗村村民顶风作案、按下的血手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到了1978年万里当书记时，小岗村却在不经意间成了引领潮流的时代英雄。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6.幸福的自留地（3）
     
    据说当时有老干部调查万里治下的包产到户，并责备万里脱离社会主义。万里便问他，“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答曰：“我要社会主义！”而万里的答复是：“我要群众！” 
    农民还是那些农民，他们的思想既谈不上进步，也谈不上落后，他们所做的都依旧是相对于大时代而言显得近乎卑微的自救。区别只在于两个时代对村民自救与自治的态度。新时代的态度是“可以有”，而此前，从普通农民到改革者，因为没有获得国家的支持，他们的主张与实践稍一冒头，便像不但无用而且可能导致火灾的烟头一样被掐灭了。 
    类似普通人成为先行者的故事有很多，比如赣南学生李九莲的悲剧。1969年，因为在给部队男友曾昭银的私人信件和日记里诉说了自己对形式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反感、对林彪政治动机和刘少奇政治结论的怀疑，李九莲被男友告发，迅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两年后，林彪倒台，李九莲不但未被平反，反而在盛行“两个凡是”的1977年，也就是“文革”结束之后被杀害，理由是自我鉴定上的反动言论。而就在此前一年的5月，李九莲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读到这个标题，读者一定倒吸一口凉气。因为这正是两年后引发思想解放大潮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核心议题与核心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并不伟大也非创新（以前我也曾在胡适的作品中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伟大的是在逆境中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当守卫常识的人变成了先知，悲剧不是正在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董时进的预言 
    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何博传提到1985年第5期《湖北财经学院学报》上的一张图表，上面没有任何坐标，全部的说明不过是一段结论——“上述曲线的差异，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所在”。何博传将这种没有经过任何论证而直接得出政治结论的图表称为“神话式政治图解”。今日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互相为敌，而是取长补短，对于类似“神话式政治图解”，人们往往一笑了之。然而其中有多少人可以当之无愧地声称自己没有生活在一个个未经推理的神话结论里呢？ 
    有一次聊天，柴静突然问我：难道你没有那么一天，如梦方醒，意识到现实生活和我们小时候通过教科书相信的美好社会不一样？我说没有啊，因为我很少通过教科书相信什么，我对时代的判断更多来自底层的经验与生活。 
    拜改革开放之所赐，今日民众不再闭目塞听，大多能相对从容地正视本国体制的诸种弊端与不足，不再以一个笼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回避问题，这也是今日改革的动力或者民情之所在。在此，我想说明的是，自小生长在乡村，在中国的最底层，让我深知生活的艰辛，可以近乎本能地拂去时代的虚饰。而从经验出发，同样是人类理性的开端。 
    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件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而近现代历史上许多人物都有。这当然不是因为江南空气潮湿没有保存好，而是因为我生在农村没有机会拍照。 
    是的，乡村贫穷、落后，但为什么滞步不前？事实上在二十里外的县城，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便已经通了火车。虽然年少无知，我还不知道追问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走了怎样的弯路，但类似的经历让我对经验之外的说教与推理多少有了些免疫力。如果我正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我是断不能通过天花乱坠的概念推理出自己拥有酒足饭饱的幸福的。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6.幸福的自留地（4）
    说到饥饿，我已经没有多少切身的记忆。母亲偶尔会说起我小时候如何营养不良以及现在的小孩们如何油水足。不过，对于发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我从大人们那里还是了解了一些。据祖母说，她有个女儿便是因为营养不良夭折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十岁左右，每餐分到的口粮只有一两米，而大人是二两米。由于吃不饱，父亲只好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挖野菜，或者跟着爷爷去山里剐柚树皮充饥。这不是个好差事，因为许多树皮都被别人剐干净了。而这些替补食物，早先都是一些猪食。人吃起来，不是出现解手困难，就是肚子会疼。我的父母一直患有胃病，恐怕和这场大饥荒不无关系。 
    母亲常常和我提起的是她之所以没有念完小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饿得头晕，书包都背不起”，后来索性不去了。事实上，此时江西的饥荒还不算最坏。这场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灾害，死亡人数虽然民间有三千万或者四千万之争，但就官方公布的数字来看，至少也在千万之上。而在极端的年代，人们甚至被剥夺了最卑微的自救的权利，要饭还要乞讨证，否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不过，再严密的追堵，还是磨灭不了人们求生的意志。在我印象中，直到八十年代，仍然经常有来自安徽、河南甚至江苏等省的逃荒者路过小堡村要饭。后文提到的小堡村有位妇女，便是在六十年代初跟着她的母亲以及三个兄弟姐妹一起从江苏逃难而来的。 
    说起这场大灾荒的起因，村民似乎仍停留于重复当年官方的解释：一是因为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被苏联逼债。当然历史并非那么简单，几十年间，有心梳理历史或者不忘过去的人注意到，灾难的起因在于当时的内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网上还有人在争论一个问题：在灾难发生的年份，中国是否同时在向苏联出口粮食？ 
    1755年，当伏尔泰为里斯本大地震中死去的四万生命愤慨不已时，卢梭则回应道：发生灾难，错误不在大自然，因为不是大自然“把两万家庭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卢梭接着说，假如居民散居开来或是以另外的方式居住，“那么地震的次日，我们会在20个不同地方看到他们高高兴兴地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我是在《饥荒与政治》一书中读到上述材料的，这大概也是有关“风险社会”的最早论述吧。作者西尔维·布吕内尔认为，把眼前的困难归咎于自然环境、所谓的人口过剩或者食物产量降低等因素，就像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言（他们或无知，或仓促，或不怀善意），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解释饥饿现象时无视政治因素在当时发挥着多么重要的决定作用。 
    而按现在的危机干预理论，饥荒的发生通常都会有前兆，比如食物储存逐渐枯竭；市场上的食品价格提高，出现替代品（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动物）；最健壮和最有才能的家庭成员忙着为留在原地的人找寻食物；有社会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物品被变卖；用于生产的牲畜被杀；等等。从食物匮乏到人口大量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制止一场饥荒只需几个星期。若非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场饥荒怎么会没有预警，又怎么会持续几年时间？毛泽东听说信阳死了许多人还不相信，以为是阶级敌人在造谣搞破坏。 
    春种秋收，大量守着农地的农民活活饿死，不得不说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他们有种粮食的义务，却没有获取粮食的权利。纵观全局，这次大灾荒源于一连串事件：兴无灭资、强制农民集体化、“大跃进”、强征农民余粮等，而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的社会反对意见已无立锥之地，这也是我在整理董时进相关资料时的一个最深感受。